易富贤：美中第二轮关税战的本质和前景展望

易富贤：美中第二轮关税战的本质和前景展望

　　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刚当选就给中国递来橄榄枝，破天荒地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还有意在就职后100天内访问中国。但他重返白宫后的第二天就表示，最快从2月1日起向中国制货品征收10%关税。但他三天后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宁愿不必”对中国加征关税。美中关系扑朔迷离。美国对华关税大棒何时落下？最终会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议？

　　美中贸易战的本质

　　老子说过：“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伐木建房，但使用的并非墙壁而是空敞的房间。陶壁和墙壁是“有”，而陶腔和房间是“无”，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

　　同样，生产是“有”，消费是“无”；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既是因为消费者数量不足，也是因为人均消费能力不足。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生物学本能，因此儿童是超级消费者。从全球来看，女性的消费能力远高于男性，比如美国的妇女控制或影响着85%的消费支出。然而，中国数十年的选择性堕胎导致年轻女性消费者短缺和单身危机。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初婚年龄的性别比(男28-32岁，女26-30岁)高达125，农村地区为134。许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钱，而是攒钱支付高额聘金、购买婚房。

　　并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减少，也降低了家庭的刚需，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现在的44%，从而使得中国人均消费能力不足。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还影响消费心理。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中国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加剧了消费疲软。例如，2023年超过一半的养老金领取者(主要是农村老年人)每月平均只能领取223元人民币(32美元)。2.98亿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不到城镇工人的一半，但储蓄率却是城镇工人的两倍，高达70%。

　　居民消费，国际社会一般占GDP的60%，但中国只占38%，而美国却占68%。最终消费支出，国际社会一般占GDP的75-80%，而中国只占55%，而美国却占82%。将经济比作房子，国际上的“房间”(最终消费)占75-80%，“墙壁”(生产)占20-25%，因此住起来比较舒服。但中国的“房间”只占55%，导致消费不足和失业压力；“墙壁”却占45%，是国际社会的两倍，导致产能过剩。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间”太小，需要拓宽；而美国的“墙壁”太薄，需要加厚。这就是美中贸易战的本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调侃，美国需要“埃隆·马斯克”以振兴制造业，而中国需要“泰勒·斯威夫特(歌手)”以提高消费。

　　中国的旧船票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

　　中国内需不足，使得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顺差。以2023年为例，制造业顺差1.86万亿美元，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亿倍、农民工平均年薪的2.3亿倍、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薪的1.3亿倍。也就是说，制造业顺差为中国提供了两亿左右就业。

　　而全球的顺差是由美国提供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而美国是第一大逆差国，互为镜像。中国的顺差增加，导致美国逆差增加和制造业衰落。随着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4%上升到2023年17%，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比重从0.1%上升到1.8%，国际社会(尤其美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了。

　　尽管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将出口多样化，减少了对美国的直接顺差，但是间接依然是来自美国，因为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美国的顺差。因此，特朗普的第一轮贸易战并未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没有增加，制造业逆差占美国GDP的比例没有减少。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誓言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意味着美国必须减少逆差，将商品出口/进口的比例从目前的64%提高到80%左右，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减少。那么中国应对第一轮贸易战的旧船票(转口贸易)就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了。

　　美中第二轮贸易战会如何进行？

　　第一轮关税战是“损中不利美”。特朗普的第二轮关税政策的目的是“利美”，中国的应对的策略是“不损中”，二者是有交集的。

　　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仍然会给世界提供顺差，虽然量减少。如果美中能够真诚合作的话，可以让中国获得美国提供的顺差中的最大的份额，实现“利美不损中”，至少是“利美少损中”。

　　从美中双赢的角度看，最好是中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44%提高到国际正常的60-70%，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并增加从美国进口。此举还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危机，降低青年失业率。

　　中国目前如此低的居民收入占比，主流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而中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主要是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工农业。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中国目前的60%水平时，服务业提供70-80%的就业，而中国的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青年高失业率，进而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中国很难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一方面分配制度的改革总是最艰难的，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拦。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和政府对社保、医保等投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占比很难提高，比如日本的家庭收入占比从1994年的62%降至2023年的52%。

　　作为补救，中国应该减少从其他国家(尤其对中国存在顺差的中东、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进口，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这会降低中国利用贸易施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但却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孰轻孰重，很容易掂量。

　　美国如果从头开始振兴制造业，成本高、效率低。而中国有着完善的产业链。如果美国利用中国的产业链，可以大大降低振兴制造业的成本，比如特斯拉就是美中产业链合作的典范。而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远比中国落后，不可能给美国以帮助。美国应该会鼓励中国企业来美国建厂。

　　中国是现有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人口老化和经济下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如果现有秩序崩溃，中国在新秩序下的地位反而会更加不利。特朗普在上任前就放话：“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呼吁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合作，这种合作和战略互信也有助于稳住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