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干部，胆子也太大了

这些老干部，胆子也太大了

　　最近看了几部剧都烂尾，不知道是编剧问题还是，其他不可说原因。

　　再比如按了很久，最近才流媒体的《平原上的火焰》，只能说稀碎，怪不得票房很差。

　　于是有了今日感慨，在一个上班的周末，希望大家看得畅快。

　　01

　　1998年3月，中影举行看片会，各地影院经理到场。片子194分钟，中途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场。看完后，经理们排队上厕所，纷纷发表感言，说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爽的洋片。大家对高票房的期待，瞬间有了底气。

　　更有底气的事，还在后面。3月9号，一位热爱文艺的老人，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

　　省略号后面的内容，我这里就不方便打出来了。

　　这段讲话被刊登在《羊城晚报》上。

　　广东电影公司宣传科的同志，嗅觉很敏锐，意识到可以借力，赶紧传真各单位，给《泰坦尼克号》造势。

　　因为老人一番话，杰克和肉丝的爱情故事，成了当年最大的话题。电影摘下11项奥斯卡奖后，4月1号，全国公映。各地观众都看疯了。

　　有的影院，甚至为抢拷贝大打出手。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

　　最终，《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收获了3.6亿的票房。

　　这还是由于上面发文，说差不多行了，别再放了。不然就破4亿去了。这个数据，占了当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直到11年后，《变形金刚2》才给打破。

　　回忆此事，广东电影公司的宣发同志说：

　　“那份报道引起很多地方领导的重视，当初政府机关包场占了相当比例。”

　　所以你看，这3.6亿票房，老人一番话，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并不少。平日里，广大人民群众不大能听见、看见的文艺作品，就因为某些老干部的一句话，一次历史性绿灯，突然就见光了。

　　当然，摁下绿灯后，每个老干部的结局，也不大一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退场。

　　02

　　那时候，敢摁绿灯的老干部，都很有勇气。众所周知，在所有绿灯中，王昆摁的那一个，最有名。

　　很多人都是那句话，要不是王昆让崔健上台唱了《一无所有》，中国摇滚还在马克西姆餐厅自娱自乐呢。

　　毕竟，那时候，“摇滚”二字，基本等同于流氓。

　　别说摇滚了，连稍微软性一点的流行音乐，都是批判对象。

　　邓丽君的歌，更是文艺晚会之大防。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朱明瑛唱了一首《回娘家》。这歌一开始被传为“河北民歌”。后来大家才知道，出自邓丽君1982年的专辑《初尝的寂寞》，原名《小媳妇回娘家》。是一首流行歌。

　　朱明瑛来自东方歌舞团。1962年，这个团成立时，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20年后，她成了团长兼党委书记。歌就是她让翻唱的。

　　“一个文艺史的偶然或必然”

　　那一年，崔健去上海接私活，被单位劝退。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写出《一无所有》。恰好东方歌舞团支持搞“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就去找王昆。王昆听完后，顶着巨大风险，让崔健上了台。

　　演出当晚，中顾委的秘书长，76岁的老干部荣高棠，怒而质问，王昆，你怎么能搞这个呢！

　　王昆笑呵呵地打太极，说不就是一首情歌嘛，小伙子搞对象没搞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着，中国摇滚乐，突然就地上了。

　　除了《回娘家》和《一无所有》，王昆当团长时，还挖掘了郑绪岚、成方圆、程琳、李玲玉等女声，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因此，王昆一度被指责为“引进流行音乐的罪魁祸手”。但王昆根本不不怕。

　　一是人家自己硬气。当年延安首演《白毛女》，王昆演喜儿，把主席唱哭过。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写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政治上，人家觉悟高着呢。所以王昆当时很自信：

　　“过不了几年，你们给我的这顶帽子，就会被摘掉。”

　　2014年，在筹备“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期间，这位优秀的老干部，突然头痛、晕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89岁。

　　没有她，中国流行音乐的公开化演出，说不定还要走好多弯路。

　　03

　　1996年，东方歌舞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那就是李谷一。

　　不过在成为干部之前，李老师是被批判的那一个。那首歌，中国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叫《乡恋》，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

　　李谷一老师当年受的委屈有多大，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

　　《乡恋》是连夜写出来的。《三峡传说》本来要上一首《思乡曲》，作曲家张丕基五易其稿才写出来，导演马靖华却不满意，只好重写，还自己上阵连夜写歌词，于是有了：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映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重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第二天，张丕基看到歌词，瞬间来了感觉。但《乡恋》有个问题，为了让歌曲洋气一些，张丕基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

　　但这些东西，一般人轻易不敢碰，据说当年录音时，洋乐器一响起来，在场人员全都屏住了呼吸。

　　果不其然，《乡恋》一播，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可惜，很快，指责就来了。有人站出来说，这歌很像邓丽君的唱法，还给李谷一扣了帽子，叫“黄色歌女”。

　　“一本叫人受益匪浅的书”

　　1980年初，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直接点名《乡恋》，把李谷一称为“李丽君”。这之后，批评文章，越来越多！

　　霸得蛮的李谷一老师，当然不服啊，自己写文反驳那些人，说这些唱法我们民歌里就有，跟资本主义有毛关系啊？结果，中央乐团一个领导直接派人捎话给她，说你要再这么顽固不化，这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艺术土壤了。

　　所以你看，李谷一就不像崔健那么幸福，遇到了王昆这样的老干部。

　　但还好她有支持她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全国人民天南海北地给她写信，说“黄色歌女”的帽子是污蔑，群众的掌声，足以证明一切。甚至有公职人员写公开信说：

　　“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

　　04

　　时间来到1983年。那年，央视要搞一台联欢晚会。没钱做录像，决定直播。导演落在黄一鹤头上。为了让节目有意思，现场更热烈，黄一鹤说，不如搞个点播热线吧，这样可以跟老百姓互动，才叫联欢嘛。

　　这就是第一届春晚。当时4部热线电话，被打得都快冒烟了。每接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写一张节目条子。

　　在所有来电里，《乡恋》点播次数最多。接线员每隔一会儿，就端一盘条子给黄导。黄一鹤和分管文艺的时任副台长洪民生，都不吭声，让端到一个叫吴冷西的老干部面前去。

　　吴冷西是时任广电部部长，亲自来督阵的。此前，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总编，后来又做了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没多久，点播《乡恋》的条子就积了五大盘。吴部长一看，满脑门子汗。

　　副台长洪民生壮着胆子上来：

　　“《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

　　吴冷西来回踱步十几秒，最后一挥手：“唱！”

　　《乡恋》就这么给解禁了。

　　“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歌曲一解禁，广大群众纷纷给央视写信，夸它是“人民的好电视台”。

　　第二年春晚，中央给广电部开会，讨论春晚开放程度。

　　那时，黄一鹤跟洪民生正热情高涨，但也很谨慎，直到看见《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事，黄说，既然表现团结，干嘛不请个香港(专题)歌手呢？于是连夜写报告，这就有了找张明敏的故事。

　　具体怎么找到的，这里不赘述。然而，对张明敏“政审”通过后，黄一鹤却突然接到了吴冷西秘书的电话。

　　那头说，黄一鹤，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你黄一鹤撤了。

　　也不晓得哪儿来的勇气，黄一鹤说，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

　　说完，就把电话给摔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副台长洪民生还跟部里打电话。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11点半。最终把这事儿磨了下来。广电老干部，又摁了一次绿灯。

　　春晚结束后，央视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胡很喜欢，能否寄一盘录像带来，他想带全家人，一起学唱。

　　从此，港台演员献唱，成了春晚固定节目。

　　感谢吴冷西这位老干部是肯定的。当时的环境，一场直播，任何港台演员说错一句话乃至一个字，其中的政治风险，都不可估量。

　　但更要感谢的，是敢摔电话的黄一鹤。

　　是他拿自己前途当赌注，把这事儿办了。

　　05

　　2002年，吴冷西因病去世。

　　那时的春晚，已形成了复杂的审核流程，俗称“过五关”。1983年春晚，洪民生连节目都没审。

　　但1985年，春晚在体育场办失败后，洪民生代表央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还去22家地方电视台做检讨，局面就变了。

　　洪民生本以为会被撵走，结果不走反升，还被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做“春晚节目的把关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审节目。

　　从此，春晚有了许多规定。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审查规格也越来越大。1989年后，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面。老干部洪民生，主要负责问题汇总。

　　为了保住某些敏感节目，洪民生想了个办法。每次审核前，他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争议点提出来，问可行否。李同意了，其他部门也不好说啥。春晚这么干，元旦晚会，他也如此。

　　梁左写给姜昆的那段相声，《特大新闻》，想必诸位略有耳闻。里面有句词，说某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洪民生打电话问李瑞环，那里可以摆摊吗？李说，这种事情，相声里可以想象一下，办晚会嘛，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

　　“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就这样，《特大新闻》上了元旦晚会。

　　“姜昆老师当年也是很敢说的”

　　1992年，老干部洪民生离岗。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节目，还是黄宏的《打扑克》。

　　在他任上，那两年的春晚，洪民生办得最痛快。晚会一结束，工作组跑出去聚餐，又唱又跳，觉得给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好晚会，太过瘾了。

　　为了让节目好看，春晚头三年，他和黄一鹤变着花样创新，给不同节目摁绿灯。这才导致1985年技术手段跟不上，春晚办砸，向全国道歉。

　　也因为这件事，杨伟光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空降到了央视。

　　为了春晚好看，杨伟光也摁了一次绿灯。还不是小节目，是98春晚的主题曲。也就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相约九八》。

　　当年，这首歌是反复开会一个词一个词抠出来的。光歌词，就讨论了二十多天。

　　但临近除夕，歌被拿下，大家都慌了。

　　那英打电话给杨伟光问为什么，杨伟光打听了一圈儿才知道，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因此得罪了某人。

　　拿下《相约1998》，就是为了惩罚王菲。

　　最后还是杨台长发了话：

　　“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

　　06

　　那个年代，很可能因为老干部一句话，就改变一个演艺人员的命运。

　　要不是黄一鹤一句“你们上，出了事我顶！”，陈佩斯也不会演《吃面条》，名扬全国。

　　要不是王昆打哈哈，崔健、丁武这拨人，可能还在友谊宾馆嚎叫。难怪崔健唱完歌说：“我恨不得把王昆叫妈妈！”

　　崔健想把王昆叫妈妈。还有一个人，想把张永经叫爸爸。

　　那是1991年，一个剧本送到了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看完后，老干部非常兴奋：“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

　　剧本名字，叫《编辑部的故事》。

　　“老同志的认识很深刻”

　　1989年年底，大家在友谊宾馆侃片子，好吃好喝，24小时热水伺候。牵头的郑晓龙说，我们应该让大家欢乐一些。

　　分工时，王朔6集，苏雷6集，冯小刚6集，葛小刚2集，魏人1集，傅绪文4集，马未都还得写1集。

　　结果本子写完，北视中心搬家，剧本弄丢了。大家意兴阑珊。其他人都有工作啊，王朔没办法，只好带着冯小刚，用记忆力重写一遍。

　　然而，剧本送到北京广播电视局，没通过审查。

　　郑晓龙鸡贼啊，还送了一稿到张永经手上。

　　不久，广电局邀请张永经去北视中心宣布下马令。老干部谎称不舒服，连夜选了3集剧本，扭头送给主管宣传、文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以及宣传部长李志坚，附上亲笔信。张与二人，革命友谊颇深。

　　信上说，这是一部新颖的喜剧，内容不当处，我和编剧改，但不要抹杀青年的积极性：

　　“我相信，它拍出来后，老百姓一定喜闻乐见。”

　　有了这两人的肯定，剧本迅速通过审查。随后，张永经带着冯小刚，一集一集地修改。直到电视剧开拍，剧本仍在修改。

　　年底，《编辑部的故事》大火。葛优一下子成了全国最红的男明星。同时，争议也来了。《北京晚报》连续20多天刊发争论文章。有老同学专门打电话给张永经：

　　“这是一棵大毒草啊，你可不能晚节不保！”

　　“从此他成了一名编剧”

　　对此，张永经一度压力很大。好在有些老干部的反应，让他把心装进了肚子。

　　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让我们看周全？”

　　在剧烈争论声中，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汇报完毕，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

　　没多久，李瑞环到北视视察。冯小刚又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剧吗？李说，我没看，但这部剧很好，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

　　借这股热度，《编辑部》连续拿了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

　　后来冯小刚见了老干部张永经就说：

　　“张局长，您就是我们亲爸爸！”

　　07

　　无论王昆、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洪民生、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都算是完美收场。

　　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人去做广西影厂厂长。

　　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被点名上调。想必那年，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

　　4年后，这一届学生要分配。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要了12个名额。

　　结果，大家都嫌弃，只去了4个。

　　这四个人，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以及美术系的何群。

　　爱才心切的韦必达，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还给分房子。这都不算啥，最高级的待遇，是为这几个年轻人，开了先例，闯了禁区。

　　这几个人一去，立即成立了全国最年轻的摄制组。

　　1983年5月，厂长、书记、副厂长，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一起审阅剧本10天。这部《一个和八个》，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当年，广西影厂可是投了50万。

　　年底，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论”大批判。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重点批判。

　　显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将遭到巨大冲击。

　　这时候，韦必达站了出来，在厂长会议上，替年轻人说了话。但最终，电影没能通过。

　　“《一个和八个》剧照”

　　《一个和八个》亏了50万，不能再冒险，所以当陈凯歌找上门时，韦必达就给了他《深谷回声》的本子，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

　　这期间，韦必达爱护陈凯歌，给他开了北影厂四倍的工资。

　　1984年7月，陈凯歌的《黄土地》也送到文化部，却遭到电影局领导的指责。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韦必达不服，跟领导吵红了脸。

　　两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

　　最终，它们都通过了。

　　但就那年年底，韦必达被调离了一线岗位。

　　08

　　如果没有韦必达给摁绿灯，张艺谋估计还要在广西熬十年。但老谋子的运气，实在太好。先是遇到韦必达这样的老干部，不久，又遇到了西影厂的吴天明。

　　吴天明给他和第五代摁的绿灯，那就数不清了。

　　吴厂长是从导演直升厂长的。他直来直去，性格不输李谷一老师。一上任，开全厂大会，就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全撸掉，换新人。

　　人家夜里打电话说我操你妈，他说我操你奶奶。

　　光为张艺谋，他就摁了两次绿灯。

　　第一次拍《老井》，他把毫无演戏经验的张艺谋拖去做主角。

　　西影厂的人听了，非常抵触，都说：

　　“这俩人疯了，等着倒霉吧。”

　　结果张艺谋拿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

　　拍戏期间，张艺谋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想拍。可高密早不种高粱了。

　　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吴天明说，等你种出高粱再拍，黄花菜都凉了。西影厂各个车间有副业，帮人修东西赚外快。这笔钱，本来是留给工人发奖金的，吴天明居然让各车间凑了四万块，拿给张艺谋去种高粱。

　　一个干摄影的，突然被提拔成导演。在论资排辈的业内，这是闻所未闻。

　　但吴天明不管那么多，只要年轻人能把电影拍好，他就愿意闯禁区。

　　想当年，芦苇只是一个美工，因为剧本写得不错，他直接拿了1000块钱给他，说你出去采风吧，想干啥干啥。芦苇说太多，500块就够了。

　　后来，芦苇写出《黄河谣》《双旗镇刀客》，吴天明就说：

　　“花500块就培养个好编剧，太值了。”

　　很难想象，那些年月，吴天明头上的压力有多大。如果《红高粱》没获奖，他拿车间的钱给张艺谋私摁绿灯，会被全厂人骂死。

　　“黄斯·安德森的《黑炮事件》”

　　对此，吴天明从来不怕担责任。黄建新拍《黑炮事件》前，只是个场记，被他送去北影进修。

　　回来，给机会，说你随便拍。

　　于是黄建新用了诸多先锋手法拍。片子拍完，送上去过审，出了大麻烦。那年，国家要给厂里涨工资，只要片子通过，中影还给80万，到了年底，全厂每人涨一级工资，并补发三个月工资。全厂上下，盼着这笔钱过个好年。

　　结果呢，审核没通过。一分钱没有。

　　还是吴天明站出来，对全厂人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跟黄建新无关：

　　“电影是我让他拍的，这个责任在我。”

　　黄建新当场就哭了。

　　最后，影片改了70多处，电影终于上映。放到今天，这片子估计很难过审。

　　不夸张地说，是吴天明摁下的一盏盏绿灯，照亮了第五代前进的道路。

　　“一颗黑炮，一个时代”

　　在其任职期间，去省委告状的人不计其数。光是对他的经济问题审查，前后就有三次。为了那些绿灯，吴天明三天两头跟领导吵架。

　　20年后，他还记得自己说得最狠的一句话：

　　“我不当官继续当导演，你不当官就什么也干不了。”

　　09

　　摁了那么多绿灯的吴天明，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1989年，吴天明赴美访问。因为一些事，滞留在纽约(专题)。他在西影厂的工资，不到200块，出国时也没带几个钱。身上的钱花完后，只能在洛杉矶(专题)开录像带店维持生计。

　　即便如此，得知彭小莲拍片没钱，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找自己。

　　又叮嘱彭小莲，没好剧本，宁可熬着，别拍烂片！

　　吴天明后半生一直践行着这条准则。

　　当上厂长后，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专心扶持年轻人。

　　厂长不当了，他才四处找机会拍片。幸好那年，邵氏有个本子要拍。吴天明一口答应，赶紧飞到香港。看了本子才发现，是台湾(专题)编剧写的俗气故事。随后，吴找来四川编剧魏明伦改剧本，改成一个新故事。

　　这就是电影《变脸》。

　　吴天明靠它，拿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

　　“《变脸》剧照”

　　宁可不拍，也绝不拍烂片。因为这条底线，吴天明拍的片子越来越少。

　　这位老干部，一生摁无数绿灯，给中国电影留下宝藏，结果到了晚年，很多电影梦没能实现。遗作《百鸟朝凤》四处找人才拉到投资。

　　直至病逝前，都没找到愿意发片的人。

　　市场化起来后，长达10年时间，很多人拿钱诱惑他，拿剧本给他。不喜欢的题材，都被他拒绝了。人家问他是不是跟钱有仇，他说：

　　“钱顶个屁用，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拍！”

　　写《百鸟朝凤》时，吴天明经常写哭。但因题材冷门，故事平淡，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均遭拒绝。就在一位老板说要看片时，吴突然离世。

　　随后，投《后会无期》的方励接下电影，为它下跪，呼吁影院排片。

　　一个为中国电影发展挑战无数陈规的导演，就落得这样苍凉的结局。

　　在此，得怀着敬意，感谢上述老干部们。

　　“电影《黄土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