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去美国后，就写不出好东西了吗？

张爱玲去美国后，就写不出好东西了吗？

　　“美国到底有什么诅咒，怎么张爱玲去了那里尽写些烂东西。”

　　在一些文学鉴赏力非常可靠的台湾(专题)一线小说家眼中，晚年的张爱玲，写的尽是些“烂东西”。或者说，写得一点都不“张爱玲”。

　　但台湾作家唐诺不这么认为。

　　“回去好好再读一遍，你看错了，我一直到读了这部小说，才真正确认张爱玲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

　　他如此反驳道。唐诺在新书《求剑》中，用他一贯的辛辣、细碎、独到的语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职业读书人”眼中的张爱玲。比如《小团圆》中的恨意、张爱玲华美的狐狸皮毛下其实一直都是只刺猬……

　　01.

　　“美国到底有什么诅咒，怎么张爱玲去了尽写烂东西”

　　从《小团圆》开始，这些年每读又一篇张爱玲“出土”的新小说新文字（就不能一次拿出来吗？），我总会先想起尼采那番断言，他以为耶稣死太早了，如果当时耶稣活了下来，活下去，他迟早一定会收回自己这些太过年轻的教义。

　　又来的《爱憎表》是篇没写完的散文，讲的是张爱玲自己十七岁高中毕业前夕校刊调查表的填写（共三十五名毕业生，只是我们没想知道更不追问其他三十四人），我算了下，当时张爱玲只写了二十三个字，再加上 Edward VIII这个英文帝王名字，而半个世纪之后，它诡异地膨胀起来了，张爱玲说这篇文字会“很长”（见她写给宋淇的短信），果不其然，尤其是满布记忆刻痕的、密码也似的写作大纲注记部分，很容易让人想到本雅明同样来不及完成的巴黎书写。

　　青年张爱玲（左），右为张爱玲的姑姑

　　一样又来了的是类似的读后感，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较惊心的是“美国到底有什么诅咒，怎么张爱玲去了那里尽写些烂东西”，这出自两位认真的、文学鉴赏力也一直非常可靠的台湾一线小说家之口——大体上，延续着《小团圆》《雷峰塔》《易经》三书，尤其《小团圆》乍乍出版之时，这我听过太多了，包括有人说这是张爱玲的恐攻，她人肉炸弹也似的冲过去，把自己和相关人等一并炸烂掉。

　　事实上，还有人以此对我谄媚，此事荒唐但千真万确，也是台湾一位现役小说家，他大致知道我和胡那一点点渊源，胡先生算是我二十岁时日（都快四十年前了）一位擦身而过的老师，起码我自己单边地认定他是老师，公鸡叫不叫我都不会否认，而《小团圆》又可视之为对胡先生那篇写得太美（美得不像真的）的一文的阴森森驳斥，但这实在太不了解我也太小看我了，愤恨不平（不平得不像真的）的小说家开骂了足足五分钟有余，结尾我记得很清楚：就连我老婆都气得不想看了，真想把书扔垃圾桶去——。

　　打断他的必定是我的表情，我也完全记得我的回答，因为从头到尾我就只讲了这几句：“回去好好再读一遍，你看错了，我一直到读了这部小说，才真正确认张爱玲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

　　同样的，《爱憎表》一文我依然觉得好看，当然，也可能看错的人从头到尾都是我，文学鉴赏这事，尤其在这个平等自由时代，能谁说了算呢？

　　02.

　　“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张爱玲十七岁时候这张游戏成分十足的调查表，事实证明，的确因为我们不尽恰当的认真专注（一开始谁都意识到其游戏成分，但逐渐减弱、消失），固化为某种愚行，刻舟求剑那样毋宁有点令人伤感、有点莫可奈何的愚行——这本来只是船身上一道浅之又浅的记忆刻痕，甚至并不为着标示什么。不是张爱玲以为，而是我们大家误以为这是掉剑地点的郑重记号，多年之后下水泅泳寻宝的人也是我们，尤其那些学院里的研究学者。整件事情较奇怪的是，站岸上的张爱玲并没嘲笑我们，她有充分的讥笑理由和讥笑才华，甚至，我们一直以为她有这样的习惯。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我刻意地一个字一个字重抄这二百字不到的开头，等于是以最仔细的且仿张爱玲原来书写时间的方式再读一遍（和张爱玲原稿一样，我也是手写），没错吧，这里面只有极微量的辛辣成分，而且更像只苦笑摇头向着十七岁当时那个自己，我同时想着的是《倾城之恋》里大家印象深刻的那最终一幕，那一个张爱玲：“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快快交代完这发语词也似的二百字，张爱玲便整个人进入到填表当时的记忆里，当时她（可能）在想什么、怎么想，当时她正处于何种心绪和生命状态，当时旁边还有谁、有哪些东西，已全然流逝不回的那一整个世界大致上是何种形貌什么内容，等等，这相当于在告诉我们，刻下这一记号时，船正走到哪里——这里有稍大的和稍小的两处惊异（尽管读《小团圆》三书我们已基本惊讶过了），稍小的是，张爱玲何以肯这么正经老实写这篇文字？还计划写很长？也就是说，她跟着我们当真起来，不退反进，不是该笑吟吟一脚踢开吗？稍大的是，张爱玲还把这篇文字写得如此正经老实，包括内容和语调，这可能是我们更难习惯的张爱玲，沉静的，不东张西望的，我们几乎要说是温柔的。

　　一直以来，至少在《小团圆》问世前这么漫长时间里，我们总以为张爱玲是那种不更正不解释自己的人，她的书写近取乎身，却总能巧妙地让自己躲开来，只留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在现场，像汉娜 ·阿伦特所说“没兴趣”“无利益”“不参与”的旁观者，所以，这么一大堆人喜爱张爱玲，但很少人以为张爱玲是可亲的、可性命相待的；她给你包括某种“原来可以这样”的奇妙自由，但从不包括打中你、说出你最深处说不出来话语的那种悸动。而不更正不解释，其实是书写者这门行当的普遍认知，不这么认知还能如何？

　　流言和谎言，如列维·斯特劳斯讲的，在我们面前“堆积如山”，一一更正它解释它是做不到的也没那么多时间，书写者从根本处，从第一天就该这么认识并奉行，作品从你手中出去那一刻，它就不再属于你，是阳光空气水，是公众可任意取用、使用、误用和滥用的东西云云。诸如此类明智但无奈的建言，我已数不清记不住有多少个书写者都讲过，我剩下的好奇只是，看着这么多个不是自己的自己飞舞眼前，书写者当然不免在意那个被低估被诋毁的自己，这是人性；而他也在意、也难以忍受另外那个被高估被不实赞誉以至于像偷取了什么的自己吗？这不太是人性了，所以，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书写者会想要更正后者这个？得是什么样的书写者才会要更正它如大审判官寓言里再来的耶稣？以及，为着什么要更正？

　　二○一五年侯孝贤拍成了《刺客聂隐娘》，和访谈者陈文茜有一场令人（某一小部分人）难忘的公开对话——陈文茜从坊间流传的、破碎的资讯里编织出一个年少浪荡闯祸不断但终成电影大师的侯孝贤来，但老实到近乎鲁钝的侯孝贤大概没意识到也无法配合遑论证实，让陈文茜又急又沮丧。“不是，你的童年不是这样！”“我的童年应该由我来说吧。”

　　《爱憎表》写得不像由昔日那个张爱玲所写，太喜欢原来张爱玲的人会察觉到那种“换取的孩子”的危险，但这里面也有正当的、听来言之成理的文学意见，这是共容的，也是必要的（否则就真的陈文茜了）。我自己直接听到的就有：“怎么会如此平铺直叙、如此细琐？”“这些《小团圆》三书里不都写过了吗？”“同一块回忆怎么可以用同样视角、同样语调一讲再讲，张爱玲只会这样写了是吗？”

　　03.

　　平铺直叙绝对扯不上张爱玲

　　事实上，《印刻文学生活志》发表时，文稿整理者冯睎干还整理出一张简表，《小团圆》里的人物（理论上是虚拟的）和《爱憎表》里的人物（理论上不可以是虚拟的）一对一准确入座仿佛只换了称谓而已，如邓爷即史爷，韩妈即何干，毓恒即柏崇文云云，这就学院的文学研究工作或许是个欣然的发见，但对创作成果的褒贬而言，一般来说是相当凶猛相当致命的一击。

　　是啊，好像张爱玲只会、或说只想这么写，但为什么？这是我另一个更大的好奇——事情好像一整个倒过来了，我们说，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曾经在她笔下一个一个成功地、华丽地变形过并飞舞起来，张爱玲即便置身在那种阴湿无光的老房子老弄堂里，跟我们重讲那些反反复复如叹息如呻吟的老妈子故事，都是灵动的、锋芒闪闪的，像小说家史蒂文森（有说是“最会说故事的人”）要求的那样，往往，她的文字还太跳动太不安分到令人不禁起疑，至少，平铺直叙和老实云云绝扯不上张爱玲。张爱玲是完全“忘了”她老早就很会了、娴熟得呼吸一样的书写技艺连同全部的文字感觉是吗？像人奇怪说他忘了怎么骑脚踏车或游泳那样，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也完全不接受另一个更简单省力的解释，佐以台湾现今很流行很得势的胡言乱语（实在无法称之为文学见解），那就是张爱玲老了、昏掉了，人到五十岁，或甚至四十五岁，就该自己识趣不要再写了——文学从没有这什么五十岁四十五岁云云的世代交替天条，这整套系借自于那个抢骨头也似的现实政治权力倾轧场域，地球上一个我们一直最厌恶最瞧他们不起的地方。

　　我另外也想到篮球大神迈克尔 ·乔丹久违了的名言，揭示的是他天行者也似的灌篮奥义：“飞起来谁都会，真正难的、要在空中先就做好的是，你要如何正确落下来。”

　　于张爱玲，我这一辈人其实经历了一道戏剧性曲线，说是起伏不如讲是跳跃、飞起，至少在台湾状似如此——我二十岁以前，认真看待张爱玲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少（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甯极可能排第一，终身倾慕张爱玲），一般说她是鸳鸯蝴蝶派，是言情消遣小说，甚至说她只是比琼瑶好一点罢了（恰好又同在一家出版社）；但到我三十岁左右，所谓“张派”已是台湾小说的第一大门派，一定年纪以下的女性小说家（几乎全数）和男性小说家（也好些个）源源加入，这由不得你不加入如“黑帮”，只要你城市些，聪明些，灵巧细致些，少碰乃至于出言嘲笑大价值大目标些，就自动被归属于张爱玲门下（就连王安忆被莫名并入张派一事，也是在台湾发生，当然原意是赞美），济济多士，张爱玲以甯，至此，在台湾再找不出任一个可堪匹敌的名字了。

　　张爱玲，1966，华盛顿

　　04.

　　华美的狐狸皮毛底下，其实一直是刺猬

　　如此从过卑的所谓姨太太文学到过亢的“祖师奶奶”一名，温差实在太大对人心脏血管不好，或如日本(专题)谐星后藤讲的，“温差高低太大，我都耳鸣了”。而且两端能讲的话都已被很夸张地说了，因此，除了三十岁以前私下为张爱玲辩护得面红耳赤之外，我在书写中极少说张爱玲 —大致是，除了忍不住引述过几句张爱玲讲得实在好的话语，便是我写朱天文《巫言》一文里的。

　　我讲之于如今的朱天文以及我们这些人，张爱玲其实已算是个“年轻作家”，这才是实质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张爱玲小说都是某一个年纪不到四十岁的作家写的，我以为，这可以提供、提醒我们重读张爱玲的有益、有意义，至少较平等公允（也对张爱玲公平）的视角，会较具体地联结到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会看出来更多东西包括其空白；还有，我记得我也说过张爱玲基本上只写同一趟生命潮水里的东西（所以不容易用伟大来形容她），她的小说始终直接取用、囿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只是她灵动炫目如太强烈亮光的书写，以及她“无情”的书写身姿，挡住了此一事实真相；张爱玲太过华美的狐狸皮毛底下，其实一直是一只刺猬。

　　晚些读张爱玲小说的于此可望平实一些，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城，他讲他下放时或下放才归来第一次读到张爱玲吓了一跳：“喝！上海哪个女工小说写这么好。”

　　即便充分意识着她昔日的《流言》一书（散文对散文吧），我仍觉得《爱憎表》很好、非常好，也有我期待看到的东西，但绝对不是什么绚烂归于平淡云云已说得太滥也想得太烂的话；《爱憎表》不是归来、放下，而是前行、进入。

　　我猜想，太喜爱张爱玲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把《流言》当判准，以此检查多年后《爱憎表》究竟少了什么如同伤逝，要命的是，少掉的多是我们以为“最张爱玲”、最青春欲滴的成分没错，但，这不是最该合理消失的东西吗？

　　人六十岁写二十岁的自己不是真的要把自己退回二十岁，即便用小说即时性的、当下进行式的方式来写，仍该保有某种回望的、已知的成分，只因为如今你确确实实已知道更多，二十岁当时诸多你只能猜只能赌的犹未完成之事（一场误会、一次恋爱、一种希望云云，每个当下都是未完成的），如今已一一有了结果甚至“答案”，记忆已长成更丰厚完整的模样，装无知装天真地写因此问题不在恶心不在技艺拙劣，而是浪费，让日后这几十年像是白活了一般。不少书写者犯这种错，而写小说通常又比写散文容易出这种错。

　　我自己看着的是另一端，《爱憎表》比《流言》多了什么，这是应该要有的，人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乃至于就要抵达生命终点了，朝哪儿看都是回望了，记忆如此不停转动、黏附一层又一层堆叠上去。更因为这是张爱玲，如此一位早慧的书写者，却又远远在她生命成熟期到来之前就隐退了、不说话了，几十年，她不忙，也没转行寄情寄漫漫长日于其他，没更换成另一种人生（阿城说得对，张爱玲终其一生保卫着自己的生命、生活样式），这么灵敏的脑子和全身感官理应一直进行着，却只进不出，我的极度好奇可简单凝成一个带点童稚意味的愿望：这些我读过的张爱玲小说，如果换由一个较老的、比方我这年龄的张爱玲再来写，又会写出什么写成怎样？我想读这样的小说。

　　《爱憎表》明显比《流言》的精巧短文多出不少东西，物理性地从厚度就可看出来。剩下的，就只是多得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有意义或理应删除而已，所谓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云云。

　　于此，朱天心的意见是，她以为昔日的张爱玲只是把最美的那朵花摘走，现在，张爱玲愿意把所有开好开不好的花，连同其根茎枝叶，连同泥巴、整座园子、整片土地，乃至于每次花开当时的空气成分天光云影全告诉我们，包含美和不美的，舒服和并不舒服的，容易入文学和不容易入文学的。

　　洛杉矶(专题)罗契斯特街公寓，张爱玲去世前最后的住所

　　这是朱天心读了《小团圆》三书时私下讲的，所以话说得有点凌乱不及修饰，但意思很明白。朱天心也没被激怒，相反地，她指出来，这里有昔日张爱玲小说未曾见过的一种“赤诚”，不是纳博科夫嘲笑的那种平庸的、乏味、没想象力所以不得不“诚实”的诚实，而是她和她这人生一场，和她见到过的人、事、物一种无遮无隐的专注，她能想多清楚就想多清楚，不怕有些东西的捡拾会破坏作品本身，更不在意还会破坏掉已成神话的昔日作品。朱天心讲，这很了不起，张爱玲真的是个负责任的小说家。

　　　05.

　　　　张爱玲的恨意与沉思

　　显然是先写成的《小团圆》一书，还带着颇强烈的“恨意”，但张爱玲很快平静下来，比她昔日的作品更不见情绪，像整个人进入了沉思，《爱憎表》延续着这样平稳的、沉思的调子——依我的理解，面对这些往事尤其男女情感部分，张爱玲有理由生气（我百分百支持她），而带着恨意书写也是正当的，这是人堂堂正正的心绪之一，包含报复在内，是我们对世界“正确性”很高的基本反应，当然也是驱动人书写的强大力量，太多了，不必一个一个去细数如格林、陀思妥耶夫斯基、 D.H.劳伦斯、尼采、鲁迅等名字。

　　这么说，我个人常觉得奇怪的反而是那种一辈子没流泻出一丝恨意的书写者，很好奇他究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以及他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几十年，只欢喜只赞叹，真的有在看吗？有稍微认真地想过计较过吗？

　　说来好玩，《小团圆》的恨意有点吓到我们大家，倒不是因为太强烈，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习惯这样一个直通通的、认真爱恨的张爱玲，是吧。一直以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调笑、嘲笑、厌恶、轻蔑、远离云云，张爱玲从不使沾身，或者说她总是不逼近到有沾惹上自己风险的一定距离之内——好像说，年纪轻轻的张爱玲还比较懂如何“不必当真”，比较古井不波，这有点悖理不是？

　　恨是正当的，也是认真的，如赫尔岑说的：“复仇之心是人直接的、正直的情感。”包含着人对是非、对真相的记忆和坚持。但在书写中却像是个硬块东西必须料理才行，而如何恰当处理恨意首先来自书写技艺的要求，只因为恨意终究是某种太快太利的东西，大斧头般劈开世界、劈开人，书写因此总是太短促、太单薄单调而且容易上当——受骗并伤及无辜（比方乞援于错误的盟友），这样写走不了多远，也看不清楚说不清楚世界这里，很容易忽略但其实正是书写的某一个见真章关键时点，分出来够好和不够好的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