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朋友圈撕裂报告

2024年朋友圈撕裂报告

　　又到了年末回望的时刻。

　　这一年似乎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愤怒的、恐惧的、忧虑的、沮丧的。以及，让我们彼此争执、对立、撕裂的。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们照例为你呈上朋友圈撕裂报告。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撕裂事件中对立的观点，还有这些观点背后累积的社会情绪。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理解自我表达中对不同价值的渴求，或许是帮助我们弥合撕裂的第一步。

　　愿新的一年，我们彼此都能有更多的看见、接纳、理解与对话。

　　1. 邯郸少年杀人案，未成年犯该重判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一名13岁的初一学生王某某被三名同学约出门玩耍后，再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的遗体在另一村庄废弃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正是那三名不满14岁的同班同学，其中还有一人是他的同桌。王某某被发现失踪后，他们继续正常上课，甚至当受害者家长前来找人问询时，还在床上打游戏。在老师、校长眼中，四人经常一起“玩”，关系似乎不错。而同学、家长发现的种种迹象，则证明王某某生前即已长期遭受其它三人的霸凌。

　　撕裂观点

　　人们很难想象，三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何以向自己的同学下此狠手。

　　此案激起普遍愤怒，严惩“小恶魔”的呼声强烈，甚至有不少声音要求判处杀人者死刑、以命偿命。

　　反对重刑者，则更强调看到未成年犯罪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强调未成年司法的预防、教育意义，认为此案讨论的重点不应是如何为当事人施加极刑，更应关注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议题。

　　C计划观点

　　严惩作恶者，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对受害人家属的慰藉。要求判处凶手死刑、以命偿命，也是最为朴实的正义观的体现。

　　但无论12、13岁的孩子心智发育如何成熟，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异依然客观存在。其犯罪行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教育问题和监管缺失。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心智成熟度以及人格的可塑性，在现代社会，未成年人司法体系首要关注的，是教育、预防、矫治，而非简单地报复、惩罚。

　　中国现行法律已在2021年补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此前，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而根据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外，刑法中也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最终法院查明此案的犯罪情节确实极为恶劣，无期徒刑将是三人面临的最高刑罚。

　　严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回应民愤、维护公平。但这样的惩罚是否真的有威慑作用，能否预防更多类似的犯罪发生，则依然需要我们去追溯这一切的根源。三个少年的表现如此冷血，或许与他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有关。但即便他们有着某些反社会的人格特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将作出残忍的犯罪行为。当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来到越轨行为的边缘时，他们周围有的是拉住他们的保护网，还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呢？

　　什么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童年创伤，暴力信息的泛滥，同侪的相互影响，有毒的男子气概……而可以拉住他们的保护网，则可能是家庭教育的良好监管和示范，对校园欺凌的有效干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犯的制约和警示。

　　遗憾的是，从惨剧发生至今，我们能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人们能看到的一个明显的标签，是贴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身上的“留守儿童”的身份。缺乏父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也更容易成为霸凌事件或者意外伤害的受害者。而关爱缺失所带来的创伤远不止于此。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或监护人的积极回应与关注，很难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他们或许会用冷漠作为保护，难以培养起同理之心或与他人建立深刻链接，难以感知他人的痛苦、恐惧；他们或许会对父母心怀怨恨，有着更强烈的不公平感、被亏欠感。这些创伤，正在不断结成恶果。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学生们阅读《寂静的孩子》，帮助他们看见流动与留守儿童的境遇；我们也讨论过死刑存废的种种争议，理解重刑主义的局限性；在L8寒假罪案主题下，我们一起阅读美国非虚构写作名篇《冷血》，探究极端罪恶背后的复杂原因。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思考为避免这样一些惨剧、悲剧，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

　　2. 胖猫之死，捞女之过？

　　撕裂程度 ⭐⭐⭐⭐⭐

　　背景

　　4月11日，一个网名叫做胖猫的21岁的大男孩，在重庆跳江身亡。

　　第一时间在网上呈现出来的故事，是一场令人愤怒的情感诈骗。胖猫是一名职业游戏代练。两年多前，他在网上认识了比他大七岁的女生谭某，两人建立恋爱关系。谭某说自己不喜欢异地恋，胖猫就搬去了她所在的重庆。但即便如此，这对所谓的恋人，前后只见过两次面。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网上的交流，都是女方向胖猫要钱。除了索要钱财前后的几句甜言蜜语，他们的关系几乎空洞无物。女方不知道胖猫的生日，不关心他的健康，不在意他的生活和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想和他有过多线下接触。胖猫前后转给了谭某51万，自己则没日没夜地接单，吃不到十块的外卖。直到谭某提出分手，胖猫把自己最后的钱全部转给了她，而后跳江自杀。

　　在这一叙事中，双方付出是绝对不对等的。女方被塑造成典型的捞女，遭遇激烈的声讨怒骂和网络暴力。而胖猫的单纯、深情，则得到网友们极大的共情。在他死后，网友们在其跳江地摆满鲜花、汉堡和外卖。（极为荒唐的是，许多外卖商家竟以空盒包装或白开水冒充，引发了另一番舆情。）

　　但后来警方调查认定，这一版本的故事，是由胖猫的姐姐歪曲、夸大而来。

　　在警方的通报中，胖猫和谭某建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互见亲友也经常见面；交往期间双方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均向对方转过账，也设有共同存取的情侣账户，但确实胖猫支出更多，双方约有26万的差额（后在警方调解下谭某退回给了胖猫父母）。在胖猫跳江前，谭某也明确拒绝了胖猫向她转账，希望他把钱存起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撕裂观点

　　胖猫事件又是一起典型的反转事件。

　　舆论场上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当事人谭某的谴责之声，其中也夹杂着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攻击；反对者则认为胖猫本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自身的人格缺陷要为整个悲剧负最大的责任；此外，也有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一旦有男性受害就能引发舆论共情，而大量女性被剥削、被PUA至自杀自残的事件却被忽略、无人关注。

　　当官方通报发出后，仍然有观点认为此事的核心事实并未被推翻——两人在金钱付出上有着20多万的差额，称谭某为“捞女”并不过分；但更主流的声音则转向对舆论操控术的反思与批判。

　　C计划观点

　　舆情为何能被轻易操控？

　　因为性别议题早已成为一个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量密码。

　　对捞女的指控非常容易引发男性群体的共情。在高度物化的婚恋市场上，有的男性要付出高昂的彩礼，承担主要的养家职责，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能看到的是有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特质，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和资源。他们感到不公，情绪需要出口。他们会简单归因，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受到了另一种性别的压榨，从指责一个谭某，到指责一类女性，再到攻击整个性别。

　　而很多女性会对这种指责——尤其是泛化的攻击（“你们这些女人”）极度敏感。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已经遭遇了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和偏见，这些指责很容易触及防御心理，引发更多情绪化的表达。

　　当“性别对立”被挑起，我们就更需要回到那些应该被严肃对待的议题。

　　“捞女”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性别规训的产物。男性应该是资源的创造者、供给者；女性是依附者、索取者。好男人就应该为女人花钱，就应该有能力将心爱的女人“养起来”。金钱、女人都是雄竞的战利品。在这样的规训和规则下，所谓的“捞女”似乎是利用这一规则的受益者——满足男人的期待和凝视，甚至操控对方的情感与欲望，来获得金钱和地位。但同时，这些“捞女”又何尝不是在自我物化、矮化和工具化。女人是肤浅的、拜金的、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这样的偏见被不断强化，不断削弱着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被规训的男性，也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现实的经济压力。在有毒的性别规训之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当我们倡导性别平等，不是正当化“捞女”的存在，或否认“捞女”的现象，而是要正视、批判、打破这些陈旧的性别规训。

　　回到胖猫的个案中。警方通报前后并未扭转的核心事实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情感受挫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对于我们的情感教育、生命教育，都是一个值得严肃审视和反思的案例。什么才是健康的、可以给一个人以滋养的关系？如何构建好的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和应对感情的丧失？如何在面对挫败时真正学会自我关怀？如何建立起个人价值的多元来源，而不会将是否被爱、被某个人爱看作是决定自我价值的全部？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和孩子们讨论过不同的性别规训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借助《怦然心动》**《简·爱》这样的文本，和孩子们讨论关系中的需求、尊重和平等；我们也直接让孩子们辩论，有了喜欢的人到底该不该谈恋爱，帮助他们理解进入一段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我们做出怎样的自我探索……胖猫之死值得我们惋惜，不是因为“为一个捞女而死不值得”，而是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活着。**

　　C计划学员语录分享

　　3. 姜萍造假，“天才少女”陷入舆论漩涡？

　　撕裂程度 ⭐⭐⭐⭐

　　背景与撕裂观点

　　2024年6月，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初赛成绩。就读于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17岁女生姜萍位列第12名，晋级决赛。一个中专生入围国际数学大赛——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引发舆论震动。

　　不少人为之振奋，认为姜萍打破了阶层、学历、性别的桎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一个极其励志且传奇的故事。一些讨论开始关注这个故事背后职业教育分流机制、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以及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质疑之声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故事太反常、太罕见、太戏剧性。那除了天才，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造假。从赛事主办方达摩院发布的官方宣传视频里，质疑者发现了诸多疑点，例如姜萍在宣传片中展示解题过程，书写中有大量低级错误；也有人披露了涟水中专学生的数学月考分数，姜萍在150分为满分的考试中只考了83分，这一信息随后也被地方教育部门证实。此外，网上还流传出各式微信截图，将矛头指向姜萍的老师王润秋，指控他和学生姜萍有不正当关系，或显示他在游说、邀请其他人帮助姜萍作弊。这样的指控和质疑也让很多姜萍的支持者颇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嫉妒心指使下的污蔑、造谣或牵强附会，逼迫姜萍自证清白。

　　各种说法甚嚣尘上，而无论当事人姜萍、老师王润秋或赛事主办方，均陷入沉默。

　　11月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终于公布决赛结果。姜萍并未获奖，并被查实其初赛成绩是在王润秋帮助指导下取得的。

　　舆论再次哗然。最初力挺姜萍的人们似乎被这一反转打脸；而质疑者则掌呼真相终于大白、正义终于来临。

　　C计划观点

　　姜萍究竟有没有造假，不仅关乎一场赛事的公平，也关于整个社会信任的建立。

　　探究真相当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绩，就可以被“有罪推定”为在作弊，就有义务要面对各种质疑并自证清白。即便事后证明姜萍确实造假，我们同样需要辨析，在公共舆论场上出现的声音，哪些是污蔑、网络暴力，而哪些是合理的质疑。

　　在C计划的思辨新闻课上，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就事论事地分析了舆论场上最典型的五条质疑以及相应的证据。

　　这些质疑、证据，能不能证明姜萍有极大可能在造假或作弊呢？

　　例如，各式网络截图，可以直接作为真实的证据来使用吗？就算这些截图被证明为真，就算姜萍与老师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也只能证明老师有帮助姜萍的动机，而无法直接证明她数学水平的高低。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认定姜萍在造假，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荡妇羞辱。

　　那包括书写错误、月考成绩在内的证据，同样存在其他合理解释（例如姜萍可能有着异于常人、稳定的书写习惯，又如她可能觉得中专数学题目太无聊而未认真应考等），无法断言姜萍一定在作弊。那这样的一些间接证据，是否已经达到合理质疑的强度、质疑者是否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了呢？

　　理想状态下，赛事主办方应该建立起相应的举报机制，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判断举报线索是否合理，决定应否开启调查；在调查中充分取证、听取证言，基于证据做出判断；并为当事人建立起救济申诉渠道。

　　遗憾的是，这样的流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便达摩院最后给出了调查结论，承诺将优化规则，但目前仍未看到具体的行动。

　　从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姜萍似乎成为了老师王润秋谋取名利的工具。某种程度上，她的人生也将因这场闹剧而彻底改变原有的轨迹。她在这场骗局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责任，同样值得我们辨析。遗憾的是，无论从事件发酵之初到所谓真相大白之时，除了官方正能量的宣传，始终没有更加深入的独立报道披露更多细节。

　　4. 萝卜快跑来了，“无用阶层”该何去何从？

　　撕裂程度 ⭐⭐

　　背景

　　2024年7月，由百度自动驾驶推出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相撞，随后又有两辆萝卜快跑出租车相互“礼让”引发交通拥堵，无人驾驶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前，百度在武汉投入了大约400辆车，仅占出租车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但已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抗议。

　　当前全国已有51个城市出台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其中深圳、上海、江苏、杭州等多省市已启动自动驾驶相关地方立法；开放测试道路超过32000公里，发放测试牌照超过7700张，测试里程超过1.2亿公里。

　　撕裂观点

　　支持萝卜快跑者，往往对技术有着乐观的预期。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便宜、乘坐体验好、总体安全性高；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也将成为智能城市建设的起点，带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智能化革新，而这也将是未来新的产业增长机会，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反对者除了从技术层面，提出当前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定点上车、等待时间长、难以处理特殊事故或应对中国一些城市复杂的路况，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则来自这门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新技术不应与底层人民抢食，剥夺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

　　C计划观点

　　新技术出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

　　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但就业的问题，却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考量。在一些支持者眼中，新技术对就业的冲击似乎被夸大了。正如当年马车夫抵制汽车一般，司机也会抵制无人驾驶，但新技术总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具体到无人驾驶，从算法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用户体验工程师，到维修员、安全员，新的用人需求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岗位，和它们将要替代的普通司机的能力并不完全匹配。“无用阶层”的产生，不再是未来学中的预警，而是当下即将面临的现实。

　　我们的产业政策与公共政策，需要讨论如何有规划、有预期地引入新技术，为就业市场提供缓冲期；以及从再就业支持到福利制度的诸多设计，如何帮助失业司机有序退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需要什么样的革新，才能培养真正面向未来的人、不会被人工智能轻易替代的人？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不止一次和孩子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无人驾驶该不该大范围推广，中学生该不该用AI做作业，面临偏科时该扬长还是补短——如何选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素养和技能到底是什么。

　　5. 女子拳击场上出现“男选手”，政治正确矫枉过正了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开幕式上，一系列的演出所呈现出的多元、包容、开放，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极为惊喜。但其中一些与LGBTQ相关的元素，也招致宗教群体或保守人士的攻击。

　　与多元性别相关的最大争议，出现在拳击场上。8月1日，25岁的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对战意大利选手卡里尼，后者在比赛开始46秒便宣布弃赛，指控哈利夫是“男人”。8月4日，保加利亚女拳手斯维特拉娜·卡梅诺娃·斯坦涅娃被中国台北选手林郁婷击败后，用双手的食指比出了两个X并大喊“不，不”。

　　哈利夫和林郁婷，正是两位曾被国际拳击协会取消资格的运动员，理由是“她们不符合比赛必要的资格标准”，“与其他女选手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国际拳击协会的官员曾补充解释，两名拳手都有XY染色体和高睾酮。

　　撕裂观点

　　许多人在看到哈利夫相关的新闻后，都直呼“离谱”，认为当前的“政治正确”早已矫枉过正，让男人可以直接上拳台殴打女人，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新闻。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无论哈利夫还是林郁婷，她们的身份证件是女性，身份认同是女性，从来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竞技。指控她们是混入女性拳台的男性，是对她们个人的侮辱，忽略了她们为了实现梦想所要跨越的障碍和付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女性群体的偏见——认为女性注定无法达成某些成就，一旦超越了女人“应有”的成绩便会指控其是个伪装者。

　　C计划观点

　　奥运拳击场上的这场争议，充分展现了性别议题的复杂性。

　　就事论事来看哈利夫和林郁婷两名选手，她们并不是跨性别人士——跨性别人士是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同的个体。而不少跨性别人士要面临的是另一种指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污名化）——故意声称自己的自我认同为女性，却利用自己的男性生理优势以获得成绩。

　　哈利夫和林郁婷，面临的是生理性别认定的难题。诸多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类的生理性别，除了男女二元，还有可能出现多种类型的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SD），如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良等等。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男女？仅看法律文书已不足够。从体表性征，到激素检测、染色体检测，不同的标准似乎都有一些问题，国际竞赛史也曾有诸多案例证明某些检测方式的荒谬性——例如曾被测出多了一条Y染色体的波兰运动员Ewa Klobukowska从体表性征来看完全是女性，后来还怀孕生子，但她仍然因为染色体测试的问题被取消成绩。

　　确定标准确实困难，但忌惮于政治正确而模糊标准、或因害怕争议而搁置标准，类似的冲突仍将不断再现。我们希望哈利夫等运动员的个体努力被看见、被尊重，希望她们或他们都有平等的参赛权；但不加限制地允许她们和其他普通女性选手同场竞技，客观上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

　　除了不断探索关于标准的共识之外，我们能否有其他更开放的、更多元的想象空间？例如，自行车等一些运动项目引入了“开放”类别，男性运动员和跨性别运动员都可以参赛——这样的做法是更加包容还是会引发更多的歧视，仍然需要我们用开放、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争议。

　　6. 一岁幼童被关飞机卫生间，大快人心还是突破底线？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4日，从贵阳飞往上海的一列航班上，一名一岁多的女童随祖父母出行，持续的哭闹让同行旅客不甚其扰。

　　两名陌生乘客主动帮忙安抚未果，征得祖父母同意后将孩子抱到洗手间，祖母则在门外守候。在洗手间内，两女子反锁上房门后开始给孩子“立规矩”。既有好言相劝，也有指着孩子的鼻子威胁“不哭了就可以出去”“安静3分钟，如果出去哭的话又要抱进来”。期间孩子情绪崩溃，使劲扒门想要逃离，最终情绪还是平复了下来。事后，陌生乘客将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自我标榜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者”。这则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澄清事实，称儿童的母亲已知悉完整事件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撕裂观点

　　给不到两岁的孩子“立规矩”的视频发布后，引发舆论巨大撕裂。

　　年轻的父母们被彻底激怒。陌生人将年幼的孩子带离监护人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而用恐吓、威胁、锁门的方式给一岁多的孩子“立规矩”，更是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无知、对儿童人格尊严的漠视。

　　但不少支持者却为此举叫好，认为“熊孩子就应该被这样教育”，两位乘客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而那些无法控制孩子哭闹的家长，就不应该带着幼童出行而打扰其他旅客。

　　C计划观点

　　因为幼童哭闹而引发冲突，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引爆舆论。背后的社会情绪不难理解。

　　一方面，是人们苦“熊孩子”久矣。在高铁、飞机这样的公共封闭场合，因为家长管教不良，熊孩子扰民的行为频频引起公愤；另一方面，面对普遍的厌童情绪、儿童友好环境的匮乏，本身已因养育之责不堪重负的家长群体，对这样的指责、敌意非常敏感。类似事件的曝出，总会引发双方激烈的情绪对立。

　　然而回到冲突本身，公共场合不同主体的权利平衡，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孩童有玩耍、哭闹的权利，乘客有安静不被打扰的权利。在公共空间下，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去分析提炼公众的容忍义务究竟是什么。

Thumbnail view on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C计划L9思辨新闻课：公共空间的权利冲突与容忍义务/

　　但就算认为在法律层面，吴柳芳有权利跳擦边舞，也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值得赞许的行为。擦边行为充满性暗示、性诱惑，是将女性的身体、人格物化，将女性作为满足男性凝视的性感尤物。这些擦边舞蹈的盛行，又在进一步强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而自我物化、矮化的对价，是流量和收入，以及压力和非议。

　　吴柳芳为何将流量看得更重要，为何不在意自我的物化？考量她的境遇、她眼前真实的选项，她的个人经历，曾经受到教育与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正视问题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而非过快地做出道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