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骗两千万：上班社保所长，下班彩票店员

小官巨骗两千万：上班社保所长，下班彩票店员

　　2023年11月25日清晨，农妇代元贵从重庆一栋居民楼的30层一跃而下。

　　事发5天前，代元贵曾到派出所报案，称她被镇上社保所所长杨皓骗了150多万元——她的10个亲戚打算用这笔钱买养老保险，但钱交给杨皓后，事没办成。

　　49岁的杨皓与代元贵是老乡，都是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人。2015年9月至2023年6月，杨皓担任万古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后调任万古镇政府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

　　2024年8月15日，大足区法院开庭审理杨皓案，当庭判其犯诈骗罪，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八个月。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至2023年11月，杨皓利用职务之便骗取被害人及中间人信任，以帮助他人办理社保、代为补缴社保为幌子，骗取190余人、共计约2010.6万元，所得赃款全部用于网络赌球及购买彩票。杨皓未提起上诉。

　　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与杨皓共事的万古镇社保所原副所长袁波，也借代办社保行骗438万元。袁波涉其他案件被逮捕，目前尚未起诉。

　　“办理社保的局长”

　　杨皓出事后不久，蒋钰梅的小门市就倒闭了。过去几年，她一直对亲戚朋友们打包票，称认识“万古社保所的局长”，能帮忙补缴养老保险，等到了年龄，养老金领得多。

　　53岁的蒋钰梅将门市开在老家万古镇上，店里来往的都是附近村子上岁数的农民。“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老年人来镇上带孙儿上学，有的在镇子里干活。”

　　这是一个坐落在重庆西部浅丘地带的小镇，常住人口3.7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24.49%。这里被誉为“鲤鱼灯舞之乡”，也是大足区经济重点镇，拥有上百家工业企业。

　　蒋钰梅回忆，第一次见杨皓是2022年3月。她在万古镇社保所向时任所长杨皓咨询，可否为她兄弟媳妇办理社保。“杨皓当时不愿意答应，我就给杨皓说，你办好了我还是晓得（意思是给杨皓好处费），杨皓就答应可以办社保。”

　　蒋钰梅有“办理社保的局长”人脉的名声传出去了，隔三差五有亲戚朋友请托。还有陌生人经街坊邻居介绍，得知有这般划算的事，拐几道关系找过来。蒋钰梅也喜欢张罗事儿，自此成为杨皓的“串串”。

　　在重庆方言里，“串串”是从事代办、帮办等中介工作的人。判决书显示，像蒋钰梅这样为杨皓多次“接单”的串串，至少有7名，其中包括一名退休的村支书。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些串串都是农民出身，来自大足区内几个不同的乡镇，彼此互不相识。

　　托杨皓办社保的人，多是串串的亲友，也有四川省威远县的几位农民。他们往往年过五十，基本不符合条件，但希望通过杨皓的身份走捷径，违规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的此前从未缴纳社保费，有的缴纳过但未缴满15年，还有的因征地拆迁补偿等缴满15年，但想多缴纳，日后领更多养老金。

　　“杨皓说可以办，办一个要好处费2万元。我就给来找我的人说，给我5000元好处费，给局长2万元好处费。”蒋钰梅称，她一共带了三十多个人找杨皓办理社保。判决书显示，杨皓以个人名义向蒋钰梅出具借条共计16张，总金额达378.4万元，另有3万元未出具借条。

　　大足区龙水镇的串串李维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皓收取的好处费根据办保人年龄而定，大致在2.5万元到3.5万元不等。李维秀给杨皓介绍了45人，总计601万元，自己并未抽成，因为杨皓承诺她，会免去其中7位她的亲戚的好处费。

　　“我想到他本来就是单位的人，不能欺骗我噻，所以就很相信他。”李维秀说，她曾帮亲友垫付几十万元给杨皓，还借给杨皓6万元。

　　部分受害者反映，他们经村支书跟杨皓确认后，才交了钱。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杨皓案中，至少有三位村支书曾向村民推荐过杨皓。

　　2024年8月16日，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社保所一楼大厅。（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造假的资料单

　　2024年8月16日，在万古镇社保所大厅，公告栏上张贴着几张办理社保的宣传单，上面写着，禁止通过虚构劳动关系、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方式虚构参保条件；避免由他人或第三方代缴社保费，谨防诈骗。

　　所长办公室在二楼最边上的位置。多位受害者陈述，在杨皓任所长期间，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会让前来补缴社保的人到二楼找杨皓咨询。

　　随后的“交易”也在所长办公室内完成。杨皓会在电脑上查询社保信息，受害者根据杨皓的专业介绍，提交证件、填写信息单，付现金或转账，杨皓再出具一张收条或借条。一位受害者形容，“那个程序还是很正规的，跟下面大厅一模一样”。

　　实际上，按照重庆市2019年出台的政策，万古镇社保所只承担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事务性工作，并没有收取社保费并办理社保的职能。自当年7月1日起，重庆市范围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

　　判决书显示，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业务属于高风险业务，大足区社保中心未将该项业务赋权镇街社保所办理，而一直由大足区社保中心集中办理，且缴办分离（不同的经办者），不收取现金，由大足区税务局从参保人指定的本人银行账户中扣款。

　　但村民们不清楚这些。蒋钰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论是杨皓的职务、名声，还是他交代的办理社保流程，都让她深信不疑。杨皓每次收钱后都会开具借条，并备注收款用于“代办社保”。每当蒋钰梅催问办理社保进度时，杨皓会发来一些看起来很专业的材料，每张材料上面填有参保人的真实姓名，盖有重庆市人社局的红色公章。

　　直至2023年下半年，陆续有人去社保中心查出来，交给杨皓的钱根本没有打进个人账户。还有人已经到了领养老金的年龄，社保还没办下来。蒋钰梅才意识到，那些盖章的文件有问题。

　　杨皓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承认，自己以前向受害者出具的资料单都是假的。他解释，为了获得信任，他调出此前正常办理的社保受理单，在电脑上更改姓名后打印，照相发给对方。且他打印文件没有经过社保所系统。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十余位受害者均展示了这些材料，他们没想过，盖了章的文件也能造假。

　　为证明自己有办理社保的能力，杨皓还将2018年一份退休员工补缴社保的文件发给串串们。蒋钰梅说，据她所知，曾经有人经杨皓手成功办理养老保险，因此她才找到杨皓帮忙。

　　杨皓供述，他曾通过虚挂煤矿工人身份，为十多人办理了养老保险手续，并且为他们的社保账户交钱。

　　2021年底，万古镇一家煤炭企业倒闭，作为主管部门的大足区应急局为解决遗留问题，为部分下岗工人购买社保，由万古镇政府应急办梳理名单上报。而时任应急办相关负责人，正是杨皓自参加工作就熟识的朋友。

　　杨皓称，他和该朋友说多加几个人到煤炭企业名单中。对方同意后，名单上报区应急局，再报至区社保中心，这些人就成功办理了社保。

　　除此之外，杨皓供述，曾通过购买假工商营业执照，为想补缴养老保险的人办理职工社保账号。

　　办假证的渠道，源于大街小巷张贴的小广告。杨皓通过上面的电话联系对方，提供办理人员基本信息，人均手续费大概在五六百元。办假证的人并不固定，合作一段时间后，杨皓就会换个人联系，均为现金交易。“我先是将办理人员的信息手写在纸张上，然后将纸张放在我们约定的地点，对方办理好了，我们又再次联系并约定交货地点。”

　　杨皓将二十多个假证发给对应人员，证明自己已经办理好社保手续。但他承认，并未往这二十多个人的社保账户里面交钱。

　　杨皓称，2022年12月之后，办理社保的手续变严格，只能以单位的名义办理社保和缴费，不能再以个人的名义办理。上述两种违规办理职工社保的方式失效。

　　自2022年至2023年11月，杨皓再也没有为找来的人办理社保，也没有将他们给的钱缴纳进社保账户。

　　然而，在此期间，杨皓以代办社保为由收费的行为，一直没有断过。包括2023年6月，杨皓被调至万古镇政府卫生健康办公室后，依旧用社保所所长的身份骗取他人信任。

　　彩票店销售员

　　对于杨皓骗了两千万，他的妻子事后表现得并不知情。案件相关材料显示，她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说，杨皓“没得啥子收入来源，就是上班的工资，也不清楚工资有多少，都是他自己在管”。

　　据她所说，虽是夫妻，但两人一直处于半分居状态。平时杨皓睡沙发，她与娃儿睡卧室。她在需要用钱时问杨皓要，杨皓的朋友圈子她不参与，也不熟悉。

　　她形容杨皓性格比较闷，“一天都在耍手机，整那个体彩什么的，具体还耍些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

　　买彩票，是杨皓在认识妻子之前就有的兴趣。其高频购买彩票始于2013年前后，主要购买传统的足彩、竞彩以及大乐透。

　　截至2023年11月30日，杨皓前后通过5家彩票门店购买大额彩票，每家彩票门店的消费在几十万元到八九百万元不等，有电子消费记录可查的购买金额是1389.46万元。此外，杨皓称还用了三四百万元现金购买彩票。前后累计中奖金额约93.82万元。

　　警方还从中国体育彩票App中发现，杨皓竟出现在了一家彩票门店的销售员岗位上，持有上岗标号。

　　彩票门店店主王麦琳接受警方调查时说，她与杨皓相识于重庆市体彩中心的一个领奖现场，后来两人时常合买彩票，逐渐熟悉。2021年9月，她开始经营体育彩票门店，杨皓便成为门店常客，每个月差不多来店里购买五次左右。

　　2023年5月，王麦琳因有身孕开店不便，杨皓主动提出自己来守店。“杨皓让我把门店钥匙拿给他，他自己就在我的门店打印彩票，让我将（卖出）彩票一半的提成给他，我就同意了。”

　　后期，王麦琳将门店收款码换成杨皓的，并在中国体育彩票App中将杨皓设置成门店销售员。“直到杨皓出事，（之前）基本上是杨皓在管理彩票店，并负责迎检。”

　　2024年8月，重庆大足，杨皓曾任销售员的彩票店已易主。（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之所为成为销售员，杨皓向警方供述，自己在王麦琳处购买了大量彩票，想通过这种方式返点钱。但实际上，守店的大部分工钱也被直接换成彩票。

　　杨皓会注意身份曝光。每次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会培训，杨皓都拒绝参加；每月一两回的门店检查，杨皓都会避免被拍照，“因为我是有正式工作上班的”。

　　杨皓还是撑起这家彩票门店生意的主力顾客。王麦琳说，杨皓守店时，经常关上卷帘门，一个人在店里打票，以至于买彩票的人比较少。该彩票店旁的商铺老板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印证，杨皓时常在店里，“他一直关着门的，白天也在里面，晚上睡在里面，只有买东西的时候才出来。”

　　据王麦琳统计，杨皓前后通过她的彩票门店购买了至少787.6万元彩票，兑换了50.2万元奖金。另一位大足区彩票门店老板称，杨皓自2013年起就是常客，每个月都要买2万元左右，累计消费至少100万元。

　　王麦琳劝过杨皓，运气不好的时候歇一歇。她问杨皓，买彩票的大额资金是哪来的。“他跟我说，他通过外围（指境外网络赌博平台）把钱赢回来。”

　　杨皓供述，2020年初之前，他在电脑上接触到赌球网站，点进网页上弹出的小广告，随后开始向网站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充值，每次投入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截至2020年3月，他将存款全部输完，并透支了信用卡。

　　也是从这个时候，杨皓开始琢磨通过违规办理社保挣钱，并要求办保人一次性缴清办理社保所需全款，避免日后反悔。“我把他们给我的钱，挪用于购买足彩和赌球，争取把输了的钱赢回来。”

　　杨皓用于网络赌博的资金流水记录显示，自2020年8月以来，杨皓在网络赌博平台挥霍的资金总额在1083万元，赢钱提现大概26万元。

　　案件相关资料显示，杨皓多次跟朋友借款，理由是做生意周转资金。但据其妻子所知，杨皓并未做过生意。2023年12月中旬，杨皓的两位朋友在接受警方询问时称，他们曾多次为杨皓担保和贷款，后均出现债务纠纷。

　　“全是骗老百姓的钱”

　　杨皓东窗事发，与跳楼身亡的代元贵有关。

　　57岁的代元贵是蒋钰梅多年好友，出于信任，2022年底，代元贵陆续转给蒋钰梅约153万元，用于缴纳10位亲友的养老保险。代元贵作为中间人，收取了好处费5.3万元，继而将好处费交给蒋钰梅，用于给丈夫缴纳社保。

　　但到2023年7月，代元贵从兄弟媳妇口中得知，社保一直没有办下来，于是起了疑心。她埋怨蒋钰梅：“蒋大姐，你也是，啥子局长？你都把我们哄咯。”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代元贵开始每天催问蒋钰梅社保办理进度。9月下旬，代元贵被亲友找上门闹事，于是跑到蒋钰梅的住处哭诉。她也多次找杨皓要钱，称再不还钱就要去举报。“他说我闹不出来个啥子，（难不成）能杀他血啊。”9月29日，代元贵告诉蒋钰梅，亲友们在准备材料告她。“一百多万呐，蒋大姐，我哪里承受得了吗？”

　　杨皓始终没还钱给代元贵，他发消息给蒋钰梅：“叫她（代云贵）千万别去节外生枝，到时单位搞假的也遭殃。”他又安抚蒋钰梅，“我两个一定要振作点，否则要出事。”

　　2023年11月，杨皓（右二）向受害们承诺还钱。受访者供图

　　杨皓多次告诉受害者们，能私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报警打官司。拍摄于2023年11月前后的两则视频显示，杨皓提及大足区两名涉社保问题被抓的公职人员，“既然我现在还没遭，你们高抬贵手，我肯定要想办法把你们社保给办进去。”

　　据重庆纪委监委消息，2023年11月，大足区人社局二级巡视员胡红兵因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杨皓称，受胡红兵事件影响，自己办理社保的进度也被拖慢，“现在纪委调查组在查，大足办的假的都被封了。”

　　那段时间，代元贵多次告诉蒋钰梅，自己彻夜失眠、咽不下饭。最终在2023年11月20日，两人一起去万古派出所报案，称她们被杨皓骗了超过430万元。蒋钰梅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报案时还带了衣服和洗漱用品，代元贵带了一个行李箱，“因为杨皓说，我们要是告他，警察就会把我们抓起来拘留”。

　　5天后，代元贵跳楼身亡，事情越闹越大，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找串串和杨皓讨钱。与此同时，杨皓还在继续购买彩票并行骗。李维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阵子，杨皓打来电话让她“多找点（想补缴社保的）人”，称社保2023年12月都会办好。11月下旬，还没听到风声的李维秀先后转给杨皓约30万元。

　　2023年12月1日，杨皓前往大足区纪委投案自首。

　　当天下午，李维秀接到派出所要求其做笔录的通知时，才意识被骗了。其他前往派出所做笔录的受害者拍下这一幕：李维秀在派出所地上打滚，扯着嗓子大哭：“社保所所长骗几百万呐，全是骗我们老百姓的钱呐。”

　　杨皓自首后，受害者们多次集体维权，万古派出所、季家派出所、中敖派出所等多个大足区公安局分所陆续接到报案。

　　据大足区政府官网，2023年12月12日，回龙镇向镇属各单位发布《关于印发做好杨皓案件涉稳处突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制定应急预案并成立涉稳处突工作组。该文件显示，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做好杨皓案件重点人员的维稳工作。

　　2023年11月前后，杨皓与李维秀的微信聊天记录。（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摄）

　　“两个所长都遭了”

　　“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两个所长都遭了（出事了）。”2023年12月5日，李维秀跟一位受害者在电话里说。

　　李维秀所说的副所长，是万古镇社保所原副所长袁波，当时还未被抓。公安机关查明，2021年至2023年，袁波利用其社保所工作人员身份获取他人信任，再以帮人办理社保和补缴社保金为由，骗取70余人共计438万元，赃款全部被袁波挥霍，最终无力偿还。

　　一位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袁波代人办理社保所骗赃款，主要被袁波用于商业投资，且与杨皓的案子没有关联。“两人（骗人）的模式是一样的，但各干各的。”

　　据蒋钰梅所知，袁波与杨皓是同学。南方周末记者从案件相关材料中了解到，袁波1996年起在万古镇原企办工作。2007年，袁波停薪留职创办企业，曾与朋友在重庆巴南区开了一家机电公司。2020年，袁波到万古镇社保所工作。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7年至2019年，袁波身陷5起民间借贷纠纷、2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以及2起信用卡纠纷，袁波均作为被告，被私人、企业及2家银行指控欠钱不还，欠款金额在1万元至60万元不等。

　　当杨皓诈骗的消息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时，曾找袁波违规办理社保的人也着急。2023年12月，在广州务工的兴磊赶回万古镇，与一些受害者找袁波讨钱。

　　2022年，兴磊交给袁波15万元用于代办社保。兴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年多时间过去，他的社保没有办下来。袁波解释，网络不好、办的人太多，要慢慢来，并承诺一定会办好。

　　彼时，袁波一面要应付前来要钱的受害者，一面担心诈骗事迹败露。他将事态逐渐恶化的矛头指向蒋钰梅。2023年12月7日，袁波在电话里指责蒋钰梅对杨皓的报案行为，称事情调查下来，几败俱伤，并吓唬蒋钰梅说：“你还不是该遭，到里面关个三年五年。”

　　2024年1月25日，袁波被大足区公安局刑事拘留，起因却是牵涉一起盗窃毛肚案。

　　就在杨皓自首那天，2023年12月1日下午，袁波通知万古镇派出所一名民警、两名辅警假装出警，要求一位来大足区做牛肚生意的卖家提交合格证并登记个人信息，以此转移卖家注意力并拖延时间，趁机将该卖家一批价值77万余元、近8吨重的毛肚转移走，后将毛肚倒卖获利。2024年1月10日，该卖家报警。

　　袁波以办社保为名的诈骗由此败露。2024年2月26日，大足区公安局对袁波涉嫌诈骗立案侦查。案件目前在检察院审查阶段。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公开案例发现，前几年，大足区也发生过与杨皓、袁波类似的诈骗案。2019年至2020年，薛某在大足区医保局工作期间，以代办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代办医保为由，骗取7人财物共计41.29万元。

　　“杨皓收钱是个人行为”

　　事发之后，李宗文时常琢磨，杨皓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最后没办法才行骗。

　　55岁的李宗文与杨皓是老相识。二十多年前，还是学生模样的杨皓，到村里办理征地社保工作。李宗文记忆中的杨皓，有文化，好相处，看起来老实，事也办得好，给大伙留下的印象都不错，“我们生产队五十多个人，征地社保都是杨皓手头办出来的，最后赔好多钱，都是他签字的。”

　　“杨皓私自收取钱，肯定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万古镇社保所该承担的职能职责完全不符。”2024年4月，大足区社保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警方询问过程中称，补缴业务属于高风险业务，一直都由区社保中心在负责，未赋权给社保所。

　　在部分受害者委托的律师周立太看来，杨皓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财务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应定性为贪污罪。法院未采纳该意见。

　　大足区法院认为，杨皓不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的职责和权限，而是利用其在社保所任职的身份便利，向被害人或中间人做出可以代办代缴等虚假承诺，并通过伪造营业执照、虚挂企业等方式为部分实际不符合社保办理的人开户，以及通过发送伪造的社保受理单及缴费基数表图片等形式，让被害人陷入错误意识，进而自愿交付财物。杨皓占有的是被害人的私有财产，而非公款。事后杨皓将收取的资金大量用于网络赌博及购买体彩予以挥霍，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2024年8月15日上午，大足区法院判决杨皓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00万元。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赔各被害人损失2010.6万元。

　　社保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之便，违规代办社保并受贿的案例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梳理2005年至2020年的20起类似案例，发现涉案职工违规操作的手法多样：除了以虚挂单位、伪造劳动合同的方式骗取职工养老金，也有为参保人伪造虚假致残程度鉴定结论通知书、变更实际年龄、伪造特殊工种申报材料等方式办理提前退休；还有在购买失地社保人员名单中违规安插参保人员，以骗取政府兜底资金。

　　杨皓案判决后，串串们的日子依旧过得胆战心惊。杨皓名下没有更多资产可执行，受害者被骗的钱一时难以追回。

　　李维秀关掉经营多年的养猪场，卖掉八百头猪，还了部分受害者的钱，每天仍会接到催债电话。蒋钰梅关掉小门市，离开重庆，手机一直处于停机状态，“我现在不敢用电话，他们一直打过来骂我。”

　　2024年8月17日晌午，一位55岁的受害者赶到重庆，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她瞒着儿女，跟亲戚借了12万元，自己又添了20万元用来补缴社保。“那是我们一担一担挑出来的钱，就想老了能养活自己。”

　　她和丈夫半辈子都在工地上背水泥、做土木活挣钱，帮人修了二十多年房子，不曾签过一份合同，也没见人赖过账。“我们农村的人原来都讲人情，没得说谎，哪想到，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