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二阶俊博，中国高铁也许会落后许多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这几天，二阶俊博先生访问北京，我称其为“毕业之旅”。
今年已经85岁的二阶先生，不久前宣布将不再参加下一次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并从政界引退。虽然日本(专题)新首相的诞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日本政界普遍认为，一旦新首相诞生，将会在年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而众议院的解散，意味着所有的议员将会失职，都得重新参加竞选，被选民选上了，重返自己的国会办公室。落选了，则削为一介平民，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将自己的国会办公室腾空，让给新当选的议员。
这样算来，二阶先生离开永田町（日本国会所在地）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二阶先生被称为日本政坛“亲中派”领袖。1939年2月17日，他出生在和歌山县，父亲是一名县议员，母亲是医生。二阶先生毕业于东京的中央大学，后来回到家乡当选为县议员，并于1983年12月，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以高票当选，时年，他44岁，属于出道比较晚的政治家。
但是，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作为政治家41年间，二阶先生先后担任过经济产业大臣、运输大臣等重要职务。2016年，他出任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干事长，作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和实际操盘人，先后辅助安倍晋三和菅义伟两任首相，直到2021年10月岸田首相诞生，在任时间长达1885天，创下了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历史纪录。
我敬重二阶先生，是因为他顶住了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巨大反对之声，当年作为日本政府的运输大臣，全力支持并批准日本的新干线列车和制造技术出口中国。
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夙愿。
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当时我们中国的客运列车的时速是40公里，而日本新干线列车的时速是270公里。邓小平先生坐在新干线上，被问及感想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先生在日本新干线列车上
2000年，二阶先生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会谈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对中国的发展有用的话，请尽管利用，我们会积极协力。”
面对国内的反对之声，二阶先生说了一句话：“当年，中国向日本传教了文化，正因为有这一历史的延长线，才有了今日的日本繁荣。而在其中，偶然开发出了新干线技术。所以，向中国出口新干线技术，也是一种回报。”
2004年7月，在二阶俊博先生的全力推动下，日本与中国南车公司签署了向中国出口新干线列车和制造技术的协议，并在青岛设立了合资生产基地。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新干线列车共480辆，其中3组列车（每组8辆）属于整车出口，其余的在青岛组装生产，车辆属于日本川崎重工集团制造的“はやて”(疾风)，就是最初的中国CRH2型动车。
如今，中国的高铁列车在吸收日本等国的技术基础上，经过许多研发，创造了属于中国自己的高铁技术，并在印尼、印度(专题)等多个国家，与日本的新干线列车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目前中国的高铁里程已经是日本的7倍多。
坚决反对新干线技术出口中国的日本东海铁路公司会长葛西敬之在得知川崎重工与中国南车公司签约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公司解除与川崎重工的一切合作，并禁止任何川崎重工人员进入东海铁路公司。
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葛西会长依然十分激动：“川崎重工毫无保留地向中国提供了新干线技术，结果，让中国盗取了新干线技术。”
在日本的网络舆论上，有些人称二阶先生不只是“亲中”，简直就是“媚中”，是日本的“媚中派”领袖，他采取的对华政策，是“朝贡外交”，而批准向中国出口新干线技术，是“卖国行为”。
2002年，中日两国迎来了恢复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日子，二阶先生组织了1万3000名日本各界人士，搭乘几十架包机飞往北京访问。他说，两国民众不展开交流，怎么可能增进相互理解，怎么会有两国友好呢？
当中国开始申办北京奥运会时，二阶先生在日本国会组织了一个“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议员之会”，动员日本奥委会投北京一票。
2015年，为了支持中国主办“博鳌亚洲论坛”，他又组织日本政界、财界领袖们成立了“日本博鳌会”，并亲自去海南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7年，二阶先生携带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访问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日本将尽力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2023年，二阶先生以84岁高龄，就任已空缺多时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尽自己的最后力量来努力改善中日两国关系。
2021年时，我采访了二阶俊博先生，问了他一个问题：“有人说您是卖国贼，您心里不难过吗？”
二阶先生回答说：“中日两国是邻居，总得交流。如果不和中国交流，不与中国对话，对于日本有什么好处吗？即使对于中国有意见，总不能在围墙外大喊大叫，需要走进围墙，与中国领导人促膝交流，相互沟通。所以，说我卖国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混蛋。”
2021年采访二阶先生时，听他聊中日关系。
事实上，自从2012年的日本政府“购岛事件”发生后，中日两国陷入严峻对立的局面，这10余年间，二阶先生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一直是两国之间进行水面下沟通的重要渠道。
从8月27日开始的北京之行，是二阶先生作为日本政治家的最后一次访华，因为他已经腿脚不便，这一次的访华，说不定也是一次告别中国之旅。
在北京的三天时间里，他在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老朋友王毅外长和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在一系列的会谈中，二阶先生将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将自己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诉求，以及对于发展中日关系的美好愿望，都毫无保留地一一做了陈述，并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种下了一棵樱花树。
昨夜，二阶先生已经回到了东京。他对于中国的友好感情，都寄托在了清华园中的那一棵樱花树上。相信，无论过去多少年，当我们看到这一棵“二阶樱”，看到漫天灿烂的粉红时，一定会想起他，想起他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