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中国47年的外国科学家，为何险遭杀身之祸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汤若望，这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传教士，生于科隆，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在中国的47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险遭杀身之祸。
1591年，汤若望生于科隆，1610年，他在罗马德意志学院攻读完哲学、古典文学、数学和天文学等课程，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尤其具有潜力。
1611年，汤若望加入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在担任修士期间，他一直沉迷于天文学和数学。在修道院图书馆里，他读到了利玛窦的事迹。
1613年，他进入罗马学院学习神学和数学，1617年顺利完成学业，正式成为神父。1618年，他与其他传教士一起，从葡萄牙里斯本启航东渡。
1619年7月，汤若望抵达澳门，潜心学习中国文化，并于1622年正式为自己取了“汤若望”这个中国名字，然后取道北上。
抵达北京后不久，汤若望就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明廷。因为成功预测了两次月食，他得到了明廷官员赏识。1627年，他被派去西安从事传教工作。
1629年，他的《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1630年，他得明廷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算天文，制作仪器。他也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
1634年，也就是崇祯七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等人编成《崇祯历书》。其后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被整理为《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44年，清军入京，汤若望因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得到清廷保护，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通过自己制造的浑天仪、地平晷和望远镜等仪器，还有通过西洋历法准确预测到的日食，说服摄政王多尔衮，从顺治二年开始将新历颁行天下。这个新历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
几年后，汤若望将当年利玛窦所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北京第一座大教堂，也就是南堂。
顺治议立嗣皇时，曾征求汤若望意见。汤若望建议找一位曾得过天花已经免疫的皇子来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康熙。
但是在1658年，即顺治十五年，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影响扩大，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发冲突。此时，杨光先冒了出来，此人极度仇视汤若望和新历，认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他上书弹劾汤若望，扣了三顶大帽子，分别是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和历法荒谬。顺治在世时，高度信任汤若望，杨光先的弹劾没有下文。但在康熙即位后，鳌拜一向保守，杨光先再度弹劾，并将顺治的驾崩也归咎于汤若望的历法谬误。汤若望未能逃过此劫，被判凌迟处斩。后来因为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但其历法已遭到废止，杨光先这个外行居然当上了钦天监。
但旧历复用几年后，误差越来越大，1668年，经过实际勘察，确认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次年，新历法重新被启用。
不过，汤若望没有见到这一天。1666年8月15日，他黯然辞世。1669年，在新历法重新启用的同时，清廷颁布汤若望之祭文：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这场“历法之争”，本质上是文化的较量。杨光先是最初的胜利者，但他显然代表了古代部分读书人的愚昧无知。他曾嘲笑汤若望的地圆说，认为天圆地方才是常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的普遍看法，但正因为这样，才显得特别悲哀。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推断地球是圆的。亚里士多德的论据有三点，一是人越往北走，北极星距地平线越高，向南则反之，二是海面上驶来的船只，先露出桅杆顶，然后露出船身，整艘船最后进入视线，三是月食的时候，地球在月球上的投影是圆形。当然，现在张嘴就是“西方伪史论”的人，会对这一切不屑一顾。西方固然也经历了科学上的种种波折，但思辨精神并未被舍弃。
主张“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的杨光先，无疑是盲目排外的代表，也让未来的清王朝付出了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