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紧跟党，仍难逃宿命，离奇死去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01、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杨朔选择了离开。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任职于“和大”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听闻此话，大吃一惊，猛地站起身来。隔离室里全是男性，她只得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事情发生在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杨朔当时被隔离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审查。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会议室外面有人日夜轮流“值班”，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一个姓姚的床与杨朔挨着，到了半夜，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02、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杨朔的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杨朔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闯荡到了哈尔滨。1927年，经人介绍，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需要，杨朔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的英语。
杨朔热爱文学，16岁便开始文学创作。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1937年冬，杨朔追随心中的梦想，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在延安，他曾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访问抗日根据地，曾在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49以后，一个抒情的年代到来，文艺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歌颂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杨朔一直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1955年，杨朔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主要领导。
杨朔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03、
1961年，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也是杨朔人生的巅峰时刻。那时他正在开罗喝着甘甜的荔枝蜜，国内苦难的现实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赞美社会主义的激情。他的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
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专题)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这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也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休养，看到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快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这是叫浪花咬的”，说话的人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说：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杨朔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点题：“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的散文，从一叶则可窥视全貌。梁衡评价他的散文，“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
今天看来，杨朔创造的这种“物-人-理”或“景-人-事”的三段式结构，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但在当时，“杨朔模式”却是一代人写作的样板，模仿者无数。
《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对某一天来稿作了统计，“百件中竟有11篇是写小溪的，8篇是写日出的，5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这些写作者都循着杨朔《荔枝蜜》、《茶花赋》之类的思路，文章千篇一律，读来味同嚼蜡。
其实，杨朔也曾真诚地表达过他的内心。1957年5月18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举行了座谈会。会上，杨朔大胆说了真心话：“从前认为只有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品，才能为工农兵服务，现在感到并不完全是这样，最近《人民日报》有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提法：无产阶级是香花、非无产阶级就是毒草。我看不尽然。有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好作品，照样能鼓舞和推动人民前进，其实也是香花。”
04、
杨朔经常对照毛泽东思想反省自己。1956年夏，杨朔在一本小说的扉页上，写下自我评语：“我的政治思想、创作思想，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距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很远很远呢。不，有些观点、描写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这需要在斗争中继续好好改造自己，好好与工农兵结合，这才有点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重看旧作，惭愧欲死！”
1955年批“丁陈反党集团”，杨朔也跟着批判，但在1957年欲给丁、陈平反时，他做了反省。随后展开“反右运动”，再次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杨朔秉持“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的观点，又做了主调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讲话。
尽管杨朔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在思想上力求进步，文化大革命中，他仍然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杨朔的好运终止于1966年。1966年6月9日下午，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国代表杨朔在会上发言，报告了中国为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这是杨朔生前留在《人民日报》上的最后身影。随后，杨朔便不可避免地跌进了“文革(专题)”的漩涡中。
杨朔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运动之初，造反派抄了杨朔的家，说他是封资修。他就真诚地做检讨说：无产阶级的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变修了。
然而，上面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在影射。
05、
1968年春，“和大”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7月23日，造反派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有个根红苗正的小勤务员，靠造反成了一个小头目。军代表进驻“和大”后，这个小头目就在“和大”院子里的地上写了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他性格迂腐，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觉得之前造反派批斗他，还没有给他定性。但是军代表来后，给他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就代表党中央给他定性了。
思来想去，他写条子要求和军代表谈话。他想表达自己并不反党的意思，但军代表没有理会他，决定先放他一放再说。这让杨朔更加相信党已经放弃他了，顿时彻底陷入绝望之中。当天晚上，他把平时积攒的安眠药全都吃了，等送到北京医院时，也已过了最佳抢救期。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58岁。
杨朔一生没有婚娶，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就过继给他作了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虽经百般请求，她与杨朔也没见上最后一面。此后，杨渡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在为杨朔的平反四处奔走。
1975年，在杨朔去世7年后，“和大”才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但实际上并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的，只有他生前使用过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
有人说，杨朔死得冤枉，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根本不用死。他只是丧失了自由，只要熬过去就没事了。但他看多了许多人被权力抛弃后的悲惨结局，觉得自己也要走上这条路时，便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三十多年后，资中筠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