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性教育同样重要的死亡教育 中国从未重视过！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清明节，我们谈一下死亡教育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谈‘这个’，不太合时宜。”
这是笔者和同事的一段对话。死亡，一直是中国人不愿提及的词语，然而，它和生、老、病，是人生从起点到终点无可避免的四件事，如今四分之三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完成。
医院里一直都在上演死亡故事，从临终患者、患者家属，到医院，他们都如何面对死亡？清明节，让我们一起看下医院里的“死亡故事”。
为什么是我？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肿瘤科主任王德林表示，从医25年，从癌症患者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为什么是我？
规劝他人接受癌症末期的事实，在任何人看来都非易事。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患者实情。
唐丽丽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她见过很多晚期肿瘤的患者。在北京晚报的报道中，有的患者因为恐惧死亡，久久不能入睡。医生送助眠药物时，患者会拒绝：“我怕吃了药就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实际上，这些恐惧死亡的人，未必是真正恐惧死亡。很多临终患者告诉唐丽丽，“其实我不怕死，我只是恐惧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
到底如何离开才是最好的离开？这个平日里绝不被人轻易谈论的话题，往往只在多数人大限将至时，才会被认真思考。在白岩松看来，“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即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以及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对临终患者进行死亡教育，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安稳舒适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是肿瘤科医护的重要职责，也是安宁疗护的任务之一。
“没尽力抢救就是不孝”
当生命不可逆转时，部分临终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子女却多会选择尽力抢救。
在纪录片《人间世》的镜头中，76岁的范祖祥是一位脑梗患者，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四年。一年到头，他的食物只有一种胃肠营养液。每天家人们的探视时间只有1小时，另外23小时里，他都在病床上熬着。
在重症监护室，患者通常是“赤条条的，插满管子”，且每天需要花费几千元，几个月就能用尽一生积蓄，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朋友也问我，有没有问过爸爸想不想这样治疗下去。”女儿范瑾说，自己不问也并不想问，“最起码能给他最好的治疗，我心里也能够稍微安慰些吧。”
范祖祥的事情并不是个例。在中国，多数临终患者会被“插管治疗”“延命医疗”。这其中，部分是由于家属的社会道德压力，“没尽力抢救就是不孝”，他们会受到鄙视；另一部分则是家属不能平静面对死亡。医生如果不积极抢救，可能会面对家属和舆论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