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博士月入3000元，怎么养家？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中国有40万博士生，他们每个月的收入仅有3000多元”。
这是近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七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刘元春提出，中国博士生的收入不高，建议给他们的年收入增加10万元，这样每个月收入能达到1万块钱，使其能安心进行研究，同时也能正常支付生活支出。
这并非公共场域里，第一次有人呼吁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早在2007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就曾在一次论坛上提出，国内博士生的生活过得“不体面”，倡议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十年后的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你有钱不给学生，拿它干什么用？”
同年，财政部教育部发布通告，强调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万元提高到1.5万元， 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万元提高到不低于1.3万元，由此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补贴再增长约250元。
博士生虽有补贴，但很难维持在大城市的体面生活（《少年班》剧照）
不过，那一年不仅成为近十年来的唯一一次系统性博士生涨薪，且结合十年内经济水平与物价、消费的增长速度，博士生的收入仍然很难维持在大城市的体面生活，甚至低于不少城镇的最低薪资标准。
2022年7月，一名网友在人民网的留言火了，他称30岁左右的博士研究生每个月只有1500的补助，生活压力大，且省内没有针对博士生的科研基金项目可供申请，希望省里对博士研究生多一些关怀，增加省级助学金、奖学金和在校生的科研基金。
博士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份上依然是学生，经济与心态方面的压力，却早已脱离轻松的学生时代。
真实的博士生人数其实也早已超过“40万”。2021年，中国在读博士首次突破50万大关，达到50.95万人次，每年毕业博士人数在7万人左右，2022年，全国在读博士或将达到56万。
提高博士生待遇，显得更为必要。
01
30岁，在读博
去年11月，入学三个月后，西南一所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李淼终于收到了一次性发放的三个月补贴：3300元。目前她念博二，收入也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
实际上，除了每个月1100元的“大学生助学金”，李淼还能收到每年15000元的学业助学金，但这刚好是每年博士生学费的金额，而且随着读博年限产生变动。李淼念博一时是固定每人每年15000元，但博二以后，便只有二等奖学金或以上才能拿到15000元，三等奖学金则只有12000元。
学校里还设置了每年3万的国家级奖学金，但一个学院只有三个名额，竞争激烈。
读博时的收入，不同学校会有不同。在中山大学某社会科学系专业念博二的学生易雯，则每月都能拿到2500-4000元，其中包括固定的1500元国家奖学金、1000元学校奖学金，以及不固定的课题经费，即他们俗称的“劳务费”。
而在上海，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理科专业的博二学生蔡炜，则在博一时就能拿到每月4000余元补贴，到了博二总计已能达到6-7万的年收入，在全国的博士生收入范围内，都算得上第一梯队。因为住在学校，生活开支低，蔡炜甚至还攒下来了5万多，这是不少同龄博士生都不敢想的。
2021年12月，蔡炜的补贴收入
目前，中国博士生补助大致由四主要部分构成：国家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导师分发的科研经费补贴，或还包含其他SCI论文或项目补贴。
其中，最不固定的课题或科研经费，受学校、城市、专业及导师等因素影响差异最大。
蔡炜每月可以从导师那里拿到1000元左右的劳务补贴，但他知道同系其他导师手下读博的一些同学，即便在今年春天上海封控期间，也能拿到逾千元固定补贴。蔡炜的补贴加上额外的助教费用，也没有自己室友每个月单独拿的导师补贴多。
易雯每月能拿到做助教、课题助理的劳务费不固定，但很少超过1500元。“劳务费完全取决于导师对你的定位如何，他给你的任务重要一点，就分到多一点课题经费”，易雯说。
另外，导师的资质、年龄也会影响整个课题小组能争取到的经费，易雯的导师是个年纪较大的教授，“拿到重要课题的几率比学院里其他教授稍大一些”。
除了导师因素，不同学科对课题的要求差异极大，比如生物理工等由实验占比为主的学科，则不得不考虑实验耗材等变量对经费的占用。
比如读医科的李淼，由于医学科研课题的经费往往紧张，除去实验耗材等硬性开支外，能剩下来分发到学生手上的常常所剩无几了。
李淼在一次通宵完成实验后，发了动态
李淼今年30岁，已婚，自称“高龄博士”。在读博之前，她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了三年，好在有了一定积蓄，算下来刚好够维持三年基本生活开支，不必向父母伸手要钱。
医生这一行业需要晋升，对学历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是推动李淼辞职读博的直接原因。“我们这个专业，大部分人读博都是因为工作要求，没有博士这个头衔，就挡了很多路。”据她所知，班上的博士生，从84年到94年的、从已育两孩到未婚未育的，来读博的原因都八九不离工作要求。
医学生的学业压力在所有专业里都算靠前，每月1000元左右的微薄收入，更成为他们面临的最难科研课题之一。
与李淼同校的博三学生陈深，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得不在高强度的学术压力下，坚持兼职家教多赚每月400元费用。
由于陈深所在的专业院系不提供课题劳务费，他的每月收入便只有固定1100元的奖学金。而近一年来，随着实验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家教兼职也没空去了。
陈深的一天，从早上不到7点起床到晚上11点几乎连轴转，与高三生没有太大区别，而这还不包括偶尔在实验室过夜的情况。
虽然住在学校，但由于实验室在校外，陈深必须每天出入学校，不仅会产生交通、饮食等各种费用，路上还要花去他前后三个小时，“没空去想忙不忙、穷不穷”。
02
读博的底气
读博两年来，易雯买过最贵的“奢侈品”是一个700多元的投影。
她原本很满意自己的投影仪，但有一次，她到一名已经工作了三年的本科同学家里作客，对方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名牌投影仪，易雯惊呆了，“那个画质音质就像4K，对比起来我这个就是360P”。
易雯不是一个爱攀比的人，但从朋友家回来后，她也再也没打开过自己的投影。
那种来自同龄人的直白落差仍让她唏嘘，“我二十七八岁还过着二十一、二岁的生活”。
评价收入水平高低离不开支出。对大部分博士生而言，生活的固定开支莫过于食与宿，而这两项都随着地域与城市差距区别巨大。
比如，在境外或国外读博的补贴，平均而言通常高于大陆。而在美国马里兰州念理工科博士的李奎虽然每个月能拿到手3000美元补助，却依然存不下什么钱。学校不提供宿舍，光是租房就要花去他每月1400美元，加上自费的保险、伙食、交通，一月下来也所剩无几。
蔡炜和易雯的学校宿舍都是固定1200元/年费用，但蔡炜的宿舍是双人间，待博三后还能升级到单人间，并且闵行区相较上海市中心消费水平更低，蔡炜觉得收入恰好能维持一份比较体面的生活，“也暂时没有买房买车这类大的开支需求。但我的同龄人，没有读博的，就基本上都得面临这些压力。”
与蔡炜不同，由于不愿住学校的四人间宿舍，易雯自己在校外租了一套两居室，与室友二人分摊3400元房租。但就在今年春天，室友退租了，易雯不得不自己负担所有房租。
母亲会帮她分担其中2000元，只不过偶尔也会微生埋怨，脱口而出“你都这么大了”，没有说完下半句，但易雯已经心领神会了，便不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要钱。
为了尽可能使紧俏的收支平衡，易雯将自己的生活严格限制在“必要”范畴内，比如能不去就不去市区、不看电影。
平时，她也会接一些文书写作、英语家教方面的兼职，好的情况一个月可以额外赚2000元左右，但也可能几个月都接不到活。
住在家里的李淼省去了住宿这一块的费用，吃饭在学校食堂，也大体能控制在每天30元左右，不过，作为一名年届三十的独生女，李淼感受到的压力不仅来源于拮据的经济收入和科研，也来源于家庭与个人责任等方面。
为了读博，李淼暂时中止了生育与买房的计划，同时，她不得不面对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在下降的事实。比如去年，李淼的母亲做了一个小手术，李淼力所能及地出了一半手术费，但如果是以前工作时，她能拿出更多。
学生时代或许可以重来一次，父母却在不可抵挡地老去。
一个年近三十岁的博士生或许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虽然身份仍然是学生，但他们要考虑的东西早已不能局限于学生思维了。
其实易雯最初从未考虑过“读博能拿多少钱”的问题，读博也是全家人都毫无保留的选择，她是抱着求学心态进入高校的，但发现“读着读着就陷入了一种窘境”。
她感到“二十七八岁受穷和二十出头受穷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年轻时“一穷二白”似乎理所当然，也可以给自己打气“莫欺少年穷”。但读博后，同龄人都在社会上得到了不同层面的成长，易雯发现，不论在生活还是学术上，自己都很难“有底气”。
不过，现在她需要关心的不是“当教授”，而是“先毕业”。易雯了解到，本校约有30%的博士生会延毕，而延毕后的学年，是没有任何补贴与奖学金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即将迈入30岁的时候，没钱了。”
03
“科研不是一个人的事”
“博士阶段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特殊的，大部分人读博都在25-30岁，对医学生来说，这个数字还要再往上增加，正处于成家立业的时期，也正逢父母退休的时期，如果还要为生活压力和家庭等各方面去发愁，如何全身心投入学业科研？”
陈深感到疲惫不堪，但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这两年内，他深刻感受到医学圈里流传的一句话：“家里经济情况不好的，千万别学医，因为你耗不下去。”陈深知道周围不少博士生同学都还在接受家里的资助和补贴，但他没有这个条件，必须榨净每一分每一秒，才能兼顾学术与生存。
念社会科学的易雯同样发现，身边的博士同学“几乎没有一个是家庭条件差的”，包括她自己。
虽然父母偶有微词，但至少易雯的家庭总体是可以支撑她读完四年博士的。在读博之前，易雯还去英国读了个研究生，每年学费加上生活费需要三、四十万人民币(专题)。
湖南一所985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坦言，他的博士生大多都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交完学费后打点零用，没了”。他知道一些学生回家和返校，只能坐铁皮火车硬座，几十个小时。作为鲜有课题的纯文科中文专业，更是位于所有专业里补贴“鄙视链”底部。
有时候，学术理想或可抵消一部分经济方面的困厄。易雯记得自己念本科时的一个教授，就是在成家婚育后去读博，带着妻儿在北京住了好几年地下室，好在最后“熬出了头”，当上了教授。
某种程度上，那位教授的现状，也是易雯的梦想。她能想到博士毕业后最理想的去处，就是留在高校当老师，她喜欢相对自由、纯粹的学术环境。
留在高校同样是蔡炜的目标。实际上，当初硕士毕业后，蔡炜已经应聘并成功与一所长三角的中学签署了协议，准备去中学当老师，但就在入职前夕，他的博士申请忽然通过了，便果断选择了改道，重回高校。
对蔡炜而言，博士更像是一种为理想生活作出的选择与努力，他喜欢高校里相对自由、年轻、有创造力的氛围。
目前，他正着手申请学者交流项目，可以拿着奖学金游历其他国家与学校。但就在前不久，他发去邮件的一位荷兰高校老师婉拒了他，理由是目前学校各方面的经费紧俏，“（荷兰）通胀率涨了20%，CSC（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读博）给的1350欧元补贴也太低了，（他们）很难再招收学生。”
陈深认识一些在其他省份读博的同学，多的每月能拿到6000-7000元补贴，这份差距让他惊掉大牙，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更多补贴，“建设国家的是我们这些学生，不是日入好几万的明星。”
他也希望本科毕业就能在一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待遇足够养家，但既然选择了学术这条路，就只能追求更高的价值与目标，况且，“科研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短期的事，无法一蹴而就，不能急功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