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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西安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
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了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
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
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阖户也。”余知其为监视,亦遂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邵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