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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GDP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 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 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长期战略。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建立可信的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疏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中国已经在建立研发体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前列。未来的优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
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这些政策有成功潜力，因为中国具备诸多优势。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充分利用相对发达的研发基础设施，推动迈向并拓展“绿色”技术前沿。
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二十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果财政领域没有进行适当改革，新战略所需的许多其他改革将难以推进。
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过去三十年，中国从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良多。今后二十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告在以上六个优先改革领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决策者需要合理安排各领域内部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先顺序，以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决心，坚定的实施，部委与机构间的协调和得到灵活且有效管理的协商过程——协商将确保公众支持并参与到改革过程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之中。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一个风险增大的时期，中国自身也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与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应对。应当牢牢把握的原则是，应对短期问题必须有利于而非阻碍实现长期改革的优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