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还是强大？（上）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美国的情况似乎都是一团糟 -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近7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 “不好”或“差”；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一半，从2000年的40%降至如今的20%；爱国主义也在消退，现在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2000年时是70%；国会两极分化已达到重建以来的最高点（下图 PREMIUM TIMES HAUSA），针对政客的暴力威胁激增 -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大选中两次面临暗杀。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法西斯分子的川普，仍然赢得了大选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一些学者将美国与（共和制名存实亡的）魏玛德国相提并论。另一些人则将美国比作苏联的末期 - 一个脆弱的老人政治，正在从内部腐烂。还有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

然而，美国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出类拔萃，在某些方面甚至继续增长。美国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与20世纪90年代大致相同，其对全球动脉（能源、金融、市场和技术）的控制力也得到了加强。在国际上，美国正在赢得盟友，而其主要对手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则日益陷入困境。的确，美国存在通货膨胀、巨额债务和生产力低迷的问题。但横向与其他大国所面临的经济和人口问题相比，美国面临的问题它就不算个事儿。这就是美国实力的悖论：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但它又是远超竞争对手的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广袤的土地、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和分散的政治机构，让美国从看似混乱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中脱颖而出，保持着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领域目前的主导地位（下图 THE COLLECTOR/AIR&SPACE FORCES）。一方面，作为经济堡垒的美国，拥有资源丰富和海洋边界，既保护自己免受入侵，同时又与全球贸易相连。与人口正在减少的竞争对手不同，高移民率为美国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华盛顿的党派政治僵局，并未阻止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以比竞争对手更快地采用创新。即使政客之间争吵不休，美国拥有的结构性优势助其在各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美国的这些优势也加深了繁荣的城市中心与贫困中挣扎的农村社区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并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当城市受益于日益全球化、以移民为动力的知识型经济时，许多乡村地区人口因制造业和公共部门岗位减少而不被吸纳而被抛在了后面，滋生了怨恨，破坏了国家团结。其次，地理隔离和国家的富裕使美国免受外部威胁，从而养成了一种全球事务与我无关的感觉，导致军事和外交能力长期投资不足。与此同时，拥有强大的实力、多元化的人口和民主制度的美国又雄心勃勃地在海外追求一系列利益。这种脱节 - 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却缺乏充分实现其目标的资源 - 无意中助长了代价高昂的冲突。

这些脆弱性 - 国内分裂和战略破产 - 共同威胁着美国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定义其权力的二元性。经济繁荣与公民萧条并存。不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往往浪费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贸易和移民使美国富裕起来，但也使社会结构紧张，摧毁了工人阶级社区。美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驾驭这些矛盾。如果美国能够平衡其野心和资源，弥合内部分歧，它不仅可以保持其力量，还可以为更稳定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否则，美国力量的悖论可能有一天会让一切都崩溃。

仍然首屈一指

美国经济占全球GDP的26%，与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崩塌后的“单极时刻”相同，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下图 Medium）。2008年，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几乎相等，但今天，美国经济规模是欧元区的两倍。它还比全球南方（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总和还大30%。以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力的标的准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也在萎缩。由于北京夸大了它的GDP数字，中国经济实际上比共产党声称的要小。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公民非法将数千亿美元转移出中国，成为穿越南部边境润入美国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

美国的人均财富领先优势也在不断扩大。1995年，按现值美元计算，日本公民的平均财富比美国人高出50%；而如今，美国人比日本人高出140%。如今，日本的平均工资排在美国最低的密西西比州之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的平均工资也都低于美国。从1990年到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扣除税收、转移支付和通货膨胀调整后增长了55%，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4%。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上涨，从2020年到2024年，实际工资小幅上涨了0.9%。与此同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工资都在下降。大多数人公民比疫情之前更富有，低收入工人的收入增长尤其强劲。自2019年以来，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工资增长速度几乎是中等收入者的四倍，是高收入者的十倍以上。如今，美国千禧一代的平均收入比前几代人在同一年龄时高出约10,000美元（经通胀调整后），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可进入全球工资收入最高的1%到2%之列。

与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但贫穷）或日本和西欧国家（面积小但富裕）不同，美国将规模与效率相结合，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仅凭规模庞大和巨大的产出，而没有高人均生产率，对全球影响微乎其微。在十九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和经济，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的经济，但两者都被德国、日本和英国等更高效的强国击败。尽管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低迷，但仍保持正增长，但中国大陆和欧洲国家却在同一时间段出现负增长。尽管美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非常庞大， - 约为GDP的255%，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将攀升至14%，但它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仍远低于中国大陆不断膨胀的债务（占GDP的300%以上）。

美国还扩大了军事联盟，加强了对金融体系、能源市场、消费者基础和技术发展的控制，增强了其影响其他国家运作体系的能力。以美元为例。美元目前占全球央行储备的近60%，与1995年的份额相当（下图 Reuters）。跨境银行负债和外币债务发行中约有70%（高于2004年）使用美元 - 全球外汇交易中近90%使用美元。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华盛顿能够实施制裁、确保较低的借贷成本，并将其他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外国政府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以美国经济健康为支撑的体系，这使得他们不愿看到美国经济变差 - 美国经济不好会影响美元走低，美元贬值会影响外国政府美元储备的价值。所以，外国政府多半不愿采取任何损坏美国经济的行动。

能源转型进一步增强了华盛顿的全球影响力。如今美国已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超过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同时，美国提高了能源效率和采用了可再生技术，将人均碳排放量降至191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能源繁荣使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保持在低位，如欧洲公司目前支付的电力价格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四到五倍，促使一些外国制造商迁往美国。能源生产还帮助华盛顿保护自己及其盟友免受外国胁迫。例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能够通过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来帮助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弥补其短缺。与此同时，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相当于中国和欧元区的总和）迫使外国公司和政府与美国的贸易政策保持一致，以保持对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的获取。

美国在全球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其结构性实力。美国公司创造了全球50%以上的高科技利润，而中国大陆仅占6%。这种创新优势使美国公司处于供应链的关键点，使华盛顿能够扭转生产网络，这一点从其协调多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限制就可以看出。此外，美国还扩大了军事联盟，增强了其包围竞争对手和在欧亚大陆投射力量的能力。在欧洲北约欢迎芬兰和瑞典加入，而在印太地区，AUKUS和四方对话（Quad）等倡议加深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之前紧张的关系（如日本与韩国或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善，为加强国防合作和美国军事基地准入铺平了道路。

基业长青

在那些持负面看法和批评观点的人眼中，外强中干的美国就一基础摇摇欲坠的纸牌屋 – 党派政治僵局、公众信任度下降和社会分歧加深（下图 rtbF）。这些裂缝正在蔓延至公民的基石，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支柱。然而，历史表明，美国往往在政治危机中变得更加强大：内战之后的重建和工业繁荣让美国统一强大；19世纪90年代的金融恐慌之后，华盛顿成为了世界强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从此进入由美国主导的“美国世纪”。20世纪70年代的低迷，滞胀、社会动荡以及越南和伊朗的失败，反使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复苏、取得冷战的胜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繁荣。21世纪初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不仅未致美国衰落，现在的美国经济更“遥遥领先”，拉大了与中国大陆的距离。

美国力量不可思议的韧性在于其结构性优势。地理上美国既是经济中心，也是军事要塞。她拥有丰富的资源，众多天然通航河流和深水港。这些特点使生产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缝合在一起，通过海洋公路与亚洲和欧洲最富裕的地区相连，这些公路也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这种地理隔离使美国免受外国威胁，允许其军队可以在国外漫游，同时增强了该国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因此，在全球危机期间，资本往往会流入该国，即使这些危机是在美国发生的，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

美国也吸引了人力资本，每年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下图6 Medium/canam）。尽管低技能工人的移民压低了一些行业的工资，但它也帮助零售、食品服务、农业和医疗保健等重要行业的人员，确保这些行业在供应链中断和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继续运营。再加上更高的出生率，每年平均有超过一百万的移民涌入，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预计本世纪黄金劳动年龄人口将增长的大国。相比之下，其他主要大国面临着急剧下降：到本世纪末，中国大陆25岁至49岁的工人人口预计将下降74％，德国下降23％，印度下降23％，日本下降44％，俄罗斯下降27％。

尽管美国的政治体系经常陷入僵局，但其分散的结构 - 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分配权力 - 赋予了比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和英国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权力。与大多数在民主化之前发展出强大国家的自由民主国家不同，美国天生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现代官僚机构。美国宪法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和限制政府，限制了政府能力，但促进了商业发展。主流媒体关注总统竞选，但往往忽视了地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活力。美国在创新和经商便利性方面一直位居全球前列或接近前列，与欧洲国家相比，注册财产或执行合同所需的步骤和时间大约欧洲国家的一半。因此，美国人创业的速度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的两到三倍，是中国和英国的1.5倍。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德国工人长25%，每小时的产出比日本工人多40%，雇佣和解雇的频率和效率都高于其他任何主要劳动力市场。这个勤奋、适应性强的劳动力市场帮助美国从危机中复苏：例如，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 - 自1960年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低失业率时期 - 而G20的平均水平徘徊在7%左右。

美国分散的体制还有助于各行业采用和推广创新，这种能力对于长期增长而言比单纯的发明更为重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美国地方（如美国企业）受到的中央政府繁文缛节限制更少。联邦机构制定了广泛的指导方针，允许各州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法规，尝试不同的方法，并竞争投资。因此，成功的想法往往会迅速传播。这种扩散优势因美国深厚的风险投资市场而得到加强，该市场约占约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量的一半。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密切合作加强了这一生态系统，美国拥有全球前十所顶尖大学中的七所，前200名大学中的四分之一（下图 Medium/studyus）。

正如政治学家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所指出的那样，充满活力的美国体系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益甚至比发明这些技术的国家还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发明了蒸汽机，但美国人将其更广泛地应用于工厂、铁路和农业，创造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美国体系” 大规模生产模式 - 这种模式推动美国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超越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在化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在化学工程方面表现出色，将先进技术应用于石油、冶金和食品加工等行业。总体而言，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德国快60%，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经济的2.6倍。冷战期间，苏联将其 GDP 的更大份额用于研发，雇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然而，庞大的共产主义体系耗尽了资源，扼杀了创新。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停留在模拟时代，每年仅生产几千台电脑，而美国公司则生产了数百万台电脑，引领了数字革命。同样，日本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在其经济中更广泛地整合了这些创新，提高了生产率，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则停滞不前。

如今，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独树一帜。尽管美国政府有时会参与产业政策，如最近对半导体制造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但它通常依靠激励措施和公私伙伴关系，而不是直接控制，让新发现和新技术在各个部门有机地传播。相比之下，中国的补贴驱动型威权模式创造了孤立的创新空间领域，而没有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力。中国优先考虑其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性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行业。但这两个行业仅占中国经济的3.5%，这一比例太小，无法抵消臃肿的房地产和建筑业的下滑，这些行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自2021年以来已经抹去了18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中国的科技产业也未能为数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

中国重补贴模式的成本是巨大的。自2009年以来，仅电动汽车行业就获得了2310亿美元的补贴，政府支持占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支出支撑了有政治关系的公司，但也消耗了家庭财富，抑制了消费，助长了产能过剩、债务和腐败 - 所有这些都是以牺牲中国公民的投资为代价的，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正如经济学家罗泽尔 (Scott Rozelle) 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忽视导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约3亿人没有在现代经济中工作所需的教育或技能。严厉的监管和政治打压进一步限制了创新，新的科技初创企业从2018年的5万多家下降到2023年的1,200家。因此，中国的高科技收入仍然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凸显了其集中模式的局限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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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Beckley, M. (2025). The Strange triumph of a broken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trange-triumph-broken-america-michael-beck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