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适应川普新政

颇有讽刺意义的一个现象是，欧洲许多国家视唐纳德·川普重返白宫为一次重大的、几乎是世界末日般的转变，认为他可能会破坏联盟并颠覆经济关系（下图 FINANCIAL REVIEW/TikTok）。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美国的对手则认为，川普新政府对他们推进反西方议程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但亚洲从北部的日本和韩国，到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东南亚，以及南部的印度次大陆，各国对川普的2.0政府好像反应平平，完全没有欧洲国家内的强烈情绪。这些亚洲国家不大担忧川普的专制倾向和对自由国际主义理想的蔑视，因为该地区一直以共同利益而非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与华盛顿建立关系。这种方法与川普的交易性外交政策不谋而合，因为它涉及平衡互利，而不是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事实上，当亚洲国家谈论“基于规则的秩序”时，这个词的含义往往与西方（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理解截然不同。

对亚洲国家来说，川普重返权力中心不仅仅是对现有美国外交政策的彻底偏离，还放大和加速了自越南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趋势。美国正扩大尼克松总统在冷战期间在东亚引入的方法，通过单方面重新定义其全球参与条款，对何时以及如何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在与这样的美国打交道近半个世纪后，亚洲并没有过分担心川普的第二个政府。这并非要忽视该地区的关税政策和台湾问题，只是说明亚洲国家更习惯于川普的交易主义。亚洲国家的经验对其他美国伙伴和盟友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他们正在适应华盛顿对与世界合作方式的重新调整。近日，前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书长、新加坡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投书《外交事务》，分析川普总统的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犹豫不决的霸权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方针与华盛顿50多年来对亚洲大部分地区采取的战略如出一辙（下图 AP/facebook）。1969年，当他试图让美国脱离越南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时，尼克松公布了一项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伙伴和朋友的新战略。“除了大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外，”尼克松在当年夏天宣布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政策时说，“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待 [军事防御] 由亚洲国家自己处理并承担责任。”在尼克松看来，越南战争是美国政策的一个警示教训。华盛顿不需要在地面部署军队，因而不会陷入其他亚洲泥潭，但美国会作为维持亚洲稳定的离岸平衡者。美国将提供延伸威慑的核保护伞，以及以日本和关岛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为中心的军事存确保自己离岸平衡者的角色。但该地区（韩国除外）再也不能指望华盛顿像在越南那样直接干预，各国需要自行负责本国的安全保障。

自那以后，这就是美国的亚洲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准帝国主义的、好战的霸权国家，而亚洲观察家则认为美国是一个从根本上谨慎的国家，它不愿部署军事力量，在采取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自己的利益。美国对于维持稳定至关重要，但亚洲国家并不认为美国完全可靠，因为作为离岸平衡者，它的决定总是会让该地区怀疑它的意图：如果华盛顿决定介入，亚洲领导人可能会担心自己会被卷入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如果华盛顿决定不介入，他们可能会担心被抛弃。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也开始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其他地区。无论是奥巴马1.0还是川普1.0，在各自的任期内都未能成功摆脱布什的国家建设冒险。但拜登总统在2021年下令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以及其后避免直接介入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的行动，一举了结了这一难题。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都只是为盟友提供全面的威慑和军事支持，但没有派遣任何美国军队。同时，拜登总统采取措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以及美、澳、英三国的AUKUS防御协议加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拜登会咨询盟友和伙伴，确定他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来推进美国的议程，并且没有做出新的美国安全保障来捍卫他们：这可以称之为礼貌的交易主义。

因此，已经以这种方式与美国打过交道的亚洲地区更容易接受川普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离岸平衡与赤裸裸的交易主义之间并无质的区别，仅在度上不同而已。的确，川普不大会与盟友协商，难以预测，在提供援助方面非常谨慎，并要求盟友和伙伴为美国的保护支付更多费用（下图 THE GOSHEN NEWS/Instagram），但结果可能不会有太大不同。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对于维持稳定都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亚洲国家将接受川普2.0政府的做法 - 他们对川普之前的美国并不完全信任，也没有觉得川普1.0政府一无是处。

以川普的前任奥巴马为例。在任期间，奥巴马发表了关于美国对亚洲承诺的雄辩演讲，但该地区的许多领导人认为他在对抗美国对手（尤其是中国大陆）时软弱无力。2015年，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白宫与奥巴马站在一起，公开承诺不会军事化南海。但次年（2016），北京却真的这么做了（不承认国际法庭仲裁） - 而奥巴马什么也没做。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合作伙伴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2017年，川普在第一次峰会的晚餐时告诉习近平，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后，他下令当晚对叙利亚发动巡航导弹袭击。这与奥巴马在2013年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后不愿作出回应形成了鲜明对比。

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的一些行动表明，他强调以实力求和平的做法与许多亚洲政府的本能一致。可能导致该地区冲突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但需要通过坚定的威慑和巧妙的外交手段来管理。2017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要用导弹袭击关岛，川普则以“怒与火”威胁平壤，实际上终止了朝鲜在关岛附近任何轨道上进行远程导弹试验。川普这样做，又与奥巴马当政8年形成鲜明对比 - 对朝“战略耐心”，却让朝鲜局势恶化了八年。然后，2018年，就是这位称金正恩“rocket man”的川普在新加坡会见了金正恩，也开辟了外交途径。随后又在越南举行了美朝峰会。川普政府虽然未能实现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的目标，但其通过威慑和外交手段来控制威胁还是值得赞赏的。

这位总统在朝鲜核威胁与金正恩的互动一事，让东亚和东南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担心川普2.0。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经到位，其中一些（对华政策）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因为拜登政府延续并扩大了川普2.0政府在处理中国大陆等优先问题上的做法。这些领域的任何新政策都不太可能是根本性的方向转变。当然，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可能造成破坏，这并不意味着川普2.0政府不会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或不会引起担忧。尤其值得本地区国家密切关注的主要有三个问题：台湾、关税和地区领导地位。

台湾难题 

拜登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四度表示美国将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大陆侵略。川普不会重复这样的言论。在2024年的竞选中，他对台湾的评论表明，这符合他对盟友和贸易的总体看法：他说台湾离美国很远，难以保卫，应该为美国的保护付出更多，他还指责台北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下图 Asia Times）。危险在于，他可能会把台湾看作与中国大陆更大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川普肯定会想利用关税和贸易战的威胁作为筹码，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这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但如果他以台湾为交换条件进行任何可能的协议，将贸易和安全混为一谈，危险和不确定性将成倍增加。

如果川普撤出乌克兰 - 例如，以基辅愿意与莫斯科谈判为条件；如果川普2.0政府采取认真措施提高美国自身的半导体制造能力，这将向台北发出信号，表明它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无限支持。这些措施可以防止台湾政治走向潜在的不稳定方向。或者如果川普2.0政府采取更公开的支持独立的立场，北京将会作出强烈反应 - 加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或对台湾占领和管理的南海太平岛采取行动。

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韩国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采取了强烈而明确的原则立场，但该地区的其余国家大多都持矛盾态度。东南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尤其认为，华盛顿对俄罗斯的谴责是双重标准，他们指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加沙和黎巴嫩发动或支持的战争以及其他伤害伊斯兰民族的冲突。因此，许多亚洲国家更愿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而非价值观来寻求站位。如果这种平衡符合本国利益，这些国家将尽其所能维持与美国的关系，而川普对台湾和乌克兰的态度仍是次要考虑因素。正是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传统上不结盟的国家多半会向华盛顿靠拢。实际上这一趋势在川普1.0政府就已出现，并在拜登执政期间进一步发展。这对中国大陆显然不利。

亚洲需要领袖 

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贸易政策可能是川普回归中最令人担忧的因素。川普曾夸口说“关税”是他最喜欢的词，并确实在2月2日那天决定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新征25%的关税，后只是在加、墨两国服软的条件下，暂缓30天。但他的确实施了对中国大陆的10% (+10%)新征关税（下图 NEW YORK POST）。以此看来，川普政府很可能还会对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对美国有重大贸易顺差的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北京已经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因为它不想显得软弱。鉴于中国自身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北京的报复相对克制，为双方妥协留下空间。谈及中国大陆，目前人们普遍担心其经济状况，认为北京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由对该国经济管理信心的崩溃所驱动的。这种失去信心的根源，是大陆许多商界和知识界精英以及中产阶级对国家走向的怀疑。由于将政治控制和安全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中国大陆走向了更加列宁主义的方向，减缓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这种实践改变了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契约 - 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中国人就有更多空间从事经济和其他活动。

川普发起的新贸易战使大陆的经济放缓雪上加霜，并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地方政府背负的巨额债务，以及泡沫破裂的房地产行业削弱了消费者信心，让大陆国内需求一蹶不振。为推动经济增长，北京依靠国家主导的投资，帮助中国公司向国内外市场大量投放廉价电动汽车和电池。这加剧了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局势，并增加了征收更多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可能性。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实施严厉关税制度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消费者信心，并让大陆企业更加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如果这一循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长期放缓，北京的应对方式将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经济产生影响。

即便两国的竞争日趋激烈，中美相互的核威慑使得它们的摩擦极不可能引发军事冲突。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在川普执政期间会有明显缓和。在美中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很少有亚洲国家政府会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它们多半会更相互紧密地合作，以对冲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川普回归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是：谁将有效地领导该地区？川普于2017年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对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产生了冲击，至今仍在亚洲产生影响。但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TPP成员国组建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使该地区迅速适应了美国退出带来的冲击。而安倍与川普建立的密切私人关系，可能也有助于软化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对日本和其他美国东亚伙伴的态度。

然而，如今美国最重要的三个盟友 - 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 - 的领导人在政治上都很软弱。新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希望印尼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但他尚未在地区或国际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当普拉博沃在11月大选后访问美国时，他与川普通了电话。“无论您身在何处，我都愿意亲自飞往向您表示祝贺，先生，”普拉博沃滔滔不绝地说。川普对这种顺从的表现做出了积极回应，但没有举行会谈。该地区显然需要有人像已故的安倍一样站出来领导，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候选人。

美国永远第一 

亚洲与华盛顿的长期经历表明，川普的外交政策并非标新立异。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往往更倾向于向内发展，而非向外发展。川普不愿让美国参与对外事务，这其实是自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不要建立永久联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下图 Instagram）。二战前，美国只是偶尔和短暂地参与对外事务。直到1941年珍珠港对美国本土的直接袭击，华盛顿才被迫面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威胁。二战后，苏联带来的生存威胁导致美国卷入冷战。1941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间的50年是美国历史上持续对外参与时间最长的时期。

自苏联帝国解体以来，美国尚未面临过这样的生存威胁。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普京的俄罗斯也很危险，但两国都没有像苏联那样构成对美国的威胁。既然如此，美国人就没有必要按约翰·肯尼迪总统所说去“承担任何负担或付出任何代价”来维护国际秩序呢。的确，美国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参与海外事务长达半个世纪，并积极从事了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时代。但这些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都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事实上，在尼克松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策甚至在冷战的后期就已秉持尽量不干预的立场。

因此，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不应该指望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而应该将川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视为美国回归自然地位。西方国家应该效仿亚洲国家，学会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时，不要把华盛顿视作一个几乎无条件保卫它们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一个离岸平衡者，会明智地使用其力量，首先推进美国的利益。

参考资料 

Kausikan， B. (2025). Who’s afraid of America first? FOREIGN AFFAIRS. 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os-afraid-america-first-bilahari-kausikan-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