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偷陈振龙：偷回一根藤，多增3亿人

时至今日，粮食及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这几日坛子里关于60几年前那场大饥荒的人口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可见粮食与人口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历史上，由于粮食的制约，中国的人口始终徘徊在1亿上下，较难有大的突破；政府层面，历年颁布的一号文件，谈的都是农村及农业问题；在坛子里，关于中美的农业问题，各路豪杰争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可见，粮食太重要了。

明朝年间，灾情不断，农民的收成不好，整个国家出现了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的人们食不果腹，有人啃食树皮，有人携家眷投河自尽，多地甚至曾出现“人食人”的惨剧。吃不上饭，人民对朝廷的不满急剧增加，暴动不断，人民更加民不聊生。原本就没有过亿的人口数量一落千丈，使明朝元气大伤。

皇帝和各地官员对此却束手无策，敌人入侵可以打，兵力不足可以补，可天灾该如何去抗衡。直到一个远洋回归的商人的一次偷盗行为，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饥荒问题解决后，整个国家元气大增，一直到清朝，人口增长了三亿多。

这个商人就是圣偷 – 陈振龙，一个历史地位应该不输，甚至远超袁隆平的人。

1.陈振龙其人

陈振龙（1573—1619年），生于明代，福建长乐人。他从小饱读诗书、天资聪颖，加上刻苦努力，不到20岁，就成功地考取了秀才。明朝不同于之前的朝代，对社会的控制极为严格，秀才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中了秀才之后，陈振龙又多次参加乡试，但都没能成功，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读书，转行做起了商人。在古代，商人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排在官员、读书人和农民之后，无论富甲一方还是富可敌国，商人都不能入朝为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才得到明显的提升。

2.陈振龙的圣偷之旅

由于做生意的缘故，陈振龙经常去海外经商。万历年间（1593年），他来到了菲律宾吕宋岛，在工作之余，他经常观赏那里的风景。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沿着小镇的街道散步，走着走着，目光被街边的一种植物吸引了，陈振龙发现这种植物生命力顽强，它的块根产量惊人，味道甘甜，可以食用。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薯。

后来他仔细观察发现，在菲律宾，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种植这种植物。不少菲律宾人把这个植物长出的果实作为主食。

从小就经历过饥荒的陈振龙马上意识到，这个植物或许能解决家乡的饥荒问题，心系祖国的他决定，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任何人出入菲律宾都要经过当局的严格检查，而红薯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西班牙明令禁止任何人将其携带出境，如有违反，惩罚严厉，甚至就地处决。当局在每一个出境口都设置了多名检察人员。

陈振龙的神偷之旅，进行了3次才得以成功。第一次，他把红薯的藤条藏在箱子中，被发现，藤条被没收，他也遭到责罚； 第二次，他把红薯藤条编入藤蓝中，又被发现，被打得鼻青脸肿；陈振龙左思右想，后来无意中看到船上的吸水绳和红薯的藤极为相似，便决定将红薯的藤缠于麻绳中。西班牙的检察人员虽然仔细检查每个出境人员的随身物品，但并没有发现陈振龙船上绳子的秘密。

结果有惊无险，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后，终于农历五月下旬，将红薯藤条带回了国。陈振龙激动地赶到家中，立刻与儿子经伦按照在菲律宾学来的种植方法，将这些藤条种下。果然，四个月后生命力顽强的红薯藤成功长出了红薯。

3．红薯种植方法的推广

为了红薯能在家乡得到更广泛的种植，陈振龙找到福建巡抚金学曾。金学曾正在为粮食问题发愁，得知此事后，立刻大力推广。

过了几个月后，当地农民就种出了拳头大小的红薯。金学曾看着这些生熟都能食用的红薯，被成功地培育出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之后，红薯在福建被大量种植，福建人民的饥饿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福建人为了感恩金学曾的推广，将红薯命名为“金薯”。陈振龙则被后人称为“番薯之父”。

再后，陈振龙的孙子陈世元等人将红薯带到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大力宣扬其耐旱、高产、生命力顽强的优点，呼吁当地农民种植红薯。

陈世元更是亲自教授当地人民培育秧苗的技巧，在田间教人们如何修剪枝条。经过一番努力，到了秋天，多地农民成功种出红薯。红薯作为农作物性状优良，不久，便在全国多地普及，成为与水稻、麦子和玉米等并驾齐驱的重要粮食作物。而且由于它的产量巨大，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些前辈。

饥荒问题解决后，整个国家人气大增，一直到清朝，人口已增长了三亿多。

陈振龙引种红薯，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纪著名科学史专家何丙郁先生指出：“四百多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地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中国现在红薯的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83%左右，它作为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已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郡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南侧、海滨四先生祠后建“先薯亭”，后废圯。1957年，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

“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偷，是一种令人憎恨的不耻行为。然而有一种“偷”，是例外，因为它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国家和民族。陈振龙之举，不但不可耻，而且是一位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