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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说不尽的恩怨情仇。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双方于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 是继“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其恶劣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时光虽已过去百年有余,但至今余波荡漾,对大陆、台湾及日本还有影响。1931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至今仍是国内影视剧中的热门话题。
然而纵观历史,中日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光是著名的战争就有五次,分别是唐高宗时期的白江口之战、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时期的元日战争、明朝万历年间的中日万历之战、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日本这个民族一向欺软怕硬、恃强凌弱,要想让其臣服,唯有一个方法,就是打服。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臣服就是如此。然而二战过后不足百年,与唐代的中日之战不可同日而语。唐朝这一战打出了日本的文化底蕴,从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挥之不去,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大唐的本土。
中日第一场战争,就是663年爆发的白江口之战。
第一:白江口之战的背景
唐朝初年的朝鲜半岛当时也是三国鼎立,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高句丽势力最强大。这三个国家在汉朝以及西晋一直作为我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但是由于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动荡,高句丽时而归顺我王朝,时而又叛逆。高句丽此时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隋炀帝统一全国后,大肆征讨高句丽,使国力衰退而亡国;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发兵攻打高句丽和百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还是因为天气原因班师回朝了。几年后唐太宗准备率30万大军亲征高句丽,但因太宗驾崩而搁浅。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位百济王,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因百济王子要求,日本派重兵入朝,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第二:白江口之战的经过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路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士兵4.2万人,战船1000余艘,唐军仅唐军1.3万人,战船170艘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在刘仁轨将军的指挥下,分左右两队“左右夹船绕战”,将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打乱了日军阵形,士兵大乱。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第三:白江口之战的影响
白江口之战倭国惨败,倭国人退回本土,老百姓对战争也是怨声载道。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日本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谴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然而大的政治举措又往往是在流血的战争基础上引发的,这就是历史,尤其是中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