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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原子弹者说强大是小米加步枪
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这叫《强大》。
强国有原子弹，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可以自己造。这叫《强大》。
造原子弹者《寒春》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来到中国的，她只是受到了一些红色书籍的影响，只是受到了美国军方不顾科学家的反对执意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刺激，只是帝国主义摧毁了她献身核物理“纯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后来中国寻找出路，只是来中国寻找自己的哥哥，她自己根本也没想过会在中国待一辈子。
但是，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于纽约、上海和重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混乱，正是见识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断改造了自我，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大跃进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离开中国！
一个《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自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杨尚昆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
不久，传来了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准备撤离、转战陕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撤退前接见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外国友人，包括美国记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大夫以及阳早。当时，他们四人均要求与所在组织一起撤离，经过考虑，最后中央通过了三人的请求，让斯特朗回到国统区，希望她利用记者身份将解放区的真实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就这样，阳早回到光华农场，准备和同事们以及农场的一群荷兰奶牛从延安转移到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
对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寒春一口拒绝提名参加《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因为她对其中一项的评选准则不以为然，即“她采取积极的、非暴力的方法，缓解冲突及建制上的不公义“。寒春在电邮反驳:“我不会接受提名。因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打击那些只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杀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战争一定要武力对付攻击他们的人。当年在陕西北部，那帮盗贼快要杀进来的时候，他们(共产党同志)也不给我一把手枪，因为他们说我连一只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实，我随时都能够开枪打死扑进来的盗贼！“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洗礼中，逐渐明确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中，树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为了一个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寒春和丈夫一起亲自体验了《小米加步枪》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战略上对核武器的藐视。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被问到：“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使毛泽东对原子弹有直观了解的是1950年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苏联于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弹的纪录片，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战略核武器不仅成为遏制对手的重要砝码，也是军事手段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表现形式。史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先后遭受4次核打击威胁：
第一次，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使美军在朝鲜战场遭到惨败，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震惊和恐慌。恼羞成怒之下，杜鲁门抛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原子弹。原子弹是美国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威慑武器。美国军方更是一直主张“给中国人颜色看看”。麦克阿瑟甚至建议，投掷20―30颗原子弹轰炸中国，在中朝之间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地带。他认为，采取这些行动，将严重削弱并大大抵消中国进行战争的能力，从而确保美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时，已经作出最坏打算，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同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讲到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时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这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
第二次，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1954年3月，3000法军在奠边府陷入越南人民军重围，法国将军厄雷飞赴华盛顿向美国人求援。5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如果中国军队支持越南人民军进攻河内，美国应立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
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1955年初，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美国认为解放军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军事上的外围阵地”，并扬言必要时将使用原子弹。
第四次，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为打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部署，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轰大小金门等岛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5个机场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吨至1万吨的战术核弹，观察中国的反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美国的核大棒没有吓倒毛泽东。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时谈话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同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朝鲜战争中的较量，敌我武器装备的悬殊，给毛泽东“可以搞一点”原子弹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剂。恶劣的外部环境，更促使毛泽东考虑加快发展原子能技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深谋远虑，从国家安全出发，既藐视原子弹是“纸老虎”，也下决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术。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结论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研制“两弹一星”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这时，毛泽东列出了制造核武器的时间表。
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他们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停止供应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不啻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当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并没有阻止中国追赶“蘑菇云”的脚步，反而促成了中国自主独立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性转折。1959年6月苏联拒绝提供援助后，同年7月，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经过两年多时间研发，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百万吨级的氢弹空投试验。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而且制造出氢弹，当毛泽东的预期目标全部实现时，他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在毛泽东的幽默中，或许隐含着他既没有忘记赫鲁晓夫给中国发展核技术的压力，也没有忘记苏联科学家和人民给中国的巨大帮助。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两个发展阶段的任务。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的一声巨响，使新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包括《文革》时期这才是真正的强大。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强国有原子弹，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可以自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