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毛泽东必将是大动荡大衰退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4-1-30 07:0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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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毛泽东必将是大动荡大衰退






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中国社会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滑向政治大动荡、经济大衰退、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所谓滑向政治大动荡边缘的危险表现在多个方面,走资派右派们既把肯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取得了成就统统称作“极左”,从而将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打成“极左”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能以当时的毛主席语录为标准,检验当前的实践”。

明眼人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都是由一条条语录构成的,不讲别人的语录,只讲不能把毛主席的语录作为检验当前工作的标准,说穿了这就是虽然在总体上强调继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质上全面彻底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对当前的指导作用。

显然,这实际上是赤裸裸的砍旗行为,或者说是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行为。再加上山东郯城、湖南望城拆除毛主席塑像行为等等,无疑都说明四十年来一直存在一股反毛泽东恶潮。

这表明走资派官僚民族资本集团不仅激化了同官僚买办集团的矛盾,也激化了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四十年来教育系统由走资派和右派篡改的毒教材接连出现,一些教员在课堂上胡说八道等等,说明教育领域是重灾区,斗争很激烈。

另外,一些资本家企业搞“996”,使打工人受到严重剥削和压迫,矛盾越来越尖锐。年轻记者以亲身接触到的三个打工人受到老板欺压的活生生事实,说明了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时,中国和美西方及周边某些国家及地区,在南海、台海、东海、中印边界、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包括擦枪走火引起战争的危险性,都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就告诫中国人,中国在政治上正越来越快的滑向大动荡的边缘。

关于滑向经济大衰退边缘的危险。“1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7日)。“

贸易,中国内地下降25.5%《昆仑策网》2023年12月26日)。

“70个大城市中,11月,新房房价下降的有59个,而年初只有13个,二手房房价下降的更厉害,达69个,房价跌幅也越来越大”(2023年12月24日)。“

最近,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现在,中国仍旧有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2023年12月29日)“

纵观全年,A股主要股指大多数收跌,其中沪指全年下跌3.7%,收在三千点下方。创业股指全年下跌1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9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官方媒体在报导经济数据时,往往只讲同比即和去年同期比,而不讲环比即和前几个月比。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报喜不报忧。以上几点,就从不同方面证明经济下滑的幅度相当不小,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中国的经济滑向大衰退的边缘。

关于滑向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有人指出:“中国非毛泽东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艺、戏剧、教育、新闻、理论、历史、外交等上层建筑领域以及经济基础等诸多领域都有表现。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一抓一大把,不胜枚举。不能不承认,几十年来非毛泽东化的逆流已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定的气候,就像今年的寒冬一样,可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说的完全对。

人所共知,人民群众经常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里,就有这样一句歌词:“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表明他们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或者说作为军魂、党魂、国魂、民魂的。

走资派和右派们采取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在推出的《新东方红》歌曲中,把毛主席只说成是开国的“大救星”,这就是在否定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红太阳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不落的太阳”地位时,实际上抽掉了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或者说给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换魂。这样,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精神崩溃的局面,如果不能立即和有效地制止,它的范围必然迅速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对纪念毛主席活动的阻止上,2023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年。正如有人说,国内外、党内外、各层各界、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都在或明或暗地出没,偷偷摸摸地进行窥视、监测、干扰、破坏等见不得阳光的可耻阴谋。

进入红色的十二月,寒流袭来,气温骤降,一时间反动势力更加猖獗,逆动频出,企图在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心头造成类似解放前国统区对待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氛,仅仅在首都北京,就有数场重要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活动遭到无理干涉,被强制阻挠破坏掉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报名参加去韶山缅怀伟人的群众竟然遭受恶意威胁,被无理要求退票,不得届时前往。这样史无前例的空前残酷的大倒退,鲜明地告诉全国人民,反动派在哪里?他们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欺骗党和人民的惯用策略,他们最害怕人民拥护毛主席,特别害怕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

正像弹簧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越强一样,2023年的纪念活动总体上看反而有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座谈会之类的纪念活动,由于受到的打压太厉害,场次数可能有所下降。据红歌会网汇总的数字,各地的情况是:北京34,湖南31,河北24,黑龙江16,湖北15,江西14,四川14,山东13,河南13,甘肃10,江苏10,广西10,广东10,上海9,安徽7,辽宁7,陕西7,福建7,内蒙古5,海南5,新疆5,天津4,山西4,云南4,吉林4,重庆2,宁夏2,浙江2,香港1。

但是,据说网络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公众号、小视频上和通过赠送毛主席像章及其他纪念物品、朋友聚餐、家庭会议、吃长寿面等方式搞纪念活动的,则大量增加。可见,在总体上,2023年的规模,无疑会大大超过以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劳尔网友所反映的韶山纪念活动盛况。他说,这一天,韶山仿佛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心,虽然地球上还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有喜有悲,悲比喜多,但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韶山这样能汇聚人心,很难再找到位已逝之人能在如此广大的人群心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真是感天动地的情景。

现在这轮毛泽东热并没有官方的助力,而是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纠缠、呼应和对比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穿越时代的现实力量,还要归功于继承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良心学者和启蒙者们,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现实的教育。如果没有现实的鞭打,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当年的忧心和所作所为。

在韶山,毛远新不仅和广大群众一道纪念毛主席,而且同红友们谈了话。他说:“从反右啊,一直到后边一系列社教运动啊,等等他(指毛主席)就要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文艺革命反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这就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的任务,他说这个才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才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啊,他说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你经济基础取得的所有制改造的成绩完全可能会倒回去,这是他原来讲的。他给我讲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不理解。所以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这一部分,等于这一段,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任务,开始要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什么什么等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韶山,由三峡人家网友代读的古正华老《在全国十省市庆祝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指出:“今年纪念毛主席有一个聚焦点————反击诋毁毛泽东的恶浪。这股恶浪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来自党内,来自西方。左翼力量则奋起反击。”

在韶山,一个短视频所反映的情况:“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有节奏地挥舞着拳头振臂高呼,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的私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这个短视频瞬间在各个微信群里、朋友圈里炸开了锅,随即变成网络上的一道霞光,到处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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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portpass 2024-1-31 16:39
找到了一点官员职员的资料,与你共享:(刘少奇的讲话)
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能把工厂生产机关变为救济机关。还有一些职员,过去做了对不起工人的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14
portpass: 找到了一点官员职员的资料,与你共享:(刘少奇的讲话)
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总理:

现在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提请政务院审核。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由于几年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经验,特别由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教育,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资本主义工业,经过国家几年来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部分已经转变为各种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大城市私营大型工业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的总产值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占百分之八十六·四。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中级形式,国家逐步地加强了对大部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掌握,在不同程度上将它们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它们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发挥了它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经过这些形式,一部分企业中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于生产的领导和监督加强了,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各项改革。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工人群众的劳动主要地是为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只有较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这就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劳动感到有兴趣,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一步。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的资本家不仅能够分得合理的利润,并且更为直接地受到爱国守法和服从国营经济领导的教育。由此可见,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重要步骤,它在一定时期以内在发展生产、供应需要上,在为这些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准备条件上,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国家经济工作人员、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应当继续为更好地完成国家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任务而积极努力。

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在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以后,企业仍是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和其他许多矛盾都不能获得更有效的处理。在公私关系上,虽然有一部分资本家在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能够服从国家的利益,在完成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任务的过程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有很多资本家则不是采取这种态度,而还是采取唯利是图的态度。他们虽然接受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但不按照国家的要求、也即是不按量、按质、按时间完成任务。同时,他们不关心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的改进,以致产品质量很低,成本很高,浪费十分严重,有些在自销的时候是名牌货的,在国家包销以后,竟因质量降低变成滞销货。还有许多资本家继续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部分资本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笼络少数落后职工,并借以提高工缴利润。部分资本家甚至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抗拒。此外,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妨碍着国家对于企业生产能力的统计和利用,因此,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潜力不能得到适当发挥,另一方面又造成生产上的某些盲目混乱。在劳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的混乱状态,日益成为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革新精神的严重障碍,并且对这些企业的生产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对国营工厂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等方面,也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限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教育和改造。这样,便需要将这些工业由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逐步发展为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形式。

当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或者一般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关系就要发生下列重要的变化:(一)企业由私有改变为公私共有,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在合营企业中,私人股分的合法权益依然存在并且受到保护,但资本家处于公方领导之下,改变了他们在私营时期支配企业的地位。(二)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而将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完全以发展生产、保证需要和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将在合营企业内起直接的作用。许多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根本改变了经营管理方针,使企业的生产符合国家的需要,并使企业状况得到重大的改进。例如:民生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前非高价不接受国家的运粮任务,宁愿船驳放空,压沙填水;公私合营以后降低运价为国家运粮,使川粮大量外运,同时也发挥了船驳的运输潜力,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使企业由亏损累累变为有盈余。(三)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职工群众结合一起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因此,职工群众对待企业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筹备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的职工和技术人员欢欣鼓舞地用自己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迎接企业的合营。例如上海信谊药厂的工人为迎接公私合营,以九天的时间重建了大炉(以前拆砌一次大炉要三个月的时间),技术人员也试制成功抗结核菌的药品。天津北洋纱厂在筹备合营过程中,工人群众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积极协助财产清估工作;为了使国家投资增装的八千八百枚纱锭早日投入生产,他们更加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了安装工作。(四)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得到职工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而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习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自己,正确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作用。(五)在盈余分配上,企业利润除小部分用来发付股息红利和适当改善职工福利外,大部分可以根据国家计划,用于发展生产。由于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经营管理改善,职工劳动热情提高,企业利润一般较私营时增加,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用来扩大生产。例如唐山华新纱厂在公私合营的五年间,不但给股东发付了股息红利,而且扩充了生产设备,这些新扩充的生产设备,差不多等于合营前三十年间投资建设的一倍。

企业生产关系上所发生的如上的重要变化,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具有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合营企业的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它的优越性,是同社会主义成分本身的优越性及其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分不开的。合营企业发挥了社会主义成分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作用,就能正确地团结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效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接受经营管理的改革,就能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并且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同时也就使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使职工生活获得必要的改善,而且也使资本家有合理的利润可得。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要投入必需的资金,这就同私人股份形成一定的公私股份比例,但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结合和他们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至于国家投资多少,则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决定。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解决了或者进一步解决了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在公私关系上和劳资关系上所不能解决的某些矛盾。但两种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间的这个根本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在以后逐步加以解决,公私合营是便利于进行双重改造的形式,即便利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使两种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的形式。在合营企业中,将不断地改造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国家的计划,更好地发展生产,供应需要;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断地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循此前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将不断增长,为从容地和妥善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准备条件。

几年来,在人民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已有相当数量。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八·一七倍,但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是很小的,即如一九五三年也还只占百分之六。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按产值计算,一九五三年还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八左右还是私营的(其中大部分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由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暴露和日益发展,由于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企业中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不能获得更有效的处理,由于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在人们中间获得日益广泛的认识,特别是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不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地要求对他们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就是有眼光的资本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申请公私合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政府就有必要和可能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有计划地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发展公私合营,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合营牵涉到公、私、劳、资等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且由于各地各业以至每个企业都有特殊的情况;因此,发展公私合营,必须采取积极的和稳步的方针。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不仅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同时需要有关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积极地参加工作。几年来,在公私合营的工作中,有了不少的有益经验可以集中起来,同时也有一些政策性的规定需要综合起来。“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主要就是这些有关的主要政策和经验的综合。有了这一条例作为公、私、劳、资等方面的共同准则,我们相信今后的公私合营工作一定会有更健全的发展。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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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现在将条例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概略地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因此,人民政府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资本家们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为实行合营准备必要的条件。公私合营企业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就应当注意启发和促进资本家的自愿。这在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向资本家们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方针;在另一方面,要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使资本家们更加普遍、深刻地认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从而增强对于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

第二、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实有财产,不容许有任何分散资产、逃避资金的行为。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对逾龄或未逾龄机器可以参酌其实际尚可使用年限,对其他财产主要参酌其对企业生产作用的大小,进行适当估价。对于呆滞材料和其他为合营企业所不需要的资产,可经公私双方协商,打适当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处理财产,俟企业合营后继续加以处理。财产的估价一般应以现值为标准,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财产的结果接近现值,并经公私双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数字为基础,根据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清产估价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关系到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股息红利的分配,应当依靠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加,认真地清查核实,同时应当经过公私双方充分协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人民团体派人参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同时,私股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私方代表也负责参加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不限于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人员)协商处理,在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应当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解决,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协商后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在企业行政关系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员,就应当在公方领导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并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则应当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获得改造。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合营企业的主管业务机关,都要善于把领导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职权、发挥技能和领导他们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结合起来。人民政府对于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不仅是因为国家保护私股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使他们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推动下,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重新学习、改造自己,从而使他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能够有所贡献,并获得光荣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营私”或其他违法行为,则应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且应当依法处理;如果有破坏生产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更应从严处理。

第四、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第五、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制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乱的、不合理的。福利设施在各业各厂之间也很不一致,福利设施缺乏的企业中,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在这方面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但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关系广大职工生活的问题,必须参酌企业原来的工资福利情况、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在企业改革和生产改进的过程中,经过对职工群众的耐心教育,取得他们的同意,逐步进行,不可急躁处理。

第六、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如前所述,带着极大的腐败性和落后性,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于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而且由于旧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了长期的习惯,在进行改革时,必须是稳步前进,不可急躁从事。一方面,要倚靠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倚靠他们的自下的监督和自上的参加管理。企业公私合营后,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对私方代表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教育。合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逐步进行改革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过程;对于私方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需要通过经常的公私协商和民主讨论,耐心地进行批判和教育,指导和帮助他们逐步改正。

第七、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应当听私股股东自行支配。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有了重要的改变,由于生产经营的改进,企业利润一般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私股所得也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但合营企业如果获得国家的特殊优待,例如原料由国家按照调拨价格供应,但产品的售价并未按照国家调拨价格计算,因而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个超额部分应当缴还国家。合营企业分配盈余的时候,如果过去有了亏损,应当在缴纳所得税以后先弥补亏损,然后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如果亏损较大,可以分年弥补,以便适当照顾职工福利和适当发付股息红利。

现有的合营企业中,有个别企业经公私双方协议,采取保息的办法,即私股方面每年领取定额的股息,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负企业盈亏的责任。采取这种保息办法,如果是出于私股方面的要求,经过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后,应当报请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合营企业的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用途,依照国家的计划用于本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合营企业(包括新建合营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私营工业企业以实行公私合营。过去有些合营企业对公积金的使用,带有盲目性,造成生产发展的不均衡和建设资金的浪费。今后,为要做到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防止资金浪费和生产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公积金的使用应当由合营企业的省、直辖市以上主管业务机关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合营企业公积金的所有权属于合营企业,由公积金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亦归合营企业所有,但公积金的使用,不论是用于本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或者是投资于其他公私合营企业(原有或新建)和准备进行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都应当服从国家计划。

第八、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应当适当的发挥它的作用。规模较大、股东较多的合营企业,一般应当设立董事会,并应当定期开会,公私双方董事名额,由双方协商规定。独资企业或者规模小股东少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可以不设立董事会,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仍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

合营企业董事会可以定期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董事会的工作,协商处理私股之间的权益事项。在不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中,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召开私股股东会议,公方代表可以参加会议,给以帮助。

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应当担负教育和改造私股股东的责任。私股股东会议是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联系私股股东并向他们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会和公私双方代表都应当通过股东会议或股东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工作,注意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并用企业改造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改造。

以上是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一些说明,请求政务院通过这个条例,并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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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月、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随后向中央写了有关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报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19
对于这种判断,1953年9月毛泽东邀集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主动向他们做了介绍。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他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等难以获得有效处理。而公私合营则不同,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纳入国家计划。因此,应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从1954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首先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也就是一个一个地合营;然后再“吃葡萄”,逐步扩展到中小户。同时,由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

大户合营后,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将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分散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户“吃不饱”,日子不好过。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代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也逐渐明确下来。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规定,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自此以后,对私营商业和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同步进行。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轰动全国,接着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来了。对于这种形势,民族资本家是有顾虑的,如果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如果不积极主动,又怕挨斗争,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惴惴不安。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出席首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议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27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工商界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资本家减少“吊桶”,安定情绪,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0月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和平转变和逐步赎买的政策进行了阐述: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中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19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

1955年11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举行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把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传达、学习,并按照《决议(草案)》的指示加以实行。

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势不可当。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的165个工厂中,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元旦过后,北京首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内,北京市连续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计有3990个工业户、13973个商业户一举实现了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接受了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应。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原有8.8万余户),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原有240余万户),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不论企业盈亏,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同原有的企业利润没有联系。1956年底,全国公司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0
从1953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1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及改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但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和要素从来没有得到独立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不具备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但又绝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先建立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从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至1948年9月,全党的共识是: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具体地估计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限。他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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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判断,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中央的这一观点,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体现。《共同纲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对此做了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致闭幕词时又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其中心任务是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条件基本成熟,便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到了1952年,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改变。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的改变,此后,已不再是探讨何时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问题,而是讨论和确定从现在起多少年内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改变,与会的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

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三年,毛泽东就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而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呢?

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一时兴之所至。首先,这时国家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国营经济已超过私营经济,从而使中国具有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这些实践表明,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其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摆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着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结束时,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就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就没收官僚资本而言,似乎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有两种理解,容易在实践中发生改变。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历史根据,也符合当时多数人的心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条件又具备了,为什么不赶快过渡呢?为什么不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所以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没有人反对。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过渡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斯大林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这一提法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全面阐述。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1
随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路线从1952年9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对总路线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2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革也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变革表现为:当时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农民小生产者个体经济占主导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抵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解决劳力不足和耕畜、农具不全的困难,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自发的互助传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1950年,全国农业互助组已发展为272.4万个,入组农户1131.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0.7%。但在如何对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发展互助合作这两种积极性问题上,党内有不同的认识。

为统一思想,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做出在保护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发扬其互助合作积极性,逐步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农村工作部,并调邓子恢任农村工作部部长。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开始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3年春夏,随着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展,毛泽东主张加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步伐。为此,1953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拟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经中央批发各地执行。决议对个体农业的改造道路做了明确表述,即: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在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要反对放任自流,也要反对任何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行为。决议规定1954年秋前初级社由现有的14,000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到1957年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争取达到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

自此,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由普遍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的阶段,进入普遍发展初级社、试办高级社的阶段。

针对发展的新形势,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确定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万个或150万个,参加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约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会议的报告。到1954年秋,参加秋收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4万个,加上各地在秋收前又建成的11.5万多个社,至10月初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达22.9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下旬,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社的计划,提高到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社。中央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

但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有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农民怕生产资料归公而产生心理恐慌,他们纷纷杀猪宰牛宰羊和出卖牲畜;同时,农民砍树、破坏农具的现象也很严重。

针对这种状况,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他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肯定了农村工作部在农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并将其总结为“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4月至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方针。

然而,1955年4—5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农业合作化发展状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他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看法的明显变化,史称“五月变化”。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下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社的原计划好。两人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7月11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重申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邓子恢寸步不让,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生气,他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走路”“右倾”,把党内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争论不适当地夸大成两条路线的分歧。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又一边倒地批评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10月11日,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为题做了会议结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所谓“错误”正式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七届六中全会后,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热潮。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继续尖锐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片“反右”声中,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就像脱缰的野马狂奔飞跑,就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1955年底,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由春季的1600多万户猛增到7545万户。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湖南、湖北、青海、甘肃、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到1956年初,全国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0,667万户,为总农户的90%,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化。

紧接着,从1956年1月开始,又马不停蹄地掀起了以发展高级社为中心内容的新高潮,各地的初级社纷纷转为高级社。1956年6月,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各省总农户的90%~95%。秋季,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也纷纷赶上来,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分别达到本省总农户的80%以上。

到1956年年底,除了农村一些深山老林里的住户与猎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差不多都合作化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为11,7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为10,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加入初级社的为104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5%。尚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为400余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7%。这一数字表明,高级社发展的步子显然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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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月、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随后向中央写了有关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报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 ]

对于这种判断,1953年9月毛泽东邀集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主动向他们做了介绍。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他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等难以获得有效处理。而公私合营则不同,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纳入国家计划。因此,应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从1954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首先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也就是一个一个地合营;然后再“吃葡萄”,逐步扩展到中小户。同时,由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

大户合营后,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将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分散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户“吃不饱”,日子不好过。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代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也逐渐明确下来。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规定,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自此以后,对私营商业和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同步进行。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轰动全国,接着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来了。对于这种形势,民族资本家是有顾虑的,如果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如果不积极主动,又怕挨斗争,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惴惴不安。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出席首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议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27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工商界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资本家减少“吊桶”,安定情绪,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0月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和平转变和逐步赎买的政策进行了阐述: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中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

1955年11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举行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把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传达、学习,并按照《决议(草案)》的指示加以实行。

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势不可当。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的165个工厂中,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元旦过后,北京首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内,北京市连续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计有3990个工业户、13973个商业户一举实现了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接受了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应。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原有8.8万余户),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原有240余万户),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不论企业盈亏,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同原有的企业利润没有联系。1956年底,全国公司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3
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对农业、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步进行并顺利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与此相对应,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总共达到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则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小私商组成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4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其次,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三大改造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三大改造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讲过多次。他说:“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 ]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建国后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存在着缺点和偏差。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论断是实事求是的。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具体说来,三大改造的不足和失误,主要是:首先,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求纯,提出要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要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等,忽视以至否认了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基本上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其次,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下达指令计划,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了无所不包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以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最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盲目追求集中和统一,忽视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发挥社员个人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致使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突出,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总之,尽管1955年夏季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但就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这是颇有见地之论。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6
portpass: 找到了一点官员职员的资料,与你共享:(刘少奇的讲话)
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回复 yongbing1993 2024-1-31 21:28
portpass: 找到了一点官员职员的资料,与你共享:(刘少奇的讲话)
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
在地方工业部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1955年12月27日)



  一、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核心分子。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要注意培养资产阶级中的核心分子,也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每个城市要有几十几百个资产阶级中的核心人物。我们在工人职员中也要留心,要做到每一个工厂有几十个最积极的工人核心分子。最近这两年,是个紧要关头,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每个人的嘴脸都要暴露,我们要善于在斗争关头看人,认真进行观察,看人的政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不是动摇,有无顾虑。要积极进行培养教育。群众当中出英雄,工人中是有一大批干部的,我们要把他们了解清楚,要有个具体的名单,依靠工人阶级是依靠工人阶级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要依靠具体的人。可以选上一批开个训练班,训练两个礼拜,专谈怎么样搞公私合营,一条一条讲清楚,然后让他们回去搞工作。这批人会比资本家更高明,这是制度决定的。这批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就能办好事情。资本家虽也有高明的地方,但他那个制度不好,所以比起这批人来就愚蠢得多。

  高工资的调整问题,发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带头自动提“合理调整”事情就好办了,实行合营,生产力提高了,可以“三有,三少,一好”,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二、全业合营的好处全业合营,最大的好处是加强了计划性,生产多了少了,都可以算得出帐来,过去说多了少了,并不一定是真的,有些东西多了,是推销工作没有做好,全面拿起来,才可以全面算帐,做到全业平衡。

  怎样平衡?是扩大生产呢还是压缩生产,是扩大消费还是限制消费?办法很多。但我们要积极的平衡,不能消极地平衡。脑子不要固定,僵化。

  三、关于小业主

  小业主可以带进大工厂,去当工人。有些生产资料,本人需要可以拿去,当作生活资料处理,其余的我们统统包下来都算帐,值不了几个钱。用不着的生产工具可便宜地卖给合作社,对待小业主采取“摊还折旧”办法不好,要影响其他人,还是采取定息办法好。

  要尽量地搞合营,因合营后不久就可国有化。。要知道集体所有制固然是好的,但它和全民所有制来比,全民所有制更好。如果集体所有制多了,将来和全民所有制还是有矛盾的,以后不大好办。

  小业主进工厂当工人,帽子要不要摘掉?我们说,帽子总是要摘的。但他们既然还想要钱,房子又想住得宽大些,那怎么能马上摘帽子?还是慢点摘好。有这顶帽子还可以压一压他们。现在,不是有帽子不好办事,而是有帽子好办事。有个“紧箍咒”才制住了孙行者。要是把“紧抠咒”去掉了,还能制得住吗?

  不摘帽子,怕他们大、小资本家团结起来反抗我们吗?他们之间早已有矛盾,现在已经整个分崩离析,破碎了,他们团结不起来,他们反抗不了,所以我们并不怕扩大剥削者的队伍,怕的是不听话。

  原来是劳动者,这不仅在小资本家中有,在中等资本家当中也有,正因为他们原来是劳动者,我们就要拿这一点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们归队,当工人去。有的可以去受训练。只要做工,帽子是会去掉的,不用着急,工作好,一、二年就行了,如果不肯劳动,挑皮,那么去了帽子也不顶事。

  有的不想要股票,我们说,不要股票可以,但摘帽子的事还要看一下。总之,对小业主,这几年里头还是要扣紧,要加强教育。不扣紧,不好改造。革命是关连千百万人的事,要有社会制度,舆论的压力。完全靠自动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产党员搞革命工作也得靠压,不压,谁还下劲工作,睡大觉不是更舒服些吗?

  改造小业主,是个大麻烦,我们要不怕麻烦。对小业主,尽可能要他们去做工。可以研究研究,是否可以把他们分散开来,搞一些到国营大工厂去做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如上海的西服业,其中有一些人确实有技术,很会设计,是最好的裁缝,我们应该留心登记起来,安插到国营企业去发挥作用,对他们可以出高工资,暂时没事干,养起来也有必要。又如桃花的,这当中也有技术高明的人才,总之,一切好的人材,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一部分当职员,一部分当工人,凡是能进工厂者尽量进厂当工人,合营厂放不下,就到国营厂去,这就把资产阶级分散了。

  资产阶级当中有一些好东西,特别是技术上,经营态度上,譬如说,他们在接待顾客的态度上,就比我们国营商店的服务人员好,这些好东西,我们都要接收下来,去掉他们那个唯利是图的本性,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有些资本家,公开了他的技术,这很好,我们可以答应他,不论有工作无工作,都给工资,直到他死后为止。

  四、国营吸收私营问题

  对于私营工业,可以动员国营工厂吸收并进一些,这并不影响国营的性质,因为实行定息了。采取这个办法好,可以更好更快地改造私营工业。可以把私营厂的工人和国营厂的工人一样统一调配。

  对一部分地下厂、拆烂污的厂,应宣布为淘汰,工人予以安置,资方则量才使用,这是好的。

  对抽逃资金的人,要找他们谈明白,说明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对国家,对各方面,以及对于他自己都是不利的。这个道理可以发动资本家当中的进步分子讲一些,我们也讲一些,这种现象将可以减少一些。五、关于定息大体上过去给多少,今天给多少,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在过关的这二年,一般地不要少给,但给多了,以后的事情也难办。

  至于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不大。根本问题是他们的实际所得,我们不采取没收,而实行赎买,还要安插人员,这就很好看了。

  在定息以外,我们尽可以打打算盘。要告诉他们,我们要收拾你们那个烂摊子,要安置那么多的人,有些人做不了什么事,还要拿工资,你们自己的工资又高一些,要照顾,并厂也要一大笔费用,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包下来了,这些都应该算在赎买之内。对这些,我们可以算一笔帐,算他们所得的利息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如我们给他们的总数可能是四厘,而他们实得利息则不到四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一算帐,可以说服工人,也可以说服资本家。

  要“好看”,这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以为这样可以吸引资本家多投资?这个作用在今后是没有了,事实证明,过去的效果也不大。我们不要有这种顾虑,你多给一点,他们也不会多投资,过去他们有的搞地下工厂,真正正规投资的并不多。有些倒是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倒可以考虑把银行利息高一些,定息应比银行存款利息低,以便鼓励存款,投资公司利息倒可以和银行利息差不多。

  总之要想办法,使他们得到一些,但又不多得。

  六、关于先进与落后悬殊问题

  要很好地注意先进与落后差额问题,一定要找原因,要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生产的大问题。领导的责任就是要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如果允许落后,这就是领导放弃了责任,这还要领导干什么?一定要落后厂去找原因,要加以批评,大帽子压上去。落后就不能生存。

  有些落后的也许有客观原因,譬如设备陈旧、落后,那么就要帮助采取基本措施,进行技术改革,然后定下一条,限期赶上,赶不上的,原则上要受处分。对先进厂要奖励,要组织先进厂帮助落后厂,组织落后厂到先进厂去学习,这件事要经常的搞,不能放松,不要怕落后厂不安心,睡不着觉,就是要使他们睡不着,要睡着了,国家就不能进步了,良心何必那么好?也许这样逼一下会出一点别的问题,但事情倒好办了,大家都进步了。

  对差额大的要大声疾呼,要登报,要批评,斗争处分,你们应该立即跑到梧州那个厂去大骂一场,撤个把职,这样,不要几个礼拜,就操动了,大家动脑筋,’睡不着觉,办法就出来了,这样的事你们不干,要你们这些部长干什么?当然,这些事情要组织党委、青年团、工会大家一致来搞。对落后厂来说,为什么别的厂搞得好,你那里不好?讲不出理由来么。如果确有理由,我们也可以批准,但也不应该相差那么多么!

  要计算采取措施化的钱所发生的效果,整个国家要提高技术,就要废掉一些旧机器,现在尽让那些旧机器在转动,而把新机器放在仓库里,这是最不合算的,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废掉旧机器换上新机器。

  要把管理水平提高,改进技术,包括新机器换旧机器,领导要确定这件事。

  现在先进与落后差得这么远,这个状况是不可允许的,允许它是犯错误,这就是右倾、保守,也就是落后于实际,对那么多先进的熟视无睹,对那么多落后的允许它存在,领导位置是站在那里呢?自己的位置还没有站定,搞个什么呢?要站在先进的位子上面?

  当然,要用压力,也不是生硬的压,要说出道理,指出方法,要把已有的先进经验总结起来,每一行都要总结一个最先进的经验,号召全国推行,然后去研究落后的厂,要求努力学习,限期赶上,还要分头派人下去,具体帮助解决问题,采取具体措施,这么一搞,要看国家增产多少啊!领导机关就是要搞这件事,这样搞才有力。领导应该有力,现在是气不足,劲不大,懒洋洋地,不象个搞社会主义的样子,加把劲吧!我看这样做不会错的。

  要不断地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一百年以后也还是有的,这是发展规律,要使落后赶上并超过先进,领导就要有劲头,这才能促进进步,在这上面表现没有劲就没有主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在这里,它能促进客观更快的进步。

  七、关于新产品问题

  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譬如说皮鞋,捷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买来看看,还有我们古代的鞋子,都统统搞来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样式的产品来。搞这种设计工作的人,国家要有专门的机关来管,国家机关和工厂联系起来搞。轻工部、地工部要关心这件事,不能把原有的产品品种搞得没有了,也不要搞慢了。过去有些资本家在想这些花样,现在实行改造之后,有些已经没有人想了,研究新产品,要有个机关来管,收一些人吃空饭也不要紧。

  对于“梁山伯祝英台”图样的事(指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绘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不要去批评。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好作结论。最危险的是不想,无人管,无新样子。这一点,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一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想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八、关于手工业与机器工业问题

  中国是手工业最发这的国家,手工业技术高,机器工业在中国发展不久,主要问题是中国的机器工业不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而是从外国移进来的,有些与手工业有结合,有些却没有结合。如建筑、盖房子,中国是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有些就没有机器工业。如皮鞋,我们就没机器工业,但手工做得有些比德国、捷克用机器做的好。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来搞机器工业。要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就是说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我们要留心这个问题,不要看不见这一点。譬如,把西医搬进中国,它和中医没有结合,中西医就长期斗争,如果使西医与中医结合,在中医的基础上提高、发展,那就要好得多。工业也是一样,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我看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中国广东的木器做得很好,提高到机器工业上来就更好。

  因此,要与手工业合作联社联系,向它们学习,又帮助他们机器化,对手工业合作社要帮助,将来他们的产品也可能超过国营工厂,因为它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要摧毁和打倒手工业,我们要和他们不同,要接手工工艺的传统技术。拿瑞士表作例子,它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因为它接受了手工业的传统,有些部分还保存了手工业,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如,苏联还是喜欢中国的皮鞋,格罗提渥在北京也买了好些皮鞋,我们用手工比他们用机器做的鞋子好。所以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是工业方面带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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