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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最光荣的事就是参加劳动
作者：《老三届》一员
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的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就非常喜欢干农活。他是个大庄园主，可他很会干农活，在偌大的一个庄园里，每一项农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经说，我要不会干活，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
他一生热爱劳动。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作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钱。当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那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想要回那让她蒙羞的5戈比。托尔斯泰拒绝了，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热爱劳动，至死都信奉：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只能说明精神贫弱和思想空虚。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我对劳动的理解。
文革后上山下乡在人民公社里，下农田犁地才是我当农民上的第一课啊！我开始领悟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含义。除了犁地，还在农闲时要兴修水利。要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建设水利工程，不但要抓质量还要抓进度，我对工程质量也从来没有放松过。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干、实干，我们终于赶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事实上，在热火朝天的水利战斗中，我们堆头民兵排被公认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为经多次评比，那面“流动红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动”。
春节过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同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政治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开展政治活动：每天组织社员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礼，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语录》）。
为了给青年人开辟一块活动阵地，实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学文化。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当时海南流传着一种的说法：没有文昌人不成机关，没有文昌人不成学校，没有文昌人不成剧团。
1969年7月1日，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大队党支部在大队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我是党的人了，应该为党多做些事情。
政治学徒 练达本领 顺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县委选拔为“政治学徒”，抽调去参加文昌县斗批改工作队，还当上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政治学徒是当时县委、县革委会选拔和培养干部的一种途径和做法。政治学徒先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门摸底、考察，拟定名单，最后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能当上政治学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农民。当了政治学徒就成了县委的后备干部，每月发28元的工资，脱离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由县委安排使用，算是准干部。
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犹如进入一所大学校。工作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这些从每个公社选送一位的“政治学徒”，一种是从县“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国家干部。显然那些国家干部是“师傅”，我们是“学徒”。
当干部光会干还不行，还得会说。我专门请教县斗批改办公室主任邹行蕃。他是河南人，又是部队教导员，听说他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很能说会道。我问他：“邹教导员，你这么能说会道，是怎么学来的？有什么决窍吗？”他说：“小杨啊，其实很简单，比如在你布置工作时，只要把三个问题讲清楚就行了： 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离开这三条，你东一句西一句，既无条理又无中心，结果变成废话一大堆，让人听得不明不白，你白说，人家也白听，回去还不好贯彻落实，既搞坏会风，又浪费时间，更收不到效果。”邹教导员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并且一直在指导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所以，在我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说：我讲话有条理，没废话，大家喜欢听，听完后易明白，好贯彻。这都应该感谢邹教导员的帮助和教导。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艺术，我是在县水利兵团开始学的。1971年夏季，文昌县组织万人水利建设兵团，第一次动员大会前，兵团领导在“如何开好动员大会，怎么组织比学赶热潮”的主题中所做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
兵团副政委符永俊（时任文昌县武装部副政委）在会上说：我们要动员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是干劲大、热情高、不服输，所以我建议设一面“工地流动红旗”，“红旗”的号召力是无穷的。
其次，开工以后不断地树立包括工地上干的，后勤方面管的，宣传方面鼓动的，各个方面的榜样，让大家学，叫大家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次，共青团方面，要不断地发动青年向团组织靠拢，积极地发展新团员，让大伙在争取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符副政委越说越来劲，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动。我想，学生时期我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也是群众运动，但是，那个群众运动与这个群众运动大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中，我学到很多“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作用，所以，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不一样”的开拓，“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成果。
2年的“政治学徒”生涯，使我不断地走向成熟，慢慢地由政治学徒转为国家干部，逐步地走向领导岗位。领导说：“你的责任心强，工作干劲大，点子也多，在全县青年中有威信，相信你会把工作搞好。但是，有一条要注意，那就是当上领导后，你走起路来也要像个领导的样子。”我一下子哭笑不得，我说：“这一点恐怕我很难做到啊，慢慢学吧！”其实我心里想，要我装那个“官腔”，摆那个“官样”，走那个“官路”，我真的是怎么也装不出来，当然，这不等于不严肃。我最佩服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走马湖山 大展宏图 广阔天地，不断探索，尽力施展，这是我的又一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公社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一个小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党委书记就是这个小天地小社会的当家人。
从党、政、军、民，到工、农、商、学、兵。又从钱、粮、财、税，到吃、喝、拉、撒，都在掌管之中，公社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小一级的“封疆大吏”。虽然从传统上说，公社书记还算不上“七品芝麻官”，不算什么“官”，但在一个公社，却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当你真正当上了“封疆大吏”，处于谋政位置的时候，你就会亲身体验到谋政的压力和苦恼，当然，你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你还可以分享到欢乐和成就感。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却内藏傲气；贤劳淑德，却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公认的中华民国的“国母”，当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生在19世纪，走过20世纪，逝于21世纪，以106岁的人生历程阅尽近代历史的是是非非，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千古兴亡，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谢飞，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就是我将要任职的湖山公社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是30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员，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夫人，刘少奇曾担任过国家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谢飞属第一夫人。
一个县出了三位第一夫人，这不能不算奇迹。文昌女子，善良纯朴，妇德礼仪，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长远，胸怀宽广。她们觉得男人的天地应在外面而不在家里，她们鼓励男人到江湖上去闯荡；当男人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创业、求取功名，她们义无返顾地挑起掌家责任的重担，操持着一个个家庭，守望着一片片家园。文昌女子，让男人们肃然起敬。文昌是“国母之乡”。
文昌男人是热血儿郎，踌躇满志，四海为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张云逸，一个响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大将之一。
陈策，文昌会文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广州）海军总司令，广州市长，追赠海军上将。
林文英，文昌清澜人，鼎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华侨的一面旗帜。后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声朗诵：溘然长逝去悠悠，竟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昌的热血青年纷纷跻身军旅，赴汤蹈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因战功卓越而晋升将军者就有196人之多。文昌是“将军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教育之乡”， “排球之乡”。
一个西瓜打一场翻身仗。湖山公社的特点是“三多三少”：荒坡多，熟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开荒容易种瓜难。
一座桥梁受益一方百姓。一会儿，整个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着土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这开头的第一幕告诉我：群众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6点钟开始，工地广播站就播放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公社妇女干事林一春从工地广播站发出标准的文昌话：“英雄的水利战士，你们辛苦了！公社党委欢迎你们，东山滚水坝欢迎你们！湖山的大干快上靠着你们，湖山必上，人民必胜！”工地正中两侧横竖着两条大标语：“二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坚决打胜攻坚战”。醒目的大标语、振奋人心的广播声，一排排你追我赶的挑土队伍，在烈日之下，勾画出一幅“湖山学大寨”的动人图画。它告诉我们：大寨人在艰苦奋斗，湖山人在改天换地。
天要改，地要换，靠的就是一个“干”字。
一所“学校”培育一代新人。 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戏台”上教 “唱戏”。 在“唱戏”中讲“台风”。
在比较中树学风。小题大做抓作风。同床共枕“耳边风”。为民着想挡歪风。
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发现湖山人才，一边在不断地引导着他们，引导他们读书、学习、工作、创业，引导他们立志做人，引导他们跟上时代步伐。
国母教诲 铭记心中 人们都说文昌是国母之乡，一个县出三个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和谢飞。
“我的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
谢大姐当即转过脸向着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我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可解放都那么多年了，乡亲们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的心不安啊！”
这是多么语重深长的一句话，她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我只有带领乡亲们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才对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
接着，谢大姐说：“搞农业，水利是命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乡的水利情况很不好，现在怎么样啦？”
“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
“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