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逻辑之一-----先秦诸子百家系列33

法家要想实行自己的法制主张，必须首先击败儒家，其次再击败墨家。儒家主张礼治，提倡仁爱；墨家主张选贤，用高智商的人治理国家。法家则认为什么礼仪仁爱，贤人智慧统统没有，只有刑法管用。上面已经讲了法家只是从整个礼法中抽离出刑法，建立所谓的法制来治理国家，是以点带面的做法，如何为这种做法给出思想上理论上的阐释，这就是法家要做的事，在这方面商鞅较为粗糙，他不做深入的分析，没有给出成型的思想理论，只简单而武断地指出儒家那些东西统统是祸害。他说：“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商鞅说国家要是以诗书礼乐等这十种东西治理，战时必败，平时必贫。要是去掉这十者，战时必胜，平时必富。

商鞅对儒家的这些观念不仅仅是轻视，甚至是蔑视，蔑视到了污蔑的程度，他把礼乐诗书孝悌诚信形容为人身上的六种虱子。他说“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

国家贫困时去发动战争，这样可以将毒输给敌人，六种虱子就没有了，国家从而变强了。国家富裕而不出战，偷生享乐，就会产生虱子，国家就会变弱。所以遵守礼乐诗书等十者必乱，只遵守一个法律必治。法已经定下来，还容许六虱子存在，国家必亡。 

商鞅的理论，其实谈不上什么理论，用理论这个词都有点抬高了他，也谈不上是一种思想，只能算是一个说法。商鞅的说法真是简单粗陋，他的做法又是简单粗暴，粗陋加上粗暴就是商鞅的特色。韩非则不同，韩非的理论水平要远远高于商鞅，如果灵魂不死的话，韩非的思想余毒更深更远。《商君书》撇一眼就厌烦了，而《韩非子》却值得多看两眼，值得琢磨一番，有些文章写的确实精彩，有些语句至今仍有味道。尽管韩非居心不良，或是用心叵测，但他能洞察人性之恶，阴暗之处，这一点是他的独到之处。韩非还常常反向思维对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视角。从这个新的视角得出的结论是对还是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韩非对儒家的反驳就是一个新的视角，且看他怎么说。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 《韩非子·难一》）

这段讲的是人人孰知的关于舜以德感化民众的故事。历山的农民互相侵犯田地，舜到了那里，只一年，大家就不再为田地界限争执了。河畔渔民打鱼相争，舜到了那里，一年，渔民不争了反而相让。东夷做陶器的人有了麻烦，舜到了那里给解决了，陶器牢固了。孔子感叹舜的仁德不管走到那里都能救赎当地的人民，使当地人都变文明了。

尧舜是儒家心中的圣王，是先王之道的典范，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尧舜的光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被大家接受。但是韩非却反问道，“舜以德教化那些人时，尧在哪里？”

“尧当时是天子啊，这还用问吗？”

韩非又反问：“仲尼不是赞扬尧为圣王吗？既然圣王在上，天下之民应该都被圣人感化了，都被教育好了，怎么还有争田的，争鱼的事发生呐？如果舜去救赎那些争持的人，就说明尧不是圣王，如果尧是圣王，那么就没有舜的德化那种行为。舜的德化即是尧的失教，赞扬尧则没有舜的德行，赞扬舜的德行则是没有尧的圣明，不可两得。”

接着韩非说了一个寓言，楚国人有卖矛和盾者，拿起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可以击穿任何盾。又拿起盾说我的盾坚实无比，任何矛都击不透。有人说那就用你的矛击你的盾试试。卖者不敢击。尧、舜不可两立，就象这矛和盾一样。

韩非的这个质问太逆向了，近乎狡辩，颠覆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不能不令人惊叹。最令人惊厥的是韩非通过尧舜故事编出的这则寓言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命题，矛盾论。哲学上的很多命题都是从狡辩开始的，古希腊哲学中就有专门的一类就叫狡辩术。

仅仅靠这一个质问仍不足以驳倒儒家，韩非又针对儒家的基本思想孝悌再次发难。我们看看韩非又是以一种怎样的逻辑思维驳斥儒家的这个基本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