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工（2）

太太和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上大学后才开始接触英语。离开大学快二十年，太太上学时学过的那点英语早已还给了老师。登陆加拿大后，她立即参加政府开办的免费英语课程。我俩来加拿大时随身携带的现金并不多，虽说政府提供免费英语课程，但吃喝拉撒、租房、交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花钱。即使拼命节省，银行的存款还是一天天见底。看到我轻轻松松就挣了那么多钱，太太十分羡慕，也想出去试试，可惜那时她没有语言，只能在没有语言要求的华人企业找工。

那天我和太太到超市买东西，出门时看到超市隔壁中餐馆门前有“ 请帮工一名，有意者面谈” 的招聘广告，随即进入饭馆表明来意。老板看上去已经年过五旬，一见我们的衣着和举止就认出是才来不久的大陆移民，“ 我们这儿不要技术移民啦”，“ 我不是技术移民，餐馆的帮工我在国内干过”，太太蒙他。老板明显不相信，他不愿意在我们身上多花时间，搪塞道，“留个姓名和电话号码啦，合适的话给你们打电话”。太太向老板要了纸和笔，趴在前台写地址。“ 用繁体字写” ，听老板口音他应该是香港人，考虑到香港人使用繁体字，我特意提醒她。在国内时太太在设计院从事设计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科研设计单位大都在绘图板上手工绘图。多年的专业经历让太太练就了一笔漂亮的正楷仿宋体。她写完姓名和联系电话，这场注定失败的找工经历也就结束了。

我们多傻呀，人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技术移民，想请那种文化不高的粗人。太太却用那么正规的仿宋体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简体字环境中出来的人用的还是繁体字！这不明摆着告诉对方我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吗？算了！就当是吃一堑吧。虽然在国内从事专业工作多年，但因为没有语言和“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来加拿大后无法进入相关领域；寻找体力岗位，我们又处在竞争的劣势，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路是自己趟出来的，既然选择了移民，遇到任何挫折只能自己承受，想办法从跌倒中爬起来吧。

来加拿大时互联网虽已开始流行，但报纸和广播电视仍保有相当的读者和观众，商家更愿意在传统媒体上刊发他们的广告。当时多伦多有三种华文报纸：“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和“明报”，其中最受广告商青睐的是“星岛日报”。每天从英语班学习回来，我们都会买上一份。虽然广告栏里刊有各种招聘信息，但发了简历或打电话过去几乎完全见不到回复。后来才知道，人家嫌我们登陆时间太短，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那天太太终于接到一个回复，是一家衣厂，要求她隔日前往见工。这家衣厂离我俩住址很近，坐公交车上下班十分方便，当时我们还没有买车。

见工那天是礼拜三，太太一大早就起来收拾化妆，情绪即激动又紧张。我陪太太一起赶往那家衣厂，抵达地点后发现时间尚早，我们在附近转了转。四周都是工业厂房，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面包车停在了这家衣厂门口，车上走下一名西人，他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径直步入那家衣厂。估计十分钟左右，几名工人抱着纸箱出来装入车中，随后西人把车开走了。“这人怎么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的”，我随口说出了自己的观感。“瞎讲，人家是取货的老板”，太太反驳道。眼看预约时间已到，太太进入那家衣厂见工。此时她非常紧张，激动的感觉早已不见了踪影。

二十分钟左右，太太从衣厂出来。“怎么样？” 我赶紧迎上去，“星期一上班。” 太太十分高兴。

见工过程非常顺利。老板是位三十五岁上下的香港女性，对太太很客气。见面后她把太太领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问太太来加拿大多久，是否喜欢这里，又问太太来自哪里，听太太说来自新疆后老板很吃惊：“新疆来加拿大的很少嗷”，随后又问太太是不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并谈及那里的风土人情。老板带太太参观了衣厂的车间，介绍衣厂上班的作息时间和注意事项，返回办公室后告诉太太礼拜一可以来上班了。

那天是大晴天，再加上见工的过程很顺利，使得我俩心情十分愉快。回家的路上我问她时薪多少，“不知道，老板没说”，太太答，“你怎么连薪水都不问？”，“不好意思问，也不敢问呀。好不容易有一个面试的机会” 。太太回答的有道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哪里还敢再问薪水。

太太终于可以上班了。她负责剪线，经过缝纫机扎制的成衣有很多缝制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线头，太太负责把它们从成衣上剔除掉。那是衣厂中的低级工种，不需要什么技术。上工的头几天太太兴致很高，每天回家都有很好的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心情也慢慢平复下来。

太太说衣厂车间的车衣工大多是福建人，车间里还有一名男性杂工，看上去像是南美人，负责打扫车间的卫生和装卸货物。那些车衣女工一有空就和南美人调情：“吃香蕉啦”，同时用手比划着，看样子南美人在这里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他显然明白这句简单的中国话的背后隐喻，随后身体一摇一摆地用相应的动作予以回应，在场的女工一阵喧嚣和哄笑，体力和精神上似乎都得到放松。“很恶心”，太太这样评论道，她无法适应那种环境。

车衣工里还有一位新疆人，来自库尔勒，父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支边的上海知青。知道太太也来自新疆后总爱当众炫耀，“我是上海人，她是新疆人”，这让太太哭笑不得，也为那些上海知青感到悲哀。

终于熬到了开粮的日子，女工们把发薪水称做开粮。太太的薪水是现金三百六十块七十二分，每周六天，每天九小时，两个礼拜的报酬。怎么这么少？我俩都为这点报酬感到意外。算下来时薪才三块三十四分，正好是当时加拿大最低工资标准六块六十八分的一半。

怪不得见工时老板那么客气，即没谈到薪水也没要太太的工卡。这根本就是一家黑工厂，里面雇佣的都是没有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不知不觉中太太和她们一起同甘共苦了两个星期。“告他们去！”，当时我非常气愤。“算了，告起来容易，打官司不是还要花时间吗？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太太说。是呀，初来乍到，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哪有时间奉陪。再说了，虽然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可是衣厂几十名黑了身份的女工怎么办？好不容易偷渡出来，再让政府逮个正着，这不害了人家吗？包括那名“上海”老乡？

那天晚上我和太太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太太就去衣厂辞工。老板更加客气，恭维太太道，“我知道你在这里干不长啦”，“你和她们不一样啦”，“你有很好的前途啦”，甜言蜜语从她嘴里泉水般涌了出来，此时好像她是雇员，太太才是老板。

太太的第一份工使她对加拿大产生了相当负面的看法，经过很长时间，她才从负面情绪中缓过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