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作为人类社会追求公平、正义与自由的重要政治制度,从公元前508年,古希腊的雅典人发明了“民主”一词,可视为现代文明的发端。民主的发展已历经了两千多年,其间,民主的形式与实践不断演变,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不可否认的是,以现代文明为标志的社会民主制度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诞生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最终确立了西方列强对世界的主导地位。
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参与政治活动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从而形成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合法性的认同感,促进社会稳定。
民主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弊端,例如:在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过程需要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协商,这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另外,选举结果可能引发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导致社会动荡。如果选举和投票过程,受到包括金钱政治、媒体操控的影响。则会导致选举结果无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
不同的民主制度,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据我观察,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虽各领风骚,但也良莠不齐。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一类可称之为“自给(ji)式”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以美国为代表,是多数国家采用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通常没有绝对的权威体系,是由两个以上的政党或团体角逐权力,以现实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成,靠即兴的选票来维持系的国家民主制度。你听那些竞选时信誓旦旦的演说,只要能赢得舆论,也就赢得了权利。
“自给式”民主制度虽然能够在宪法的框架内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是,容易被少数人以及情绪化等诸多因素所影响,容易产生波动。
另一类是“供给(Ji)式”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以中国为代表,是少数派的政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靠权威体系的仲裁来维系国家的社会民主。由于有绝对权威的掌控,因此其稳定性较好。
“供给式”的民主制度,无需遵守宪法框架的约束,即便是“全面专政”也不涉及违法。这种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强迫性,它可以随心所欲,有的放矢地提供定制的社会民主成度,因此我称它为“供给式”的民主制度。
在“供给式”民主制度下,政府以人民“大救星”的面貌居高临下,并且无需遵守宪法。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是以赐与的方式呈现。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名曰至高无上,实则渺小卑微。所以,即便是基本的人身权益受到侵害,仍可视作“合法”。
盘点新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大抵如此。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一统天下,便于实施各种社会改革和决策,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其缺点是,一旦误入歧途,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则是灾难性的。
“供给式”的民主制度由于淡化了宪法的权威性和民众的认同感,一些社会乱象往往趁机而行,腐败成风。因此,需要不停的“治乱”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供给式”的民主制度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隐患。
中国的社会民主经历了上世纪中叶,极左意识形态最后的疯狂肆虐,形成了否极泰来的转好局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困局,当今中国的社会民主或孕育着新的希望。尽管每天都有人对这个垄断性的官场堕落,缺乏公平、公正的社会生态口诛笔伐,但是,随着社会民主供给的放宽,加之领导层坚持反腐败斗争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社会生态稳中向好的趋势仍然值得期待。
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情结,也曾经羡慕过充斥着西方文化的香港、台湾社会。经过岁月的积淀才发现,事实远超乎我的想象。俯瞰台湾社会,帮会林立,械斗频发,台湾岛内诈骗事件频传。近有媒体报道:台湾平均每天被诈骗的金额达4亿元新台币。有人戏称台湾为“诈骗岛”。这让我看到了民主社会的另一面。也让我对台湾“原汁原味的中国民主社会”的向往终归平淡。与“供给式”相比,凸显了其“自给式”民主制度的弊端。
每当听到,美国的枪击惨案,发达国家此浮彼起的罢工浪潮的报道,常令我对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体制望而生畏。与生活在稳定的祖国怀抱中简直判若两个世界。因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供给式”民主制度下的人,很难理解,那些生活在“自给式”民主制度下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体验。同时,也让我平添了几分疑惑——民主、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在我们的“供给式”社会民主制度下,如何既保证社会稳定,又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似乎更难于把握。
譬如,当下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是,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待遇与群众相差无几,体现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虽然穷,但是人们的心理是平衡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腾飞,国富民强了,但是,腐败乘风而行,贫富差别拉大,社会分配缺乏公平、公正,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削弱了对社会的认同感。在那些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中,大多可以看到这种不满情绪的身影。于是开始有人眷恋那个曾经的,虽然穷但是公平的毛泽东时代。宠毛思潮趁势而起,并且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在毛泽东的塑像前,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有人喊出了久违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那场面之热烈,酷似当年毛泽东在检阅红卫兵。全然是一派宣泄的气势。
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完全摒弃宪法,领导人出言即法,并且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吗?许多官员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与责任,而是养成了先看看领导眼色的习惯。只要符合领导意图,什么都无需在乎。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领导的指示比法律和公共利益更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回顾历史,一种不祥之兆的预感顿时袭来。一个政府大,社会小,靠“最高指示”维系的封建式国家真的伟大吗?
反腐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从源头上改革导致腐败的旧体制,反腐败怎么能有终点!
2025开年,邻国越南开启了涵盖行政、经济、政治和对外开放四大领域,雄心勃勃的新时代改革计划。
在行政改革方面,越南大刀阔斧精简机构,将中央政府部门从30个压缩至21个,裁减30-40万公职人员。
经济体制改革最引人瞩目。在土地制度、国企治理等领域的突破,可谓触及命根子。
政治体制创新方面,越南建立了政党、政府、议会、工会四权分立的治理体系。彰显了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决心。
这样彻底的改革,其风险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越南劳动党创新权力架构,敢于向自己执政的垄断地位开刀的魄力,契合了人民群众求新求变的心理诉求。这个大胆尝试不论成功与否,都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换代的创造性贡献。值得我们关注。
毋庸讳言,我们“供给式”的社会民主制度,并不是,也不可能十全十美。缺乏群众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不能不说的是,我们切不可以为步入小康社会就一好百好了。中国的社会民主制度还需要在改革实践中进一步的深化和探索。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和发展道路,既是民之所盼,也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