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与亡国奴 　

                                        主人公与亡国奴

    看到这个题目有人会问，这两者有什麽联系吗？当然有啦，从1937年的7.7事变算起，中国人先是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战乱中胜出，建立了新中国，国人又成为了主人公。一晃60年过去了，撫今追昔颇多感慨，亲身体会到做主人公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0年代末，人为定制的“阶级斗争”内战，专横的把一部分人打至另册，列入政治黑名单，连同亲友及株连者在内超过一亿人。以我为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庭出身”政治阴影的压抑，让我的少年时期生活在阶级出身的政治歧视之中，连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中，红色恐怖的打、砸，抢、抄、抓波及全国；“文革”中，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惨遭迫害，受到冲击者超过两千万人；4百多万人被关押审查；170多万人死亡；13万多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7万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我年近八旬的祖父因不堪“红卫兵”孩子们的强暴悬梁自尽，成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魂之一，令我终生难忘。

     时已年过花甲的我，悠闲时在思索和比较中忽然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做主人公的生存成本竟不输当亡国奴！我的遭遇虽不具有普遍性却颇具代表性。

     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两作者之一罗广斌，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禁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后侥幸逃脱。是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撤退前大屠杀的幸存者。

     两本革命回忆录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热捧，罗广斌自然而然地成为青年人崇拜的英雄。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逃过了渣滓洞、白公馆的生死一劫，却没有能逃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因不堪“红卫兵”的凌辱与折磨而跳楼自杀。

     当年看守过罗广斌的人回忆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跳窗而死的。最终没能“在烈火中永生”。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回归前的香港，在即将回归祖国的时候，一部分港人却逃离了香港。做了一百年的亡国奴，眼看就要成为主人公了，多麽自豪啊！为什麽还要跑掉呢？我想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回归后香港社会的前途没有把握，大陆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红色恐怖让香港人望而生畏，十年浩劫的肆孽更让他们不寒而栗。有人选择了三十六计之后策也就不难理解了。

     台湾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在大陆与学界朋友交流时，在谈及香港、台湾及大陆的华人社会之比较时，一致认为：在收入，社会专业化和法制程度的比较中以香港最优，台湾次之，大陆殿后。而在使用人际网络方面，排序正好相反，遇事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则以大陆居多。

　　毋庸讳言，在两岸三地的比较中香港社会是最好的，开放前那麽多人冒生命危险偷渡去港就是佐证。香港社会的许多方面值得大陆学习和借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香港已回归祖国，应该说更方便我们来观摩与借鉴了。

　　我一直都期盼着大陆官员能多去香港看看，恭恭敬敬的去学习，去考察人家用法制管理社会的成熟经验以及民主制度，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如今已纳入“社会主义”版图的西方社会。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大陆官员去香港威风凛凛的视察，作重要指示。而许多人却喜欢谦恭的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考察，去看西洋景，这其中公款旅游的猫腻是显而易见的。数以千计的贪官利用这种机会达到了携款外逃的目的，充分暴露了这个猫腻的弊端。

可以屈尊去欧美向洋人就教，而对自己的臣民却不肯放下架子，这不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也有悖于邓小平先生“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是清政府”的论断。

　　一国两制毕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如何学习和借鉴香港文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向现代文明靠拢，缩小两地的差别，进而使海峡两岸社会尽快接轨，为祖国统一创造条件是我们每天都应该也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我们总来庆祝香港回归n周年，就没什么意义了。

     “六四”运动的最后坚守者之一刘晓波先生，在问及“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 的问题时，曾回答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才会变成香港今天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此言虽遭大陆主媒痛斥，但笔者认为刘晓波此言不过是“爱之深，痛之切”的气话。再过四十年，新中国也建立一百年了，到那时大陆社会能赶上今天的香港吗？真可惜——我不是“预言家”。

　　毛泽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仅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真谛。而以此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则有失偏颇，例如，在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反转中均不适用。

　　台湾虽然也历经坎坷，但是民主制度终究取代了专制制度，完成了由党国向民国社会的变革。成功的开创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主体制之先河，其开天辟地的壮举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以现代民主意识与西方文化为标志的社会民主运动，而非枪杆子。这说明；“枪本位”理论并不是万能的。

　　人类日趋理智，世界也在不断的进步，历史进入了21世纪，民主文明已成为人类的社会取向。除了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少数国家仍然适用于枪本位理论之外，发达国家民主文明的社会制度已经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实践证明，没有公平、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其中百姓能行使主权，监督政府，成为名符其实的主人公则是关键所在。

　　中国做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发展付出昂贵的代价才换来今天的经济规模，实属不易。但是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却裹足不前，民主监督名存实亡，以至于腐败猖獗，司法失度，乱像丛生。

　　在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希望能有一个制度，老百姓能够批评，监督政府”，尽管这个希望还十分渺茫，但值得庆幸得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位讲真话的总理。

                                                                                                                                                  201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