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犯

假释犯

李公尚

假释官卡尔荪约我见面，和我谈最近他的一项计划，他说地区检察官康奈格尔也参加会面。他约我见面的地点在他办公室楼下的停车场，他说现在被新冠肺炎病毒闹得哪里都不安全了，他的办公室里有两位助理传染上了新冠肺炎，最近他一直在家办公。我到达他办公室楼下的停车场时，他和检察官康奈格尔已经在等我。我和康奈格尔见过几次面，和她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不是很熟，卡尔荪说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人。

卡尔荪一见面就对我说：“联邦政府为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压力，康奈格尔检察官决定批准假释一批被判终身监禁的重刑犯，当然是暂时的。”康奈格尔朝我点点头，证明不是危言耸听，告诉我：“如果这样做的效果不错，也可能会长期执行下去。“卡尔荪不失时机地对我说：“你知道目前监狱里的情况有多糟糕吗？很多监管人员都得了新冠肺炎，监狱里警卫人手严重不足，更糟糕的是犯人也在人传人……”听着他的话，我觉得卡尔荪和康奈格尔是事先商量好了要给我下个套，让我按着他们的计划行事。我听得出卡尔荪在暗示我，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把我也牵扯进来，替他分担责任。

我在政府的一个人道救援机构工作，负责处理对政府安置人员的资助和培训。原来这个机构资助的主要对象是退伍军人，特别是退伍军人中因伤残病弱失去生活能力，但其本人仍希望工作并需要学会一定技能的人。我的工作是受理他们的申请，审查他们的条件，根据他们的情况向他们发放一段时期的生活补助，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机构，由政府出钱对他们进行为期不等的职业培训。近些年，政府的安置对象发生了变化，资助的对象更多变成了因为战争、动乱、偷渡等原因大量涌入美国的各国难民。机构的人员常常抱怨：把政府有限的拨款用于投机取巧的人，简直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康奈格尔对我说：“监狱里面的情况，卡尔荪说的是真的，只是他提到的不够全面，实际情况比这更糟。疫情在恶化，犯罪率却在上升，监狱里越来越拥挤。政府假释一部分在押的罪犯出狱，希望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听到她的话，我想起前不久我看的一份政府简报说，美国是世界上囚犯人数最多的国家，关押在监狱里的囚犯超过二百二十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其中非洲裔占全部在押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康奈格尔盯着我的眼睛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让你帮忙，帮助我们安置这些假释犯人。当然，他们的情况和刑满释放的人不一样 ，但是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必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进入社会。让他们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训后，自食其力。”

卡尔荪知道我对这事不情愿。按照工作程序，他们让我配合他们做不属于我职责范围的工作，是违反政府部门之间职责权限的。他们应该先去说服议会制定相关法规，让我有法可依，依法办事。但他们等不及，因为相关法案能否被议会通过还是个问题。这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造成的制度弊病。卡尔荪和康奈格尔都急于完成各自的任务，就走捷径打我的主意。卡尔荪引诱我说：“司法部为假释这些犯人，为假释委员会拨了充足的经费，你不必担心费用问题，我会尽快把相关经费拨给你，这些钱或许能帮助你们解决一部分资金缺口问题。”康奈格尔也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比你更有理由担心这些人被假释后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的压力比你大得多。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目前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成绩让选民们看到政府在缓解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果。这次用于假释的专项拨款，也确实能给你们带来不少好处。”我听了反问：“既然这次拨款充足，为什么不拨到惩戒委员会，让他们在监狱里直接对犯人进行培训后，再放他们出来？”

康奈格尔对我说：“实际情况是，把他们留在监狱里，政府面临的压力和花费更大。司法部的专家作过评估，除了目前各监狱糟糕的情况不说，正常情况下政府每天用在每名在押犯人身上的钱就比让他们出来的费用多几倍，不算监管人员、看守人员、医疗人员、 后勤人员、运输人员的工资、管理和保险等费用，仅设施费用、医疗费用、惩戒费用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想起那份简报上说过，美国监狱每监押一名犯人，平均一年需要十万零三千美元。许多州为了减少这项负担，把监狱承包给私人经营，以降低政府预算。康奈格尔对我说：“很多监狱由私人经营或承包，他们也要盈利，如果把这些培训款项拨到各个监狱，他们能拿出百分之二十用于对犯人进行培训和教育就不错了，可是那起什么作用呢？政府耗不起监狱方面做的无用功。我在向假释委员会作证时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政府希望让民众看到他们在控制疫情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卡尔荪向我保证说：“联邦司法部已经明确了，这次假释的犯人，都是经过评估的，大多数人都不大可能再对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他们很多人已在里面待了二十到三十年以上，对外面的很多事都已经无知得像个孩子，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不会比关押在监狱里面大。”

我对卡尔荪的这番话持有怀疑，上次他和移民局的一位难民审查官合伙坑过我一次。他们把一些偷渡到美国后被捕关押在监狱中等待被驱逐的人送到我这里，这些人在进入美国时把自己的身份文件销毁，被捕后当局不知该把他们驱逐到何处去，时间久了又没有能力长期关押他们，就把他们“假释”到人道救援机构来。仅审查他们用谎言编造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身份资料就让我们工作人员头疼不已。这些人除了对申领救济补贴感兴趣，对规定必须接受的职业培训并不热情，常在培训机构里寻衅滋事。我向移民局和卡尔荪谈过这些情况，他们却说：“这些人刚到一个陌生国家，一切需要从头开始，偷鸡摸狗是免不了的，对他们需要耐心，他们会有用的。”我反驳说：“没用的人到哪里都没用，原来在自己的国家好吃懒做的人，到了别的国家照旧好吃懒做。”卡尔荪却神秘地对我说：“听国务院方面的人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离开你这里后，被中央情报局招募去培训几个月，又送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去为美国做事，用处可不小呢。”

我对卡尔荪说：“上次你可是坑过我一次，这事到现在还没完呢。”卡尔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样吧，为了让你的工作容易些，我把给你的重刑假释犯减掉一半，换上一批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假释犯人，这样可以给你减轻一些压力。我很珍惜我们过去的合作。这些轻刑假释犯本来我是要送去做社区服务的，现在换给你，他们的费用和重刑假释犯一样，按人头拨给你。”他顿了顿，笑着说：“呃！对了，这里面还有一名中国裔的假释犯人，女性，年轻漂亮，送给你，你会忍不住去照顾她的。”我讨厌卡尔荪开这种玩笑，好象我的华裔身份可以用来徇情。

我问卡尔荪：“那些换下来的重刑假释犯你要送到哪里去？”卡尔荪装出无奈的样子，说：“我自己再想办法吧，总不能老给你添麻烦……”我听了当场揭穿他的诡计：“你别在这里耍把戏了，除了重刑假释犯，你额外给我增加了轻刑假释犯，却说是减少重刑假释犯人数换成轻刑假释犯，太耍滑头了。从刚才见面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你要给我下套。”卡尔荪和康奈格尔听了对视一下，连连否认，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收到第一批六十名重刑假释犯人和六十名轻刑假释犯人的资料，办理交接手续时，假释官卡尔荪照例告诉我：“假释犯人毕竟和刑满释放不同，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难免会对社会、对某些人造成危害或威胁。对此，司法部门和监狱当局是不负有责任的。你要提醒接受他们的培训机构必须向地方警察备案，这些假释犯人可能发生的危害，由培训机构和地方警察负责。你要让他们知道，经你批准向他们支付的高额培训费用中，包含了购买这部分保险的费用。”

这显然是卡尔荪在转嫁责任。半年前，卡尔逊和移民局的官员向我移交被假释的难民资料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知道那些和政府订有合同的私人培训机构，为了获得政府拨款，不太在意接受的对象是什么人，只关心能否按时从他们身上赚到钱。上次移民局分三批送来了两百四十名假释难民，分别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还有一些自称是土耳其人，但被土耳其政府驱赶出来的新疆维吾尔人。他们选择的职业培训多是出租车司机、大货柜卡车司机等工作时间和劳动纪律相对自由的行业。很多人的英语程度较差，在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培训相关的英语能力，为期六个月，这比那些按规定只培训四到六个星期的退伍军人和其他接受培训的人要麻烦得多。但是这些和政府订有合同的私人培训机构尝到了政府拨款的甜头，他们的态度是只要被假释的人不闹事，培训多长时间都行，超过规定的培训期限后，每多培训一天，就向我所在的政府部门多申请一天的钱。

第一批分到各培训机构的一百二十名假释犯人中，九十名是黑人，二十名白人，九名拉美人，一名中国人，其中女性二十人。年龄在二十二岁到五十八岁之间，来自十个不同的监狱。他们选择的职业培训是学开大货柜卡车或大客车。我联系了和政府订有合同的十几所大型车辆驾校，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培训机构。卡尔荪和我在分配这些人时，特别注意对他们的身份严格保密，尽量让来自不同监狱互不相识的人分在一起，他们的假释身份也只限于各培训机构的极少数领导知道，以免引起别人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必要的恐惧。

两个星期后，卡尔荪和我到各培训机构去对这批假释犯人的情况进行评估，发现一些培训机构中，先前被假释的正在接受培训的难民和刚刚被假释的犯人经常发生冲突，让那些在各培训机构正常接受培训的退伍军人和其他接受培训的人员普遍产生反感和恐惧。

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对周围的人非常敏感，他们很快能分辨出身边的人谁是同类谁是异类，尽管假释犯人之间相互不知底细，或者并不认识，但仅凭直觉，他们就能嗅出谁进过监狱，谁在里面大概待了多长时间，并且在监狱里的情况如何。不久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行事风格和说话态度截然不同的群体。各群体间常常因为做事风格和言语态度不同产生矛盾，形成相互对立和冲突。

重刑假释犯的共同特点是，脱离社会太久，对外界已经大惑不解，接受任何事物都慢。他们擅长观察和思考，处事冷酷残忍。轻刑假释犯很多都自以为是，玩世不恭，短期的监狱生活还没有泯灭他们的聪明和技能，常表现得急躁蛮横，希望尽快让人知道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

由政府安置的假释难民，多是对美国还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和习俗，无论以什么方式进入美国，都抱着靠山吃山的依赖观念，普遍认定美国是个自由民主并可坐享其成的国家，无论如何美国政府都不会让他们饿死。因此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投机取巧，常常把政府对他们的救济和帮助理解为是对他们的保护和补偿。

埃尔·詹森是一名身高体壮，沉默寡言的非洲裔假释犯人，十六岁时因为抢劫捅死了两名路人，被判终身监禁。入狱后在一次犯人争夺势力范围的火并中，又打死一名同狱的犯人，被加刑单独监禁三年。他脸上被其他犯人砍过三刀，留下了三道深深的伤疤，解除单独监禁后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寻找砍伤他的犯人进行报复，又刺伤过三名犯人，在狱中获得了“兽王”的称呼。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十年，单独监禁累计超过十年，多次被转狱，所到之处都很快就享有盛名。

现在埃尔年龄大了，没有精力再逞强斗勇。被假释后他没有亲人愿意接受他，住在政府为“特殊人群”免费提供的“福利房”里，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由于他脱离社会太久，对常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常识失去了记忆，因此在培训过程中反应能力慢，接受能力差。经常有人对他表示不耐烦或者鄙视，他都保持沉默，但眼睛里却瞪着凶狠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

那天埃尔在轮流练车时耗费的时间过长，一名叫伽基的索马里难民等得不耐烦了，骂他“猪狗蠢货”， 埃尔听了没有还口，但瞪着血红的眼睛，长时间目不转睛地逼视着伽基。伽基是来自非洲的穆斯林，培训时常停下来高唱祷词带领穆斯林难民向中东方向跪拜，受到穆斯林难民们的推崇。他见埃尔对他面露凶相怒目相逼，就大言不惭地宣称他曾是索马里一个武装组织的首领，如果埃尔在索马里敢这样看他，一定活不过当天晚上。埃尔听了，怒不可遏，一步步地慢慢走向他，伽基渐渐有了一些底气不足，但嘴上仍然不依不饶地嚷着自己是受美国政府保护的特殊人物，美国政府需要他才把他弄来美国，如果埃尔敢动他一下，就会立即被送回监狱，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围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来自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利比亚的难民都为伽基呐喊助威。

在监狱中，不同犯人团伙之间发生火并聚众斗殴是家常便饭。埃尔周围的几名假释犯人早就看不惯这些假释难民的嚣张跋扈，个个摩拳擦掌为埃尔打气鼓劲。埃尔走到伽基面前，停下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苹果咬了一口，慢慢在嘴里咀嚼着，仍然目不转睛地逼视着伽基。突然他举起右手，紧握着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用力一攥，“咔嚓”一声把那苹果攥得碎块崩裂，果汁顺着他的手腕流了下来。他把攥碎苹果的拳头举在伽基面前，继续怒视着伽基，直到伽基的目光渐渐地变得畏缩，他才慢慢转身离去。

在这些假释犯人中，露西·帕斯是一名被判终身监禁，已经在监狱里待满了十五年的白人女性，三十五岁，美丽性感，聪明勤奋，她身上基本上看不出监狱岁月留下的太多痕迹。假释官卡尔荪从她被提名获得假释起就非常关注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决定做个好父亲或者好丈夫，那么目前关在监狱里百分之七十的女犯人，都会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而不会呆在监狱里。”我同意卡尔荪的看法，露西是一个人见人喜的漂亮女人，她其实不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就能够找到一份自食其力丰衣足食的工作。她入狱十几年，完成了州立大学的物理课程，获得了机械工程学的学士学位。被假释时她选择接受货柜卡车司机的职业培训，认为驾驶大型卡车周游美国加拿大，能带给她驾驭生活自由的快感。

露西的档案材料记载：她青少年时代，她父亲经常对她母亲和她，还有她妹妹使用暴力，她十六岁那年在一次她父亲酗酒后殴打她妈妈和她时，她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把她父亲刺伤。她十八岁上完高中就离家外出工作，在酒吧做招待时遇到了她从小就崇拜的一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NBA篮球球员。这名球员早已退役，离婚后生活落魄潦倒，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婚后不久，她发现她丈夫酗酒吸毒，经常在外面和其她女人鬼混，酗酒回家后常对她拳脚相加，她一直默默地忍受。一年多后的一个凌晨，怀着身孕的她从酒吧下班回家，发现她丈夫和一个女人睡在床上，一怒之下把她丈夫和那女人脱在床前的衣服浇上汽油点燃了。她本想吓唬一下她丈夫和那个女人，但是烈火很快吞噬了整个房子，她逃了出来，她丈夫和那个女人葬身于火海。

露西的接受能力非常强，培训中别人需要练习几十遍的技能，她做上几遍就能熟练掌握。她说这归功于她在狱中的强制劳动中驾驶过好几种型号的大型装卸铲车。她很快成了身边很多人追求的对象。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自称是非洲犹太人，他祖父是埃塞俄比亚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的贴身侍卫，他父亲是埃塞俄比亚的政府高官，因遭反对派陷害被捕入狱，他逃到了美国。他一天到晚鞍前马后围在露西身边，不愿让别人接触露西，那些想和露西接近的人很快就和他产生了矛盾。一次培训结束后他开车离去，在路口等红绿灯时，被几个跟踪他的轻刑假释犯人往他的车里扔了两袋粪便。

一天我在一个培训机构和负责人开会，一名叫乌斯满和另一名叫买买提的维吾尔人闯进办公室用中文向我投诉，说他们的英语不好，在这里已经学了九个月，因为考不取驾照而无法出去找工作，生活发生了困难。他们要求培训机构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授课和训练，希望美国车管部门用他们的民族语言进行考试。我问他们的民族语言是什么，乌斯满说他们的语言是维吾尔语。来美国之前他在新疆的一个发电厂做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师，有中国的驾照，对大型卡车的各种部件名称也都很熟悉，就是因为语言问题，考了三次试都没有考过，现在被车管部门要求必须从头学习，再次完成规定的课时才能参加考试。

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史密斯听不懂乌斯满在说什么，但猜出了他的意思，向我解释：这个州的大型运输车管部门在各个培训机构的要求下，允许使用英语以外的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对外来移民进行考试，同时还允许考试时使用翻译软件进行中英文互译。和他们一起培训的其他人都已考取驾照离开了，这些维吾尔人，大约二十几个，却都没有考取。这和培训质量没有关系。

我问他俩：“你们既然都懂中文，车管部门允许使用中文考试，为什么不用中文考？”乌斯满答非所问：“我们原来住在中国，但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汉人，我们属于土耳其人，可是我们到了土耳其后也因为语言和他们不相同，土耳其也驱赶我们，我们现在是无国籍人。我们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近似，希望美国政府能尽快让我们加入美国国籍。”

史密斯对我说：“他们这些人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考试。按规定他们在这里接受六个月的培训，就应该离开去找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考取驾照，需要再培训一段时间，他们申请再次培训的学费和生活补助费一直没批下来。乌斯满和他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接受培训，过去每周每人都能领到三百美元的生活补助费，他们其实不愿意离开这里。”

办公室门外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二十多名维吾尔人。七嘴八舌地中文大声对我说：“老师，我们知道美国的汉人和中国的汉人不一样。我们都是讲中文的，你能帮助我们！那些讲英语的老外根本不理我们，我们现在的生活苦得很……”还有人抗议：“为什么中国都能用中文和维吾尔语进行考试，美国却只用中文和英语而不用维吾尔语？”

史密斯对他们说：“这里是美国，不管是什么族裔，来到美国就要都按美国的方式生存，都要讲英语。不要再强调你们的民族语言。如果你们坚持要强调民族语言，就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

这些维吾尔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所在的机构对政府安置人员通常只提供六个月的生活资助和免费培训。只有联邦政府认为特别需要的人，经批准才提供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资助。一年后如果被资助的人仍不能自食其力，就只好把他们推荐到一些团体或基金会去，看是否有人愿意接受他们。

乌斯满私下又找我，说他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大的儿子都在这里参加培训，还有两个小点的儿子，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因为学习驾驶大型车辆的法定年龄是二十一岁而不能来，希望我能批准让他的两个不够年龄的儿子也来参加培训。至于他的两个女儿还太小，就算了。我告诉他我没有那么大权力，也不能做违法的事。

我到各个培训机构去，似乎各培训机构的维吾尔人都知道我。他们说有一位汉人在美国政府负责发放生活补助，比老外好说话。一名叫阿迪力的维吾尔人要求我帮他一个忙。他说他在中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为中国政府实施异地搬迁脱贫，在靠近交通方便的地方给他们建了新房，还补偿了他们家一大笔拆迁费。他父母想把这笔钱全寄来美国，让他在这边买房安家，然后再把家人全部接过来。由于他是难民，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接收汇款，更无法解释这笔钱的来源，希望我给他开个证明，或用我的帐户帮助他接受汇款。他对我说，他们一起来的好多人都想从中国往美国寄钱，如果我能帮忙，他们愿意给我好处费。我告诉他这是行贿，是违法的。他却固执地认为美国现在利用他们反对中国，他们从中国汉人那里弄钱，美国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

卡尔荪提到的那位漂亮的中国女假释犯叫吴小玲，她丈夫曾是家庭医生，她在她丈夫开办诊所里工作。在美国孕妇分娩，需要先经家庭医生诊断，再推荐去专门门诊和医院，孕妇入院后医院通常先诊疗接生，出院后再寄送账单收款。于是吴小玲利用丈夫做家庭医生的便利开办了一个月子中心，招引中国孕妇来美国生育。她在中国做广告说孕妇在美国医院生孩子免费无痛，孩子一出生就有国籍。这吸引了很多中国孕妇来到她的月子中心，她因此赚取高额利润。中国来的孕妇去医院时使用的都是吴小玲夫妇精心编造的虚假信息，她们生完孩子出院后不交任何费用就回国了。这种情况渐渐引起医管部门的注意，他们通过两年多的调查，最终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是吴小玲开办的月子中心。吴小玲和她丈夫因欺诈和帮助非法移民被捕，她丈夫被判监禁五年，吊销医生资格，她被判监禁三年六个月。她在狱中待了两年后这次被假释，她丈夫仍在监狱里。

吴小玲被假释后选择学习驾驶大客车，她觉得当一个巴士司机不算太累，比较符合她的身体状况。卡尔荪对吴小玲颇有好感，称赞她在狱中的强制劳动中一直表现良好，深为她这样一个知性聪慧，文静秀丽，又具有硕士学位的年轻女人进监狱感到惋惜。对我说：你们应该把钱多花在吴小玲和露西这种人身上。她们培训结束后，如果愿意开办个人企业，需要贷款，你们应该优先批准。

卡尔荪答应帮助露西成立一个卡车运输公司，并愿意为她联系稳定的货源。康奈格尔把露西的情况作为重刑假释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的范例，去向国会作证，以说明联邦政府推行的假释监狱犯人、缓解疫情给政府造成压力的计划是成功的。

（本文根据当事人叙述采写。）

2020年3月14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