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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肖像，
受委托于2021年苏州纪念仪式创作（见下文）。
道教伟人施舟人（中文名施舟人，1934-2021）不仅在西方，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这从众多悼念他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以下是从众多广为流传的名单中精选出来的。
或许最容易理解的起点是伊恩·约翰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文版点击此处）。您可以在中国宗教研究会（SSCR）和位于成都的中国宗教研究中心（CSCR）的网站上找到大量文章，订阅欧洲中国宗教研究网络（ENSRC）即可；此外，您还可以在豆瓣和微信上找到更多文章。
SSCR 和 CSCR 网站收录了 John Lagerwey、Vincent Goossaert、Franciscus Verellen、Brigitte Baptandier、Lee Fong-mao、吕鹏志、吕垂宽、叶明生、Stephen Bokenkamp、Terry Kleeman 和 David Palmer 等人的悼念文章。另请参阅 Ken Dean（现场）、Patrice Fava（《中国研究》XXXVIII–1&2 [2019]，英文版《Kristofer Schipper，我们之中的道士》，《道教、宗教、历史与社会》12 & 13 [2021]）、Richard Wang 的文章，以及全球道教研究论坛举办的在线讨论。毫无疑问，参考书目还会继续增加；例如，Vincent Goossaert 的这篇详细悼念文章。
其中一些网站还提供了 Schipper 著作的详尽清单——这个看起来很全面。以下是我们不断参考的几部重要著作：
《粉灯》（1975）
“道教中的民间仪式与古典仪式”，《亚洲研究杂志》45.1（1986）
《道教体》（1982；英文版《道教体》1994）。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回顾了他1989年发表的关于《踱步虚空》的文章。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洞天福地 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普通话）
施舟人在荷兰长大，二战期间，他的父母庇护犹太儿童免受纳粹迫害。正如文森特·古萨尔特（Vincent Goossaert）所言，“这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包括他对民族主义的憎恨，以及他对地方民主而非宏大民族叙事的深厚人文主义偏好。”
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施舟人谈自己怎样走上汉学之路【中文字幕】。这位被誉为法国汉学泰斗的学者坦白自己本是个最烂的学生（most lousy student），所以他建议一起顺其自然。
施舟人与陈荣生
施舟人与陈荣生 2
施舟人与陈荣生，1960年代。
在巴黎师从马克斯·卡尔滕马克（Max Kaltenmark）后，施舟人于1962年赴台湾学习；在中央研究院，他成为台南道士陈荣盛（1927-2014）的弟子（参见此处第1号视频致敬），并于1968年受戒。1970年，他回到巴黎，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职。
施舟人随后开展了一项关于道教经典的大型研究项目；其成果是与弗朗西斯·维雷伦（Franciscus Verellen）合编的《道教经典：道藏历史指南》（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rator to the Daozang，共三卷，2004年），该书是图书馆和当地仪式专家手册收藏中文献的必备读物。他对“普遍流传”的文本和地方传统所独有的文本的区分，在我试图对北方道教家庭藏品进行分类时非常有用（例如，参见“抄录道书”和“浑元道士”）。
我们几乎可以将施舟人视为道教界的娜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巴黎一直是道教研究的圣地，施舟人将亨利·马斯佩罗(Henri Maspero )、马克斯·卡尔滕马克(Max Kaltenmark )与约翰·拉格韦(John Lagerwey)和文森特·古萨特 ( Vincent Goossaert)联系起来；从他的学生名单中可以看出他的巨大影响力，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如果说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汉学和文本研究，那么他的影响则延伸到了人类学。正如伊恩·约翰逊所写：
他的思想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在其历史上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由地方自治团体组成，这些团体通常以寺庙为中心，而非像历史学家传统上倾向于描述的那样，以皇帝及其自诩的官僚机构为中心。
肯·迪恩观察到：
他能够证明，中国人民的宗教与地方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形式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人们对中国社会描述方式转变的一部分。
施舟人和陈国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变革的苗头：与著名道藏学者化学家陈国符（1914-2000）的会面，天津，1981年。两边是陈国符的儿女
虽然台湾此前一直是研究道教仪式最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地，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大陆道教仪式的大规模复兴，人们逐渐意识到那里也存在着一个广阔的领域可供探索——而施舟人是首批搭建桥梁的学者之一。王建国、约翰·拉格威和肯·迪恩等学者招募了区域田野调查员，并在中国南方各地开展了针对当地仪式传统的田野调查项目，至今仍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参见吕彭志的巨著《道教遗世丛书》系列）。此类项目往往侧重于早期历史的“抢救”，而非记录现代社会变迁（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杨德瑞关于上海的研究，齐坤关于湖南的研究）；道教史学和民族志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参见《揭穿“活化石”的真面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施舟人对地方社会宗教生活史的关注，促成了欧洲道教联合会与中国学者就老北京寺庙开展的另一个重要合作项目，该项目至今仍在进行中。尽管他专注于华南地区，但他也非常支持对北方仪式实践的研究（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例如《寻找华北民间道士》以及“地方仪式”下的相关文章）。2003年退休后，他和妻子定居福州，这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学者。
* * *
席佩尔仪式 1991 施舟人闹坛 1991
1991年：担任礼仪师 as liturgist
“闹坛” “rousing the altar” (naotan ).
虽然施舟人早年接受的道士训练为其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但后世学者却完全忽略了他所效仿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参与式观察法——这种方法在道教研究中很少被采用，但在民族音乐学中却必不可少。更引人注目的是施舟人师从陈荣生，这为研究家庭道士的仪式实践开辟了道路。当然，“成为道士”只能指一种特定的传统——席佩尔所习得的仪式实践（包括其语言、旋律、吟唱和打击乐风格）仅限于台湾的某个地区。
分析一部古代仪式手册，甚至现代仪式，用无声、静止的文本来解读，与实际执行仪式截然不同。当然，很少有学者能抽出时间——尽管他们乐于花费数年时间在图书馆里研读宋代仪式汇编，在田野里收集无声、静止的文本，然后自己创作更多这样的文本。当然，作为一名职业道士，作为仪式团体的一员，只有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生活才能从事；对于学者来说，这不太可能是一条职业道路，但即使是作为一段插曲，他们也几乎对它没有吸引力。尽管如此，即使是从基础训练中获得的洞见也是非常宝贵的（例如，参见阳高仪式的鼓律）。
施舟人似乎没有讨论过文本研究与生活表演之间的任何冲突。尽管他拥有撰写道士生活详细民族志的独特优势，但这并非他的主要关注点；对他而言，学习表演所获得的经验似乎更多地来自文本而非实践。约翰·拉格威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与历史中的道教仪式》（1987）中，对陈荣生的仪式实践提供了最详细的描述。另请参阅我关于用电影记录仪式的评论，以及我所著的《李氏家族道士》附录1。
因此，施舟人的道士训练虽然极其彻底，但这只是他在学术汉学领域内学习的一部分，而非职业转变。反过来也一样：一些在道观中执业的道士，例如闵志廷，也从事过历史文献的研究。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台湾，迈克尔·萨索学习了道教仪式，后来也成为一名学者，最终回归天主教神父。近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金（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建筑师，撰写了许多关于道教的深刻文章），他曾在北京和苏州师从大师，并于2018年在苏州受戒（参见“苏州周边的仪式生活”）。与此同时，在台湾，冯思明学习了道教仪式，以支持他在夏威夷的学术研究（点击此处查看他的论文）。虽然学术生涯的吸引力很大，但施舟人开辟的道路为该领域带来了更深的深度。
在学术界之外，西方许多人信奉道教冥想的个体版本（通常带有新世纪运动的色彩——参见大卫·帕尔默，《梦游者：全球道教与现代精神的困境》，2017）；但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学者一样，学习举行仪式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
施舟人对南管也抱有相当的敬意。南管是一种优美的室内民谣，在闽南和台湾的闽南地区广受欢迎（参见吕吹宽的这篇赞词）。南管的旋律被融入当地的道教仪式中——尽管我曾指出，施舟人可能高估了1986年在巴黎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对闽南道教复兴的重要性。
* * *
上海功德
在上海城隍庙举行的施舟人纪念法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道观曾为施舟人举行过纪念法会（列表见此处和此处）。在“六七”期间，道观的僧侣们举行了升度功德到场仪式：在苏州玄妙观，那里举行了一些最具特色的仪式片段；以及在福建霍童山。第七个“七”的道教仪式分别在上海、福州、龙虎山和北京举行。
克里斯托弗·施舟人的著作是一系列学科的标杆，牢固地确立了道教研究——尤其是其道教仪式——作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地位。
1914年11月19日 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
1932年 考入上海中山医学院，后因病休学。
1937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1937—1942年 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化学系攻读纤维素化学专业学位并从事研究工作。于1939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1942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1942—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教授，兼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1946—1948年 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纸业组简任技正。
1948—1952年 任北京大学化工系教授、化学系教授，曾任化工系系主任。
1952—1971年 任天津大学化工系教授，天津市造纸学会理事，中国林业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化工学报》编委。
1971—1980年 任天津轻工业学院化工系造纸专业教授。
1979年9月 应特邀参加瑞士苏黎士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发表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的论文4篇。之后在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做短期指导研究。
1981年— 任天津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曾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1983年1—3月 应邀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讲学与指导研究。
陈国符1914年11月19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陈家酷爱藏书，留下不少线装书籍，他的父亲陈熙成也酷爱读书与藏书。陈国符自幼喜欢在父亲的书房中翻书和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古汉语及中国历史。1926年陈国符考入江苏省江阴县南菁中学。该校以严谨治学而闻名于当地。在此良好的环境中，陈国符在英语及数理化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于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理科毕业。陈国符在中学读书期间，曾读过经学大师王国维的论著，这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深感自己在文史方面知识的不足，因此每年寒暑假回家都刻苦自学文史方面的书籍，并立志做大学问家。 从南菁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上海中山医学院（现上海第一医学院）、浙江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并进入上海中山医学院学习医学，后因病休学。病愈一年后，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抱着发扬光大祖国造纸技术的理想，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nHochschuleDarmstadt）化学系主修纤维素化学。德国大学重视实践，自教授至助教无不以做研究工作为主，教授尤其率先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陈国符的导师G．耶姆（Jayme）教授是纤维素化学方面的国际权威，以要求严格、细致、准确而著称。在耶姆教授的指导下，陈国符在实验室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学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纸浆的黄酸酯化反应的研究，经多次实验终于获得成功，并用此方法又进行了各种纸浆的实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德国期刊上发表。陈国符于1939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1942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陈国符留德期间，正值二次大战，他十分怀念祖国，当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便毅然冒着战火的危险，踏上回国的旅程。由于当时没有钱，他把自己的大部分书籍、物品留给房东，只带了一个装随身衣物的小皮箱，经陆路回国。当他到达土耳其的安卡拉时，身边已分文皆无，在我国驻安卡拉领事馆的资助下，才得以回到当时大后方的昆明。
回国后，陈国符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次年任教授，当时年仅28岁，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由于当时正处抗战时期，资金短缺，条件艰苦，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他主要在西南联合大学搞教学工作。按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规定，教授必须开出三门课程：一门基础课，一门专业课，一门外语。陈国符在化工系开设了工业化学、造纸机械及化学专业德文三门课并编写了英文教材数种。陈国符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同时又是学生们的朋友，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并支持当时的民主运动。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在思想上深受共产党的影响。闻一多教授被暗杀后，他是参加抗议游行的少数几位教授之一。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陆续迁回北平、天津。陈国符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简任技正。任职其间，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8年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的邀请，毅然离开南京携妻子取道海路北上（当时铁路已断），到达北平，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理学院化学系教授。不久北平解放，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北平的知识界人士，陈国符也参加了接见。
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国符赴新成立的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百废待举，条件比较困难。陈国符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并于1956年开始着手进行纤维素化学的研究工作。他是天津大学最早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之一（1956年），并且是国内率先开展纤维素化学研究工作的学者。陈国符对天津大学化工系及校图书馆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他还参与了建国初期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曾先后担任天津造纸学会理事，中国林业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及《化工学报》编委，并当选为天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符于1982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陈国符治学范围涉及理工和文史两大领域，并且在两大领域均取得成就，这是难能可贵的。
成就
陈国符为纤维素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将严肃、认真、细致、准确的工作作风传给了后人。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发明为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对于造纸技术的研究，在中国却很落后。新中国成立时，作为造纸技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其课程设置及科研在国内尚
属空白。为填补这一空白，陈国符于1953年成立天津大学化工系造纸教研室后，率先在国内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程，并亲自编写讲义和教材。他所编写的教材及讲义有《植物纤维素化学》《木材与纤维素化学讲稿》《造纸化学讲义》等多种。其中《植物纤维化学》一书由他多次编写并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哺育了几代科研、教学及工程技术人才。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订阅全世界各国有关之专门期刊，所以讲课及讲义皆表达当时之国际学术水平。讲课范围包括制浆造纸化学、植物解剖学、制浆造纸机械……。”为了加快培养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及科研人才，陈国符除了讲课外，还挑选、培养助手，加紧实验室建设，并接受由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及兄弟院校选送来的进修人员，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由他领导的研究组在当时完成了多项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有关过醋酸法全纤维素制备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成果，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和纤维素化学学科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陈国符将德国大学的办学作风带回中国，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亲自下实验室，对研究助手及研究生予以严格的实验室训练。他要求极严，不惜从小事抓起，如每天工作结束，必须将实验室的仪器整理放好，器皿刷洗干净，不许带一滴水珠；走前要将实验室打扫干净，检查电源、煤气、水是否关闭。他从来不带实验室钥匙，将其交给学生管理。每天早上8点上班，他总是7点半到达，学生怕老师等，谁也不敢迟到。他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各项要求是否做到，在他的实验室中从来未出过事故。他重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从订购仪器，到拆箱、安装调试，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损坏仪器的事故。陈国符工作勤奋，晚上也去图书馆看书，有时还要到实验室去查看学生的工作情况。研究生或助手找他研究问题或答疑，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1963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陈国符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及强调基本功训练的事迹。他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国符的一些学生及助手，回忆起跟着他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无不感到获益匪浅，并将言传身教给下一代。
《道藏》史料的研究
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陈国符研究《道藏》及中国炼丹术的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国符在《科学月刊》（ScienceMonthly）上看到一篇有关介绍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出于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化学》杂志（1937年）上，引起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T．L．戴维斯（Davis）的注意。陈国符到德国留学后，他设法与陈国符取得了联系，讨论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学术问题。陈国符在此其间，应戴维斯之邀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英文，并翻译了有关孙思邈传记的一些原始材料。从此，他开始接触《道藏》中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史料，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和摘录。回国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内授课，半周住在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潜心研读《道藏》。
《道藏》是历代道教文献的汇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余册），除宗教外，内容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各方面的知识。陈国符以中学理科、大学工科出身者来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却可以冲破难关，深入研究，确非偶然。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陈国符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伴随有一“副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人称其为“杂家”，而他并非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准备和深入的学习，以便把这些知识用于他的研究中。
在初步接触《道藏》后，他即认识到“自明代以来已无道士能读《道藏》”而“儒者仅用《道藏》来校勘诸子、释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论皆是无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须先创造研究方法，并且又需文史与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艰难。”“……在此情形之下，我对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惧和退却，反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犹豫，研究全藏。现回忆研究全藏有诸多好处，即现虽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对于全藏脑中必须有清楚之总观念，如此才不致于犯大错误。迄今为止，已翻阅全藏多次。”阅读全藏，谈何容易，陈国符当时倾全力进行研读，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耐力，“自晨6点至晚7点除午睡及就餐稍费时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续一年多。他常说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时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开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职期间“几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检全国地方志，前往国学图书馆与泽学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宫观志，摘录历代《道藏》与道书储藏处所，增入《道藏源流考》。
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道藏源流考》”。这本巨著被有关的国内外学者称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而陈国符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阅《道藏》的人，并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学者。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教研究是禁区，并且由于多数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义，误解和偏见都是存在的。但陈国符不畏艰难，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无论条件如何，始终坚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成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有《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记》增十条，其中涉及有关道教各宗派，有关道观史，有关高道传记，有关自然科学史料及其他问题。这些论文均汇集于1963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订版）》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国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断。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及资料连同许多被认为是“四旧”和“糟粕”的线装书被烧毁，其余的线装书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斗争。但陈国符并未就此罢休，而且越在困难的时刻，越显出开朗、乐观的性格。解除对他的集中“审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医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等，开始研究和学习中医及中草药学，为进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黄白术史料做准备。
1973年，陈国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黄白术即炼丹术，“外丹”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性质与金银相似，“术”就是法，就是办法。在《道藏》中称炼丹术为外丹黄白术。由于道士炼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炼丹术语也是隐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黄白术所用的化学反应，首先应搞清这些炼丹方法所用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些方法出现的朝代与所用术语名称的演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陈国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并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在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解决了上述难题。到1979年8月已写成近20万字的四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中国外丹黄白法所用草木药录》，这就是被他的同行称之为“辉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续考》的基本内容。1977年在北京召开的《化学发展简史》审稿会上，陈国符带来了《道藏源流续考》手稿与同行切磋，并做了题为《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报告，听众反应强烈，本来安排半小时的报告应到会者的要求延长为半天。此报告后略加增订，发表于《化学通报》1979年第六期上。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研究道教及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在关注着陈国符的研究。为争取陈国符参加于1973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的主席F．布克哈特（Burkhardt）曾两次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成功。
1979年9月3日至9日，陈国符与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受到热烈欢迎。陈国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的四篇论文。会议后，又应法国学者K．M．施舟人（Schipper）的邀请赴巴黎从事三周的指导研究。回国后，一方面联系出版这些论文，一方面又接着做了许多增订及补充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专著很困难，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国符四处奔走联系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后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了他从1973年至1979年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道藏源流续考》。
1980年，应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邀请，陈国符出席“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此后，陈国符将此篇论文进一步扩充并增补若干条注以《明清道教音乐考稿（I）》为题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陈国符接着又对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考稿（I）》。1985年12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法事与音乐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在开会期间受到香港有关学术界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陈国符非常关心和积极倡导抢救整理中国的道教音乐。1987年10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道教协会举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乐鉴定会”，在鉴定书上郑重签字。
陈国符对道观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40年代，他亲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观。1983年1月至3月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的邀请做指导研究，并给该校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与东方历史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做研究报告三次，其中一次报告了他的《道观史研究导论（I）〈殿宇〉》，他还准备写第（Ⅱ）、（Ⅲ）部分。
除此之外，陈国符继续对《道藏》中外丹黄白术进行研究，并对《道藏源流续考》做了较多的增订，定名为《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十余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诸方面。陈国符在《道藏》研究领域中贡献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
1．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道藏》进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
搞清《道藏》是如何编纂、写作、发行以及何时成书，“此为道教文献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后期，或因战乱，或因宗教之争均“劫余焚烬”使“记载缺略、源流不彰”。陈国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开辟横纵两条路。横向：《道藏》分三洞、四辅部，故撰《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纵向：《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完全翻阅《道藏》，摘录材料撰成。甚为特殊之道书虚目亦考明之”。根据陈国符考明的脉络，后人才能进入《道藏》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2．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
关于词义考方面共收炼丹术语323项，每项含多个词，实际上是炼丹术语的小词典。考明词义相当困难，陈国符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词义考中，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于是钻入此丹经诀中。”“除考明词义外，又考明数词同义，一词数义，互相有关之诸词，一词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虽称词义考，实际上也包括炼丹仪器考，陈国符据炼丹原文，复原绘制了许多仪器图，用现代工程画法描出几何投影图，并尽可能注明尺寸。关于词义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突破。
关于丹经年代考，也是陈国符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道藏》炼丹术的年代少有记载，大多无法确定，这就大大影响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测和估计，陈国符创造性地运用“据韵文用韵考定”，系统地把它们变为科学的断代。此外，陈国符还使用历代地理志，据书中出现的地名考定，据历代书目、历代艺文志、道书引书目考定，据各时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据各时代加药术语（复荐、铺盖）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经、丹诀四十余种，成为研究者引用的依据和出发点，解决了外丹研究中的大问题。
对外丹经书原作做补充，亦属该研究中一重要业绩。如对《石药尔雅》的补与注。此书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种物质和丹名，但不完全。陈国符做了补充工作，非常有益于研究，是属于扫清研究障碍的工作。
总之，陈国符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研究，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道路，为以后炼丹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关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飞跃”。
陈国符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关知识的深入研究和融汇贯通上的。就像攻堡垒，首先要扫清障碍，障碍扫清了，堡垒不攻自破。他认为治《道藏》不能一点点的搞，要一块块地搞，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容易出错的。他对《道藏》目录学的研究及对外丹黄白术的研究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有关外丹黄白术的研究，从30—40年代翻译戴维斯的论文和与他合作研究，至50年代写出第一篇有关外丹黄白术史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历时30多年，中间的间歇当然有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并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历史、地理、文学、中医、中药学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才有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对于《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着这种方法和精神进行的。
陈国符在研究学问上有强烈的进取心，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创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一天，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陈国符治学极为严谨，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相当功力的，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结晶。他曾为审查一篇文章，查阅文献，反复研究，历时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无根据的拟说，认为这是对学问的不负责任。
陈国符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为研究道教音乐，他曾拜天津越剧团某老琴师为师，登门求教。他经常和南开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授切磋学问。这些均反映他虚心好学的精神。
陈国符工作极为勤奋，几乎所有时间均花在搞学问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解决难题并获得成功。他没有任何嗜好，甚至连茶都不饮。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读书、研究、工作的。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及国内外学者对他的尊敬。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及通信中，都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他每次出席国内外会议或访问研究或讲学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陈国符对年轻人热情慷慨，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将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提供给他们参考。对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虽然他年事已高，工作上也颇感力不从心，但仍努力工作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争取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
出版图书
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
作者名称 陈国符
作品时间2004-04-01
《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陈国符。
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
作者名称 陈国符
作品时间2014-10-11
《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是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国符。
中国外丹黄白法考
作者名称 陈国符
《中国外丹黄白法考》是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主要论著
播报
编辑
1 陈国符译．中国炼丹术．化学，1937．
2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49．
3 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化学通报，1954（12）：603607．
4 陈国符．说周易参同契．天津大学学报，1957（6）：化工类11—19．
5 陈国符．植物纤维化学．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61．
6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陈国符，郑延龄，张毓英．苇浆精制．化学学报，1966，22（3）：147—155．
8 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化学通报，1979（6）：78—87．
9 陈国符，邬义明，陈振基．浙江琰竹分析．全国林产化学学术会议资料，1979．
10 陈国符，邬义明，刘志连．罗布麻的化学分析．全国林产化学学术会议学术资料，1979．
11 陈国符，邬义明，陈振基．苇浆的碱溶高聚糖对于其打浆行为的影响．全国林学林产化学化工论文集．北京：林业出版社，1981．
12 陈国符，崔殿元，戴廷哲．苇浆氯化．全国林学林产化学化工论文集．北京：林业出版社，1981．
13 陈国符，陈有地．用过醋酸法制备综纤维素碱抽提．全国林学林产化学化工论文集．北京：林业出版社，1981．
14 陈国符，郑延龄，臧己．用过醋酸法制备综纤维素I，Ⅱ．全国林学林产化学化工论文集．北京：林业出版社，1981．
15 陈国符．明清道教音乐考稿（I）．中华文史论丛，1981（2）：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
16 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希用草木药录．天津大学学报，1981（2）2940．
17 陈国符．石药尔雅补与注．世界宗教研究，1981（3）：14—35．
18 陈国符，邬义明主编．植物纤维化学．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
19 陈国符．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0 陈国符．道藏经中若干可供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之史料．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3）：216．
21 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香港：里仁书局，1983．
22 余惠生，陈国符．桦木（BetulaPlatyphylla）溴一二氧杂环已烷法综纤维素制备研究．化工学报，1985（3）：366．
23 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澳大圖書館新藏《正統道藏》
日前澳門大學圖書館接受了一套由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正統道藏》六十冊連目錄一冊的贈書，此套贈書是依循新加坡雲霞道院徐福海(牛仔)道長的遺願，由其子徐錦成透過澳門道教協會吳炳鋕會長送贈予澳大圖書館收藏，好讓澳門土生土長的宗教愛好者及對道家哲理有興趣的人士參閱及研究。
《道藏》乃道教經籍的總集，其編纂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開元道藏》，以後有宋真宗下令編纂的《寶文統錄》、《大宋天宮寶藏》及宋徽宗詔修的《萬壽道藏》；到了金代，金世宗為補《萬壽道藏》之殘佚而編纂《大金玄都寶藏》，元代則重修有《玄都寶藏》。惜以上《道藏》皆散失於歷史的長河中。現有存世的《道藏》為明刊《正統道藏》，上海涵芬樓曾向北京白雲觀借用此明刊本以影印刊行，及後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台灣藝文書館及新文豐出版公司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均出版有影印本。前兩年，中國道教協會亦重新編整《道藏》，再印行出版。
陈国符与《道藏源流考》之新修订版
先师陈国符教授和先师王明研究员都是中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特别是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道藏》的名著。他被日本学者称为全世界研究《道藏》的“第一人者”，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
1979年9月3日至9日，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会议。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直至“文革”，在中国大陆一直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他们两位了。
陈国符教授1914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四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其母吴静贞乃江阴名媛，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少年时代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又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的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陈国符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1942年，年仅28岁的陈国符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并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生于1897年，比陈国符年长17岁。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曾随钱昌照等人赴台湾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纸厂。1947年又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陈国符于是辞去南京的职务，回常熟家中与本邑女子孙曼华完婚，并于1948年携妻北上，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在国内首开纤维素化学课程，并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邻相通，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的一些论著多由杨石先推荐出版。“文革”期间，陈国符教授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也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他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阅读《道藏》。《道藏》卷帙浩繁，他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余，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陈国符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就曾广泛阅读有清一代国学大师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国维的学问。据其《简明自传》云：“先父喜购书，家中藏书不少。我自幼喜欢博览诸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至1942年我的知识范围已包括文史、戏曲、金石、营造学等。1942年春，在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始得见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的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又花数年时间反复修改，续加补苴。
1946年陈国符在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经罗常培推荐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
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道藏源流考》，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给陈国符阅览《道藏》提供便利，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亦在学问上和他多有切磋。
《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称陈国符教授是“道教炼丹术与早期化学的阐明者”，“是道教文献与炼丹史的权威”。
在1972年于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指着主席台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与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1985年他去香港参加道教法事音乐研讨会，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你是中国的国宝。”许多与会者说：“没有《道藏源流考》，我们就无法进入道教王国。”
后来陈国符教授又对中国古老神秘的炼丹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黄白经诀》，进行了词意考，并用音韵学考据出经诀的写作年代，发现了一些《本草纲目》中未见记载的中草药和许多无机药物。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续考》中。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关注着他这一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有幸跟随恩师杨石先教授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并结识了其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从此，我对《周易参同契》这本书产生了研究兴趣。1982年春，杨石先教授在天津家中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称赞他是学术界文理兼通的奇才，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还吩咐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六村一号楼三门201室拜见陈国符教授。陈国符教授家中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要求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听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我于1982年3月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教授。
陈国符教授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去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他说，要做他的学生就必须狠下心来通读5485卷全部《道藏》。陈国符教授自幼文理兼修，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烂熟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陈国符教授说：“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去。那时他正修订自己的《道藏源流考》，书上有许多改笔，还有没出版的《道藏源流续考》书稿和论文，都嘱我复印后细细阅读。那是一段十分紧张而又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又到图书馆读书并将重要资料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教授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嘱我帮他查资料整理。
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读到此文后，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后很惊异，特别是知道陈国符教授曾指导我研究《道藏》，就更为赞赏，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1984级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作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教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研究员8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这期间，我和陈国符教授续有交往，特别是1993年我收到陈国符教授寄来的一张贺年卡，邀我到他家谈论学术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是与陈国符教授14天的师生之谊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和学术之路，他确实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恩师。
陈国符教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并送来4麻袋陈国符教授生前留下的资料。我随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几度寒暑，已经完成了上册的整理，原计划于2006年底完工出版《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然而没想到，我在2006年春患了“基底细胞癌”，2009年又患上“特发性震颤”，难以继续工作。我建议台湾学者李显光先生认真学习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门突破学术难关。几年后，李显光先生摸清了陈国符教授写作《道藏源流考》的规律，并具备了考据学的功力，水平已非止一般。这时我所患病基本痊愈。更可喜的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予资助，遂确定和李显光先生共同承担了此书的整理。今年是陈国符教授的百年诞辰，我和李显光先生已将《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整理完毕，中华书局将在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隆重举行此书的首发式。
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我虽仅受教14天，但他指导我写出的那篇《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却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订版早日问世，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国符教授之教泽。值此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以志纪念。
文/胡孚琛
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1934年10月23日－2021年2月18日），又名里克·施舟人（Rik Schipper），中文名施舟人，荷兰汉学家。他于1993年受聘于莱顿大学，担任东方学教授。施舟人曾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后任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道教史研究主任。他曾任法国学院中国高等研究所所长。他还曾在福州大学和漳州学院任教。退休后，他与妻子袁炳玲移居中国福建福州。
早年生活与教育
施舟人于1934年10月23日出生于埃达市耶恩斯科格（Järnskog）。席佩尔在荷兰埃丹附近长大。
他的父亲克拉斯·阿贝·席佩尔（Klaas Abe Schipper）是一位门诺派基督教牧师，母亲约翰娜·席佩尔（Johanna Schipper）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以色列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中心授予这对夫妇“国际义人”称号，以表彰他们在二战期间德占荷兰期间藏匿犹太人的努力。
施舟人曾在台湾学习。他对道教的仪式和仪轨非常感兴趣。这些仪轨的知识只能在家庭内部传承。他被一个友善的家庭收养，因此得以接受道教训练。1968年，他被正式任命为道教正一派的道士。他组织并主编了第一部对明代《道藏》1500部经书进行完整科学研究的著作。
施舟人于1995年成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施舟人还有一名中国博生生，这个人来历不寻常，他叫封从德，现在的中老年人应该还记得。怎么回事？
封从德于1982年入读北京大学，1986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北京大学遥感技术应用研究所（今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研究计算机识别卫星图象专家系统，1988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高级程序员证书，1989年5月获波士顿大学五年博士学位奖学金。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学生游行事件中，封从德是北大三十一个被捕的学生之一。六四事件期间当选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和其主持的广播站，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最后的撤离，避免了更大的伤亡。6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散高自联。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将他列为21名高自联骨干之一，受到全国通缉。
流亡游学
六四事件后，封从德在中国大陆逃亡的十个月中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前往法国避难后转入高等研究应用学院宗教历史系，师从深谙道教和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施舟人教授，1995年获硕士文凭，1996年通过博士候选资格答辩。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家学说，1999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和中医。同时，在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其中收录了一些文字资料、照片、报道和回忆、评论文章、书籍以及音频、影片。[4]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以设计网络数据库为业。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完稿。2011年创办网络“孙文学校”。2013年为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组成员之一。现主编《六四档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网站，并主持天安门民主大学。
2019年6月2日，封从德从日本乘飞机往香港，准备出席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悼念晚会，但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拒绝入境并原机遣返。
2009年余英时教授为其回忆著作《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写序，余先生称赞该书“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2014年8月20日，封从德在《时报周刊》的专访中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明里暗里结构性地推波助澜，“推明星以毁民运”，二十几年屡试不爽，民运组织几无招架之力，王丹即是此类“明星领袖”之一；爱作秀的明星也爱篡改历史，“六四屠城之前，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就比谁都激进和高调；屠城之后，规避责任，就涂改得之前就比谁都温和”，他的著作《六四日记》与本年7月他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即有细述王丹如何在《王丹回忆录》中纂乱史实，王有才、熊焱、刘刚等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亦多有见证；若王丹真有高度的防共意识，王丹应该好好规劝其学生如陈为廷，别在不同场合都穿著共产党领袖马克思、列宁、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更不要一方面号称防止未来的中共渗透、一方面却现在就全文高歌中共党歌《国际歌》。
封从德主张中共如果崩溃，中国大陆应该回归中华民国，他自称很早就研究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法统，他还特意创办网络“孙文学校”。
出版书籍
《天安门之争》1998年出版
《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博士论文，2003年7月3日在巴黎索尔邦（sorbonne）通过答辩。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2009年5月晨钟书局。本书是在19年前列出提纲、18年前写就的《八九民运备忘录》基础上删订注释而成。
历史上道家教即有战斗的一面。成为道教和中医学者让封先生看起来比同龄人神态体态更轻盈洒脱，他肯定是个相当犀利的人。三十六年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中共和平演变了，人们对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一路走来的感受必然不一样了。得失随时间而改变，亘古不变。这次最新的采访，他谈出的分析让人如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