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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某个普通的夜半,杨宪益与戴乃迭先后遭到逮捕,两人同被怀疑是英国间谍,而这一关就是四年。不过两人在狱里的待遇迥异,杨宪益与狱友相处愉快,教他们学歌颂诗,戴乃迭则是被单独囚禁,只有几本阅读材料可读。听说她用旧牙刷把囚室的墙刷得一尘不染。杨宪益还说,她出狱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常常自言自语。
一九六八年四月。
红色风暴继续在中华大地上肆虐。
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一年一度的春天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让喜欢花花草草的戴乃迭兴奋。我没有在这一年的家信里发现对春天的描述。
好在他们最后的慰籍---酒,还没有被剥夺。
四月三十日的晚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家里静静地对酌。第二天就是“五一”了,他们也许可以远离运动的喧嚣,在家里享受一天的宁静。
十点刚过,戴乃迭便去里间的卧室睡觉了。茶几上的泸州大曲还剩下半瓶,杨宪益在一人独酌。
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感到放松,平静,昏昏欲睡,“灰姑娘”的白日梦若隐若现在脑海中闪现……
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杨宪益一怔,难道是午夜的钟声?灰姑娘得赶紧逃跑了。
敲门声继续,不重,但很坚持。
杨宪益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已近深夜。什么人会在半夜时分光临寒舍呢?莫非我真把灰姑娘给梦来了?他思忖着,跻拉着着拖鞋,去打开了门。
哦,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同事,人事处的。杨宪益感到有些失望。眼前的这个身着蓝色中山装的小伙子没少找过他,不是让他揭发这个,就是交代与那个的关系。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杨宪益也没多想就出了家门。
“跟我来。”小伙子轻声说。
杨宪益就跟着走了。跻拉着拖鞋,跟着他下了楼,穿过外文局黑咕隆咚的院子,走进前面的办公楼。
小伙子带他走进三楼一间人事处的办公室。昏暗的房间只有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亮着。杨宪益模模糊糊地看出办公室里有不少人,似乎都穿着绿色军装。其中一人走上前来,煞有介事地问他姓名,年龄,籍贯等等;杨宪益机械地回答着,恍惚中仿佛回到了一九四零年回国的轮船上,正接受日本军官的盘问。
突然,盘问者嗓音提高了八度:“奉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你被逮捕了!” 同时窜上两个军人,把他的两只胳膊一并,铐上了手铐。杨宪益顿时酒醒了,感到有些荒唐。
一左一右扳着他肩膀的两个军人显得有些紧张,好像杨宪益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一个膀大腰圆,随时会奋起反抗的壮汉。其实毫不奇怪,执行任务前,战士们一定得到了有关方面对杨宪益妖魔化的描述。把“敌人”妖魔化是那个时代所推行的仇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夜之间,杨宪益与戴乃迭接连入狱
他跻拉着不合脚的拖鞋,踢里踏拉地从三楼走下来。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本该换上一双好走路的鞋。
一辆军用吉普车在楼前等着。士兵们把他推上车,一左一右地坐在他身边,并按着他的脑袋,不许他抬头。不一会儿,车里就射进了红红绿绿的灯光,埋着头的杨宪益猜想他们一定正经过繁华的西城。啊哈!杨宪益突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我的“灰姑娘”梦啊!“仙女娘娘”竟是给我派来这样一辆车。想着想着,他们的车就到了一扇大铁门前。似乎早有约定,大门自动打开了,吉普车径直开进大院,探照灯光柱在院里穿插交错。杨宪益想起灰姑娘去参加舞会的宫殿,灯火辉煌;原来这就是杨宪益版的“灰姑娘”梦的宫殿啊!也同样灯火通明。“宫殿”宏大,正是俗称“王八楼”的半步桥监狱。没想到“灰姑娘”的白日梦竟把自己送进这样一座“宫殿”,杨宪益不免感到造化弄人。
车停下后,杨宪益被带进一间门房一样的办公室,在那里把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放进一个大信封;鞋带,皮带等东西统统被没收。然后又被两个武装的士兵押解到另一栋楼。他继续跻拉着鞋,现在没有了皮带,还得两手提着裤子,感觉行走更不方便了。好在手铐已在“门房”被解除,两手负担减轻。
走进一个大开间,似乎两边都一个挨着一个地躺满了人。开门的狱警对着左边的大通铺喊了一声:“挪一下!都挪一下!”人体一个个蠕动了几下,通铺上闪出一条一尺左右的空当,便是杨宪益的铺位了。
时间已是下半夜了,已经折腾了半宿,又喝了不少酒的杨宪益早已困乏难耐,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一醒来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和混杂着汗酸,脚臭的气味,杨宪益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揉揉眼睛,望见地当中一个铁皮桶,正是尿骚味的来源,才想起夜里在那里解过手。
这时几个好奇的狱友已经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年纪大的问道:“你昨晚准是喝多了在街上闹事了吧?”杨宪益说自己是在家里喝的酒。
老狱友又问:“那你喝的什么酒啊?好香啊!”说着还咽了一下口水,似乎空气中仍然飘着酒香。“好久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你那酒一定很贵吧?多少钱一两啊?”杨宪益说自己的酒都是整瓶买的,从来不知一两多少钱。
老狱友顿时两眼放光,对这位新来的犯人充满了敬意。“那一瓶你都喝完了?”杨宪益说没有,还剩小半瓶。
”哦,不知你瓶盖盖好没有?等他们放你回去那酒还在不在?” 老狱友自说自话,对那小半瓶酒的命运充满关切,似乎胜过对自己命运的关切。
这场对话让杨宪益清晰地想起了前一晚发生的一切。他不免为当时已经熟睡的戴乃迭和两个女儿担心起来。不知她们早上醒来如何面对夜里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杨宪益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戴乃迭现在也和他一样锒铛入狱,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就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又有一男一女两个员警到了家里,叫醒了睡梦中的戴乃迭,给她铐上了手铐。
“你们为什么抓我?” 戴乃迭问道。
“你自己心里明白。” 女员警说。
“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戴乃迭马上想到了江青早些时候的一段讲话,她声称好多到中国来工作的外国友人实际上是间谍。江青讲话后不久,就有戴乃迭认识的外国专家或被捕或被软禁。但那些专家也是参加过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像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
他们命令戴乃迭带上洗漱用具,换洗衣服,然后被押上另一辆吉普车,驶向同一座监狱。
在半步桥,戴乃迭遭受到更特殊的“待遇”---她被单独监禁,还被全裸搜身,似乎她是一个老奸巨猾,隐藏极深的特务。
曾被国民党冠以英国共产党头衔的戴乃迭现又被共产党戴上英国间谍的帽子;一个为了爱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国女性,就这样始终被政治纠缠不放。
戴乃迭被带走后,他们的家里又来了一拨人,把两个女儿叫醒,向她们宣布父母已经被捕,然后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命令她们俩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进最小的一间房子,其他房间贴上了封条。
一夜之间,父母双双入狱,家被查封,这对两个女儿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时大女儿杨荧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学校的造反,派仗,武斗,很不安全,她搬回家里;小女儿杨炽尚在读高中,中学也是文革初期火药味十足的战场。因为家庭出身,姐妹俩都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尽可能远离“战火”,但“战火”还是烧到了家门。对父母的被捕虽然感到惊恐,但在那个年月,批斗,抄家,武斗,自杀,关牛棚,进监狱,各种暴力事件早已是司空见惯。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著名翻译家傅雷与妻子双双自缢(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著名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自缢身亡(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从此开启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文化名人不甘屈辱的自杀风潮。
人们在经历了疯狂的红八月和随后肆虐不止的红色风暴之后,宛如被注射了防疫针,灾难面前已经没有惊愕,只有默默忍受。
杨宪益苦思冥想也不明白自己犯了罪
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一日开始,杨宪益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规律,最节制的生活。七点起床,八点盥洗,由狱警押队,轮流解大手和洗澡,解手不可超过十分钟,洗漱不可超过十五分钟,十点第一餐,然后学习,午睡,下午再学习,四点第二餐,八点睡觉,不熄灯。餐食一般是两个窝头和一碗或漂着两片菜叶,或漂着两片萝卜,清汤寡水的菜汤;节假日时,菜汤里会出现一两片肉,不足十分钟的如厕时间,对于便秘的人相当困难,杨宪益常听到有些人痛苦地嚎叫,十五分钟的盥洗时间他充分利用,每天可以轮流洗洗手绢,袜子,内裤等等。政治学习他被选为小组长,因为他不仅可以流利地为大家朗读红宝书,《人民日报》社论等等,有些文章,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他几乎都倒背如流。
大约过了一两周,狱方提审了杨宪益,提审是在下半夜,看守把杨宪益叫醒,押着他穿过院子,身后跟着两个武装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杨宪益跻拉着拖鞋,双手提着裤子,想象着他们四个人穿过探照灯四下扫荡的院子里的画面,觉得很好笑。难道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危险人物吗?
他被带进一间办公室,煞白的荧光灯很是晃眼。他被按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对面的台子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审讯员,他们身后的墙上是醒目的黑体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杨宪益,”年轻的一个先开口,“你要彻底坦白,严肃交代你的一切罪行!”说着,还伸出拇指戳向身后的墙,“我们的政策你是明白的。”
杨宪益说:“我愿意坦白一切罪行,只要我知道都我都愿意交代。可是我真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狡辩!” 审讯员啪的拍了一下面前的桌子,站了起来,虎视眈眈对瞪着杨宪益。
他身边年长的审讯员拉了拉他的衣袖,让他坐下,自己清了一下嗓子:“杨先生,我们最近处理了两个案子,”他不紧不慢的说,“一个罪犯的案情比你还严重,但他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了一切罪行,结果呢---”他把“呢”拉得很长,“他被释放了,又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他又清了一下嗓子,“另
一个恰恰相反,罪犯就是不肯坦白交代,拒不认罪,结果呢---”这回“呢”拉得更长,“前几天刚刚开了公审大会,他被判了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枪毙了!”
说完,他不无得意地望了一眼他的年轻同事,后者补充了一句:“何去何从,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他们把一摞稿纸甩到杨宪益怀里,结束了第一场审讯。
杨宪益跻拉着拖鞋,两手提着裤子,胳膊弯里夹着稿纸,被端着枪,刺刀上膛的士兵押着回到监号。
自入狱以来他一直睡的很好,可这次却久久不能再入睡了,他苦思冥想也不知道该坦白交代什么。
又经历了两次半夜提审,审讯员一次比一次更凶,总拿某某某被公审,判死刑说事。杨宪益也为自己写不出交代材料心焦。“再过几天又要开公审大会,你也想走这条路吗?”最后一次提审时审讯员的警告和眼里射出的凶光也确实让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再一次搜肠刮肚,回忆自一九四零年回国后的日子。朋友,同事,诗友会的聚会,北碚的郊游……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在他脑海交替出现,他忽然灵机一动,为何不“交代”一下这些人呢?
于是,第二天他就开始了“狱中写作”---从校长罗家伦到中文系主任尹石公;从同事 梁实秋到胖诗人卢前;还有他在外文局的同事,还包括一些亲戚,如罗沛霖,赵瑞蕻等等,他给每个人写了一个小传,并交代了自己与他们相识的前因后果。
一摞稿纸很快就用完了,狱警又送来了新的稿纸。
“写作”期间没有再提审,令杨宪益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很享受这一过程。这一“坦白交代”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还能让他在枯燥单调的铁窗生活中动动笔,用用脑。最后他竟“交代”了将近二百人,常常一人就写了整整一页甚至更多。
交代材料上交几天之后杨宪益又被提审,不过这次提审已不再是深夜。
“这是很好的开端,”审讯员说,“不过你并没有坦白一切。”
知道他话里有话,但不解个中含义,杨宪益有些不知所措。
审讯员翻开桌上厚厚的交代材料,拿出其中几页在杨宪益眼前晃了晃,“这些人你还交代得不够。” 杨宪益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蒲乐道(John Blofeld 1913--1987)和伊文思(Adrian Conway Evans 1905--1952),两人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结交的英国朋友,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罪行”是和这些人有关的,他显然被怀疑成英国间谍了。
杨宪益的交代材料里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陪都重庆和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他和戴乃迭结交了很多英,美,澳等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记者,学者等等,其中不乏名人,如李约瑟,路易艾黎等。于是,杨宪益又得到了厚厚一摞稿纸,回监号继续“写作”。
蒲乐道是文官,伊文思是武官。像他们当年结交的许多朋友一样,这两人都是性格多彩多姿的角儿。
蒲乐道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就常来中国,寻僧访道习禅,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在重庆期间他是负责中英文化交流的官员。据说他很喜欢老舍的作品,曾经把《猫城记》译成英文,可惜没有找到出版社。
伊文思是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他生性好玩,喜欢冒险,是个无忧无虑的单身汉,所以和同样好玩的杨宪益,戴乃迭很是合得来。伊文思有一辆德国大众旅行车,常在周末载上杨戴出去郊游,在重庆和南京都游玩了不少地方。在杨宪益看来,伊文思是个天真的大男孩,是个很不称职的情报人员,常常为写不出每月的工作报告发愁。在与他的交往中,倒是有心的杨宪益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国民党军队布防及动向的情报,再通过地下党转给了共产党,这些情报无疑对“百万雄师过大江”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杨宪益却被怀疑为英国间谍。
听说蒲乐道晚年隐居泰国,还常常去印度等地学佛修禅。
伊文思的结局也很切合他的性格,一九四九年后他到台湾任外交官,一九五二年在一次郊游中意外溺水。
杨宪益的外国朋友不仅众多,而且个个五彩缤纷,书写起来不乏素材。
在狱中杨宪益备受尊敬,戴乃迭却无人可对话
杨宪益洋洋洒洒的交代材料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那就是人不少狱友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下子与杨宪益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化人朝夕相处,令他们眼界一新。很多人真诚地拜杨宪益为师。于是,除了政治学习为大家念社论,念红宝书,杨宪益还给他们讲三国故事,讲《水浒传》,教他们背唐诗,甚至还教他们唱英文歌曲。
他们压低了声音,认真地学唱《友谊地久天长》,《请用你的秋波为我祝酒》,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低吟白居易的《长恨歌》,回味一位古代皇帝的悲剧爱情。这些习惯动粗口,挥拳头地“小流氓”们,被这些从未领略过的歌曲,诗歌触动了内心的柔软。“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他们认真地学,悄悄地背。
狱友中有一个曾经的帮伙头目,在狱中仍以老大自居,眼见杨宪益成了大家的中心,不免心生嫉妒,他向狱警打小报告,状告杨宪益教大家背诵《长恨歌》---“他们恨什么?他们能恨什么?他们恨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们关到监狱。”
也许狱警对于犯人们现在都老老实实地学歌诵诗,不给看守人员惹麻烦,他们求之不得。所以也只是在遇到犯人们集体出声时装模作样地呵斥他们一下。倒是打小报告的人不受大家待见,倍加孤立。
狱友中有一个年轻人学习起来格外认真,看得出他很珍惜跟杨宪益相处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大通铺的木板缝隙中用指甲剔下一个一寸多长的小条,又用指甲把它修成一根木针。他从自己草绿色仿军装的外衣袖口上小心翼翼地拆下了一些线条,然后他向杨宪益借用他的手绢。
后来,杨宪益惊奇地发现年轻的狱友在他的手绢上绣花!大约两三个月后,淫威“针”是监狱严格禁止的物品,“绣花”完全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杨宪益收到了被“借”走的手绢,白色手绢的一角,绣着一棵绿油油的松树。
我禁不住会想象当时的场景:杨宪益的感动,年轻狱友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封闭沉闷的囚室里该是多么灿烂地放射着人性的光辉啊!一根木针,一团旧衣袖口拆下的线,几个月的小心翼翼飞针走线,一棵用心,用爱,用感恩绣出的也许是很显粗糙的松树,凝聚着多少最纯真的情意!
有需要出狱后,经历了一场“洗心革面”的大扫除,所有从狱中带回家的衣物都被阿姨烧掉了;等他想起那条绣着松树的手帕,为时已晚,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是那棵松树所凝聚的人性之美在他心里永远光芒四射。
物质的毁灭不可避免,但精神的财富是永恒的。
杨宪益狱中还有一件事令他津津乐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杨宪益发现好多部队将领的名字从《人民日报》上消失了,比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一九七一年的国庆日,钦定的二号人物,“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也没有出现;杨宪益断定林彪一定出事了。杨宪益本就对近年来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很是反感,于是他打开自己的小红书,把林彪的“前言”及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给撕掉了。
几天之后,狱警来监号让大家把小红书都交上来,他一本本翻开,然后统一放在一边。当翻开杨宪益的小红书时,狱警先是一愣,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杨宪益,对方微微一笑,狱警把小红书又翻了一遍,就把它还给了杨宪益。其他人的小红书全部都收走了。
狱友们很惊奇,纷纷围着杨宪益问为什么。杨宪益说我的和你们的不一样,还打开自己缺了前页的小红书给大家看;大家面面相觑,一脸茫然。杨宪益则眼睛眨着狡黠,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果然,又过了一段日子,新来了一个狱友,告诉他们林彪集团叛逃,坠机温都尔汗。
于是,狱友们纷纷称赞杨宪益能掐会算,堪比诸葛亮,而诸葛亮的故事,他们正是从杨宪益嘴里听到的。杨宪益也很为自己的政治嗅觉感到骄傲。直到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苍苍白发下的面孔还会浮现出一丝孩童般的得意。
戴乃迭的狱中生活则单调得很。
四年单独囚禁。
开始她的阅读材料只有《人民日报》和毛主席的小红书;后来在她的抗议下,她得到一本英文的《资本论》,这成为她四年中反复读过的唯一一本书。
听说她用旧牙刷把囚室的墙刷的一尘不染。
画家郁风曾经回忆在半步桥监狱时,每每在送饭时会听到不远的另一个监号有人说“谢谢”,郁风想这个犯人一定是个外国人。多年之后郁风和戴乃迭成为朋友,发现他们曾经在同一时间被监禁在同一甬道,原来那个每天接过窝头还要说声“谢谢”的正是戴乃迭。
戴乃迭在回忆狱中最痛苦的经历是她曾经下放劳动的大队派代表到狱中查看她是否真的被捕,因为社员们不相信“戴大姐”是敌人,当这位代表亲眼见到了狱中的戴乃迭,他那瞬间被愤怒与仇恨扭曲的面孔令戴乃迭久久无法遗忘。
戴乃迭说自己很盼望提审,因为那样就可以有人对话。
杨宪益说戴乃迭出狱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常常自言自语。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 第七章 锒铛入狱
约翰·伊顿·卡尔索普·布洛菲尔德(蒲乐道 John Eaton Calthorpe Blofeld,1913年4月2日-1987年6月7日)是一位研究亚洲思想和宗教,特别是道教和中国佛教的英国作家。
早期生活
布洛菲尔德 1913 年出生于伦敦。年轻时,他偶然遇见一尊释迦牟尼小像,不知道那是什么,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于是每天晚上私下给它献花、顶礼。 这样的经历让布洛菲尔德相信了轮回,并且他的前世在中国是一名佛教徒。 他曾在剑桥大学黑利伯里学院和唐宁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习自然科学,但没有完成学位。 相反,他在第二年离开去中国旅行。1932年至1935年间,他居住在香港,在九龙民生书院教英语并学习粤语。 然后在 1935 年夏天,他移居中国,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获得了一个教职,教学日程允许他每周在北京度过三个晚上。 1937年夏天,由于家庭原因,他回到了英国,所以当日本占领中国北方时,他并不在场。
战争年代及之后
1937年9月返回香港,直到1949年为止,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和游历中国,拜访寺庙和所有圣山,并与蒙古喇嘛、禅师、道教圣贤等人交谈。 他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游历了亚洲(西藏、蒙古、中国、印度和缅甸),拜访了那些宗教信徒居住的地方。 他与道教隐士交谈,在寺院中消磨时光,体验了这一时期中国精神文化的活跃。 布洛菲尔德成为徐云的学生,但实际上是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寺院接受徐云学生的禅修训练。 他也接受了金刚乘的教法。
1937年起,他游历华南及东南亚,访问桂林、河内、昆明(在华亭寺禅修十个月),最后返回香港继续修行。 任教于民生书院。 但在那里几个月后,他于 1939 年返回英国,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日语、韩语和马来西亚语。 他的学术研究再次被打断,这次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学习一年后,他应征入伍参加反情报工作(否则他就被征召入伍,无法选择参军),并很快凭借其精通的军事能力,被提升并派往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 中文。
战争结束后,布洛菲尔德回到英国,并在六个月内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1946年,他飞往河北。 他获得中国政府资助研究唐代佛教,并在师范大学教授英语。
看到共产党接管迫在眉睫,布洛菲尔德带着怀孕的妻子逃离了北京。 随后,他在香港(1949-1951)和曼谷朱拉隆功大学(1951-1961)教授英语。 这些年来,他还前往大吉岭,向包括敦珠仁波切和多智钦仁波切在内的宁玛派上师学习。
布洛菲尔德曾在联合国(ECAFE,后来的 ESCAP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工作(1961-1974),然后退休。 晚年,他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广泛的巡回讲学(1978-1980),随后学习了中国作曲和文学。
他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圣人和神秘主义者的研究和收集的经验特别有趣,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进入这个领域,其目的是消灭与旧的封建中国身份的所有联系。
他自己对所遇到的实践和信仰的看法总是充满了对这种活生生的灵性的钦佩。 在他的旅行和学习之初,他对当地语言不太熟悉,并对这些宗教的萨满教成分持怀疑态度。 但随着他的研究深入到亚洲思想的复杂象征意义,他发展了更广阔的视野,并成为一个深刻的精神人。 布洛菲尔德指导红松的翻译工作。 根据红松的说法,布洛菲尔德“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佛教徒,每天晚上练习几个小时,并且热爱他所做的事情。我认为他从未停止过学习。”
个人生活
34岁时,布洛菲尔德与张美芳结婚,他写道:“她有一半满族和一半中国人的血统……她是一个品格优秀、聪明能干的女人,但她却非常好辩!这表明了 古语‘天罚有罪’,并不是一句空口号。”
他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明德(Ming Deh),于布洛菲尔德逃离共产党占领北京的那年出生于香港。 一年后,他的女儿Shueh Chan(“雪美人”)出生。
他于泰国曼谷因癌症去世,享年 74 岁。 他的骨灰安放在他于 1951 年帮助建造的中国观音庙中。
早期生活
布洛菲尔德 1913 年出生于伦敦。年轻时,他偶然遇见一尊释迦牟尼小像,不知道那是什么,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于是每天晚上私下给它献花、顶礼。 这样的经历让布洛菲尔德相信了轮回,并且他的前世在中国是一名佛教徒。 他曾在剑桥大学黑利伯里学院和唐宁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习自然科学,但没有完成学位。 相反,他在第二年离开去中国旅行。1932年至1935年间,他居住在香港,在九龙民生书院教英语并学习粤语。 然后在 1935 年夏天,他移居中国,在天津的河北工业学院获得了一个教职,教学日程允许他每周在北京度过三个晚上。 1937年夏天,由于家庭原因,他回到了英国,所以当日本占领中国北方时,他并不在场。
战争年代及之后
1937年9月返回香港,直到1949年为止,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和游历中国,拜访寺庙和所有圣山,并与蒙古喇嘛、禅师、道教圣贤等人交谈。 他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并游历了亚洲(西藏、蒙古、中国、印度和缅甸),拜访了那些宗教信徒居住的地方。 他与道教隐士交谈,在寺院中消磨时光,体验了这一时期中国精神文化的活跃。 布洛菲尔德成为徐云的学生,但实际上是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寺院接受徐云学生的禅修训练。 他也接受了金刚乘的教法。
1937年起,他游历华南及东南亚,访问桂林、河内、昆明(在华亭寺禅修十个月),最后返回香港继续修行。 任教于民生书院。 但在那里几个月后,他于 1939 年返回英国,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日语、韩语和马来西亚语。 他的学术研究再次被打断,这次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学习一年后,他应征入伍参加反情报工作(否则他就被征召入伍,无法选择参军),并很快凭借其精通的军事能力,被提升并派往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 中文。
战争结束后,布洛菲尔德回到英国,并在六个月内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1946年,他飞往河北。 他获得中国政府资助研究唐代佛教,并在师范大学教授英语。
看到共产党接管迫在眉睫,布洛菲尔德带着怀孕的妻子逃离了北京。 随后,他在香港(1949-1951)和曼谷朱拉隆功大学(1951-1961)教授英语。 这些年来,他还前往大吉岭,向包括敦珠仁波切和多智钦仁波切在内的宁玛派上师学习。
布洛菲尔德曾在联合国(ECAFE,后来的 ESCAP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工作(1961-1974),然后退休。 晚年,他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广泛的巡回讲学(1978-1980),随后学习了中国作曲和文学。
他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圣人和神秘主义者的研究和收集的经验特别有趣,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进入这个领域,其目的是消灭与旧的封建中国身份的所有联系。
他自己对所遇到的实践和信仰的看法总是充满了对这种活生生的灵性的钦佩。 在他的旅行和学习之初,他对当地语言不太熟悉,并对这些宗教的萨满教成分持怀疑态度。 但随着他的研究深入到亚洲思想的复杂象征意义,他发展了更广阔的视野,并成为一个深刻的精神人。 布洛菲尔德指导红松的翻译工作。 根据红松的说法,布洛菲尔德“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佛教徒,每天晚上练习几个小时,并且热爱他所做的事情。我认为他从未停止过学习。”
个人生活
34岁时,布洛菲尔德与张美芳结婚,他写道:“她有一半满族和一半中国人的血统……她是一个品格优秀、聪明能干的女人,但她却非常好辩!这表明了 古语‘天罚有罪’,并不是一句空口号。”
他的第一个孩子名叫明德(Ming Deh),于布洛菲尔德逃离共产党占领北京的那年出生于香港。 一年后,他的女儿Shueh Chan(“雪美人”)出生。
他于泰国曼谷因癌症去世,享年 74 岁。 他的骨灰安放在他于 1951 年帮助建造的中国观音庙中。
部分著作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 - 1978
黄埔普心论 - 1947年,笔名朱禅
《顿悟之道》,唐代惠海所著的中国佛教禅宗著作 [ar] - 1948 年
泰国北部的一些山地部落 - 东方评论和文学文摘中的专着,卷。 3,第 1 期,1957 年 1 月。 - 摘自《暹罗协会杂志》
黄颇禅宗:论心传 - 1959
流光溢彩之城:老北京异域风情的坦率记述 - 1961
慧海禅法 - 1962
易经,易经 - 1968
权力之道。 西藏密宗神秘主义指南 - 1970
西藏密宗神秘主义:密宗冥想的理论、目的和技术实用指南 - 1970
秘密与崇高:道家的神秘与魔法 - 1973
阿底峡:著名佛教圣人的传记 - 1974 年,由图登格桑仁波切和恩戈珠巴觉与约翰·布洛菲尔德翻译。
慈悲菩萨:观音的神秘传统 - 1977
莲中宝珠:当今中国佛教概述 - 1977
咒语:神圣的力量之言 - 1977
生命之轮:一位西方佛教徒的自传,ISBN 0-87773-034-2,1978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 - 1978
智慧之门:道教和佛教冥想治疗瑜伽 - 1979 年 -1980 年
中国茶艺 - 1985
我的神秘中国之旅:老浦的旅行日记 - 2008(中文原版于1990年出版)
黄埔普心论 - 1947年,笔名朱禅
《顿悟之道》,唐代惠海所著的中国佛教禅宗著作 [ar] - 1948 年
泰国北部的一些山地部落 - 东方评论和文学文摘中的专着,卷。 3,第 1 期,1957 年 1 月。 - 摘自《暹罗协会杂志》
黄颇禅宗:论心传 - 1959
流光溢彩之城:老北京异域风情的坦率记述 - 1961
慧海禅法 - 1962
易经,易经 - 1968
权力之道。 西藏密宗神秘主义指南 - 1970
西藏密宗神秘主义:密宗冥想的理论、目的和技术实用指南 - 1970
秘密与崇高:道家的神秘与魔法 - 1973
阿底峡:著名佛教圣人的传记 - 1974 年,由图登格桑仁波切和恩戈珠巴觉与约翰·布洛菲尔德翻译。
慈悲菩萨:观音的神秘传统 - 1977
莲中宝珠:当今中国佛教概述 - 1977
咒语:神圣的力量之言 - 1977
生命之轮:一位西方佛教徒的自传,ISBN 0-87773-034-2,1978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 - 1978
智慧之门:道教和佛教冥想治疗瑜伽 - 1979 年 -1980 年
中国茶艺 - 1985
我的神秘中国之旅:老浦的旅行日记 - 2008(中文原版于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