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十二章 晴朗的天空

第12章．晴朗的天空

1978年10月，公布了承认反右扩大化的58号文件，为那些正在挖煤，铲地，放牛的右派平反，摘帽，让活着的回到原单位落实政策，我的弟弟看到文件立刻通知我，赶快写明现状，由他送到钢铁学院。1979年三月，我收到学校发出的第100号右派改正通知书。落实办的人告诉我弟弟，请你哥哥提出反革命案件的上诉，由学校转给法院，可以快一点有结果。

申诉很快写好，理由是不堪忍受右派的处境，想到国外找平静的生活，7月，裁定书寄到学校，法院承认是错判。按照一般情况，18年的冤狱得到平反，一定非常兴奋，可是我拿着这张纸一点也不激动，因为，早在三年前就想到，我一定在另一个特定条件下离开监狱，这个条件现在来到了。随着右派的改正，冤假错案平反的浪潮推动中国往前走，一个国家制造了几百万个冤假错案，然后再进行平反，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谢绝了校长的挽留，算清了帐目（按规定发给一笔路费），把衣物分赠友人，轻身回到北京。

1979年夏天的北京街道和我19年前离开时没有两样，但是一个新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中央各部委的前面都是大片的用塑料布，纸壳，木棍搭建的窝棚，这种窝棚很低，只能爬进爬出，窝棚外就是做饭的火堆，有人坐在旁边写材料，原来全是落实政策的人，不用说，我也将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首先到学校，落实办的女主任说话很干脆：我们需要人，但是不需要你。原来中央58号文件规定，原单位需要的，可以在原单位落实，原单位不需要的，在原地落实。落实办的男主任说：我们决定送你回去。中国的官吏之所以有这么多干坏事的，除了没有严格的铨叙制度外，给他们的权力太大， 又没有监督制度，58号文件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弊病，他们不但不赔偿蒙受冤狱人员的损失，还可以任意决定他们的命运。因为给了他们这个权力。

在永定门外的国务院接待站旁边的护城河两岸，大批的各种颜色，不同形状的窝棚看不到头，从熟练地做饭的样子，他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幸好我的弟弟把原来给我父亲住的厨房再度腾出来让我住，还给我买了简单的衣服，使我不致拣塑料布。

在冶金部信访站，得到的回答是：你的问题应该由钢院解决，在教育部门口得到的回答是：学生的问题我们不管，到北京市委信访站，窗口很高，而且很小，女工作人员低头看我一眼；你从拿里来回哪里去，小窗立刻关上了， 在三里河的科技干部局，接待我的人说，原单位如果不需要，只要有某单位愿意接收，可以在北京落实政策，但他们无权让钢铁学院给我落实政策。在光明日报，接待我的人员最客气，他要我把情况写好一式四份，他们可以分别转送胡耀邦书记办公室，北京市人大，钢铁学院和留档一份。没有想到的是，给胡总书记办公室的一份加了批示给了钢铁学院落实办，批示照抄58号文件的原话：如原单位需要，即落实，如不需要，即在原地落实。落实办的男主任马上对担任落实办公室副主任的我的同班同学表示：张X能写，我能送他回黑龙江。我的同学给我透漏的情况是，落实办已决定派人到黑龙江或安徽给我落实，但是，我可以以专业不对口为理由拒绝签字，这样可以继续等待落实。

打听到在北京枣林前街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地方可以接受申诉材料，那是一个胡同的角落，不少人拿着写好的材料在等候，也有人蹲在地上写。到了大约中午时分，来了一辆吉普车，下来一个人，把大家手里的材料收走，马上开车走了，不说一句话。我问旁边的人，刚才来的是什么人，那人说：邓办的（邓小平办公室）。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无数（永定门外护城河两岸望不到头的小窝棚是数不清的）蒙受冤屈的人只能在寒风中等候送上申诉材料（这时已到11月了），他们没有律师，也没有法院受理。在中国古代的衙门还有大鼓可以击鼓鸣冤，解放后却无处伸冤了。

我的同班同学在北京的有14人，他们告诉我千万不要离开北京，但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他们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为国家工作了19年，但无一例外地全家住一间筒子楼，在走廊做饭，拿62元工资（当时一件的确良衬衫是14元，尼龙袜子每双3元）。处在这种状态下，只能表示同情而已。事实上，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年和我非常好的那位女同学毕业后分配在钢铁研究总院工作，19年过去了，这个在五年学习中门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学生仍然是助理工程师。我们在钢研院外面的一家小饭馆会面，她说：你当年告诉我的那些话都对了，我的中右的帽子永远也摘不了（中右是比右派轻一点的帽子，不公开宣布，算是控制使用）。她全家在上世纪80年代迁居美国。

在平反高潮中，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在正义路设立了一个类似法律顾问处的机构，但不挂牌，也不收费。大批上访者也到这里递交状子，其过程是先填写表格，写明要求解答的问题，然后在大厅等候叫号，很象医院看病。等到我进入小房间时，桌子后面坐着的律师居然是17年前（1962年）在北京市看守所坐在我旁边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潘世照，当时他带着一支牙膏，饿的厉害时就挤出一点舔舔。他见了我没有要打招呼的样子，我也按上访者的口气向他说明法院已给我平了反，但钢铁学院要把我赶回东北，其实，已有三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但钢铁学院硬是扣住我的户口。潘律师看了我一眼，然后轻声说：坚持下去，必有好的结果，其口气真像庙里的方丈。

说实在的，当时人们对右派很有好感，认为他们因说了真话而遭罪，再者，十年文革造成了中国所有领域的断层，当百废俱兴时代（1979年，改革开放 ）来到时，人才就非常缺乏了，所以，右派大学生找工作比较容易，我的弟弟为我联系了三个单位（北京市二轻局情报所，北京建材研究所，首都汽车公司），都表示愿意接收，但是需要有回京指标。在中国，这个户口政策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前途，一方面是需要人才，但是，户口被别人掌握着，永定门外大片窝棚里的人大概有不少就是为了户口在挣扎，所幸我的弟弟给了我睡觉的地方，使我不致流落街头。

我的户口被钢铁学院落实办公室卡住了，二轻局情报所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想要你，但是没有户口不行，建材研究所派人到我的母校要我的户口，得到的回答是：这个人我们准备送回东北，首都汽车公司的总工程师则以私人名义将我推荐给他的朋友，北京冶金机电学院的党委书记，认为冶金院校也许能疏通钢铁学院。在这位书记的家里，他仔细地听我说完了半年来上访的经历，用毛笔写了一个便条：刘遇仁同志，请给张X同志安排一个工作。并告诉我，到人事处找刘处长。

这位刘处长看完书记的条子，第一句话是：你和书记是什么关系？我说没有关系。然后他带我到附近的北京钢铁学院二分院人事处，简单说明我的情况，对方很干脆地回绝了：你在里面这么多年，如果工作还需要培训。这位刘处长感到为难了，他其实也是不想要我的，但又有书记的条子，不能推出门。于是，便有了第二个问题：你能教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的专业是金相热处理，他说：我们不需要，我问：你们需要什么专业的教师？回答是；物理和英语。我说：我懂英语。这句话刚说完，他就拿起话筒：英语教研室，有人要来，你们看行不行。

九年前宋光汉的预言（我在45岁那年的命运有大转折）也许真的在此刻成为现实了，后来我知道了，他们正为没有能教授科技英语的教师发愁，因为这门课必须是由科技出身又懂英语的人来担任，教授如何阅读和英汉对译科技文献，其关键是如何应用专业术语，这是普通英语无法完成的。

在英语教研室，一位老教师已做好考试的准备，其实就是一页在当时相当新鲜的计算机论文，条件是不用词典，马上翻译。半小时后，叫我停笔，把原文念一遍，这时，只听角落里喀哒一声，原来还有另一人开动了很大的园盘录音机，大约五分钟后，再次叫停，让我两天以后来听通知。两天后，得到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接收你，你的事已转到统战部。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这类人的确是入了另册，前途不由人事部门掌握。统战部长倒是比较客气，他的话是：我们到钢铁学院取你的户口，再次叫我等候。

半个月后，仍然没有消息，时光已到1979年12月末，天气已很冷了。我的弟弟给我预备了过冬的衣物。这个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系毕业并且工作了15年的工程师月薪为66元，相当于一级工工资的两倍（当时，一级工32元，二级工38.6元，三级工45.2元，四级工56元，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臭老九在中国的处境）。为了负担也是大学毕业又身体健康的哥哥的生活，他和没有怨言的妻子为我双双勒紧了裤带。我不能让这第四条活路也被钢铁学院卡断，再次找到冶金机电学院统战部部长，回答是：我们拿不到你的户口，所以，来我们学校的机会十分渺茫。这位大学统战部名叫边荣谦的部长的话彻底说清了中国的户口制度是怎样折腾人的。

人在现实中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时自然把希望交给冥冥中那个救世主，此时我想到17年前和我一同在北京市看守所等待判决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现在的潘世照律师对我说的话：坚持下去必有好的结果和宋光汉在1970年根据手相所预言的我的命运将在45岁那年有大变化。1979年9月我45岁。

这个命运的大转变的确来到了，而这个救世主却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当年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在1956年曾断言：张X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在1958年按照中央下达的5%右派指标把我筛选出来，带上右派帽子，21年后，当我在北京上访无门，困难到极点时给了我100斤全国粮票。此刻，他从钢铁学院被调到冶金部担任人事司干部一处处长，专门负责院所的工作。这位同学的爱人告诉我，上调的任命书下来当天的晚上，坚持把我送回东北，并且把车票都买好了的钢铁学院落实办主任到了这个同学家里，向新领导表示要给我落实政策。我的同学说：他早就该落实政策了，他的户口指标早就给钢铁学院了。这个如今成了下级的落实办主任说，户口指标没有了（民政部发给右派连同受株连的家属的回城指标为20万个，我的这个指标不知给了何人，所以，干部的腐败远不是当今才有）。我的同学当时表示：我批一个给他（从冶金部当年的进京指标中拿出一个）。于是，我的床边就出现了一个没有落款的小纸条：张磐，你明天到冶金机电学院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