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九章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

第9章．在被开垦的处女地

我们是坐专列出发的，每人除了简单的衣物，还有4斤大饼。大轿车直接开到月台上，按规定的编号进入车厢。场面非常壮观，每节车厢顶上有机枪一挺，列车两旁是列队的持枪士兵，枪口对着车厢，列车倒没有特别之处，就是窗户被钉死了。等各处的车辆全部到齐，全部犯人进入车厢后，车头的军号发出信号，所有士兵立即登车，关闭车门，列车往北启动。

第二天，列车到达吉林省白城子，当地兵站在站台预备了大桶的开水，停车后由士兵将水桶抬上车。列车到达黑龙江齐齐哈尔郊区，换卡车向北继续前进，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不到村庄。最后，看到大片的灰色平房，门口有牌子，是北京市公安局音河分局，这就是我们的劳改场。

音河农场在黑龙江省最西部，靠近内蒙古，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厂有犯人1000人左右。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武装警察，看押劳改场犯人的就是解放军，每个分场用兵一个连，全场需兵力一个营。

这个农场是在荒原中完全新建起来的，这里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人烟，监舍只能采用大块的水泥预制板作房顶，空心砖做墙，内外没有任何修饰，在阳光照射下，一片灰白色，倒也不难看，只是入冬后非常寒冷，尤其是直接睡在割掉草的地面上，以下就是1.8米的永久冻土层。

按照计划，音河农场要开垦120万亩，一直到齐齐哈尔郊区，但当年只开垦了八万亩，我们的工作就是修农田道路，把土堆到路面，两旁就成了排水沟。这里的草原从来没有开垦过，青草年复一年生长，草根把地下结成了厚达40厘米的类似丝瓜瓤子一样的结构，重型五铧犁可以把土翻过来，但是圆盘耙却切不碎带网状草根的土。

在半机械化条件下的农场，4000犯人除了各种杂活（菜地，饲养，加工厂，机修厂，打草，做饭，赶车，建筑，）能在大田干活的不到一半，每人最多能负担20-30亩，也就是能承担4万亩左右的田间管理。可见，音河农场的规模要扩大30倍，我们这4000人只是先头部队，北京预计要送来的犯人当是5位数！

从音河农场的建设可以看出，在茫茫草原上，只要有简单的住所和当年的口粮，加上开垦和播种设备，一个相当规模的农场就初步形成了，其余的工作，从农田道路，排灌沟渠，到粮食加工厂，机械厂，饲养场，一直到医院和学校，都能完成，甚至我们还在音河上建筑水坝，引水种植水稻。这4000犯人中有各种人才，连测量工程师都不缺。那些解放军和队长，都是为了看管我们，他们不会管理农场。

当年我们开垦土地，第二年春天播种，修筑道路和种树，尤其是从音河引水种植了水稻，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可是，这个庞大的计划很快就被一个小东西摧毁了，那就是三棱草，这种在肥美的土壤中成长的野草是三棱形，有铅笔那么粗，高度约两米，人要是钻到了里面怎么找哇。当然，也许有别的考虑，总之，在1967年秋天的一天晚上，下达了立刻转移的命令，我们扔下了所有的粮食，机械和来不及收割的庄稼，匆匆登上敞蓬卡车，向北开去。

到达的地方是嫩江农场，这里已是北纬49度地区，属于永冻层冻土带，夏季化冻层大约一米，以下永远冻结，深度到达1。8米左右。每年11月以后就是严酷的冬天，气温降低到连水银温度计都凝固了，酒精温度计的刻线只到零下45度，但红色的酒精降到最低刻线以下，所以，就算是零下46度。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可以种春小麦，玉米，大豆，土豆和南瓜。秋收以后就是漫长的严寒，一直到来年4月-5月，大地刚化冻薄薄一层，就开始播种，

所好的是，这里是镇压反革命时期开辟的劳改区，农场的布局早就完成了，我们的到来只是将原来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老反革命迁走，由我们接管，他们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反正旁边就是七星泡农场和讷河农场，嫩江农场的条件也许比较好，就留给北京来的新犯人了。

我们在第七分厂，大约800名犯人，这里和音河最大的不同就是尽可能让犯人干活，体罚非常普遍，也相当厉害。在音河农场时，冬天起床后，值班队长要拿温度计到院子里待一会，一旦温度降到零下28度，就立刻宣布：今天不出工，学习。因为，从北京来的队长大多是干部，抵挡不住这样的严寒。但是，嫩江的队长基本是当地农村出身，早已习惯了严寒，所以，不论气温降到什么程度也照样出工，除非是刮“烟炮”，就是大风雪，狂风把地上的干雪刮得漫天飞舞，能见度等于零，黑棉袄成了白色，呼出的热气马上变成霜，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收工，因为天地一片白色，看不见人了。

在冬天，地里的庄稼早收拾完了，但是在劳改队却有活可干，那就是刨冻土，对付冻土要用专用的大十字镐。这种办法的效率非常低，其目的就是尽可能让犯人干活，消耗其体力。冬天虽然日照时间短，但是，每天只吃两顿饭，从早上8点到下午四点收工，中间只能短暂休息，因为汗水变成了热气穿透棉衣结成一层白霜，但棉衣是热的，如果休息的时间长了，汗水就把棉衣里面浸湿，那就非常难受。因为我们穿的只有一套棉衣，里面只有一件在夏天被汗水沤烂的单衣。

说到我们的冬衣，头上是棉帽子，有狗皮护耳，手上是棉手套，身上是8斤重的黑棉衣，脚上是橡胶底棉鞋，没有袜子，在鞋里塞一把干草，把脚包起来。这套棉衣是在每年国庆节放假期间自己缝制的，发到手的是统一尺寸的裁好的黑布上衣和裤子的面料和拼凑的旧布里子和8斤棉花，其余的活由自己完成。可想而知，这种冬衣是什么样子了，胡乱缝起来的棉衣大约有3寸厚，尤其是裤子，裤裆也是大团棉花，那走路的姿势就像狗熊。这么厚的棉衣在干活时不能脱掉，汗水变成蒸汽穿透棉花，在外面结成一层霜。帽子也不能摘，呼出的热气也结成霜，整个脑袋都是白的，鞋里的干草也浸透汗水，然后结成冰和鞋底冻结在一起（鞋底只有很薄的一层橡胶，没有鞋垫，大概就是为了垫草，当然我们用的不是乌拉草）。

也有人有内衣，那是把夏天被汗水沤烂的白单衣用粗线密密地缝起来（每月可以用所发的零花钱买一次用品，如牙膏，白糖，烟叶等，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元，也可买线，但缝衣的针是借用狱方的，用毕交回），若干年以后，这件内衣就很厚了，而且很硬，脱下来可以立在地上不倒。

在这种条件下全天在野外零下46度温度下干活，没有人冻死，脸上有口罩，所以也没有冻伤的，而且吃的是窝头和玉米粥，人可以承受，可是，钢铁却承受不了，随着刨冻土的“碰碰”声，煅钢制造的大镐会突然像瓷碗那样碎成许多块，铲土的大铁锹也会“啪”地一声碎了，我懂得这种现象是金属在极低温度下表现的“金属的低温脆性”，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金属的塑性消失了。

这种场面很值得记录下来：在茫茫雪原上，有一些黑色的动物沿着一条直线在活动，线的两端有红色的旗子在寒风中飘扬，在旗子下是穿皮军大衣，皮靴的带枪的军人。

对于大的排水沟，要用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当地劳改区发明的，将一根10厘米直径，长度为1。5米的圆钢一头煅尖，中间横着捆一根粗木棒，木棒两端和圆钢的顶端用麻绳相连并紧固。操作时，一人两手抓住麻绳，两人分别抬木棒的一端，三人同时往上抬大约一米，再猛力往下摔，钢钎的尖就把冻土砸开一个坑，对准这个坑连续砸下去，冻土最后就碎成大块。下一步就是大土块的背运了，首先，背土的人先蹲在土块旁边并弯腰，两人将土块抬起馒馒放在背土人的背上，（如果快了就把背土人砸倒了），然后再帮他站起来，他就双手托着大土块一步一步地弯腰上坡。我们就是这样开出了农场的纵横水道，

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用炸药炸开冻土，说起来这是很普通的办法，在冻土上用钢钎打出垂直的孔，装上炸药，引爆。值得记录下来的是，炸药是在劳改场由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将化肥硝酸铵在大铁锅里炒到没有了结晶水，成了白色粉末，装入塑料袋密封，保持干燥，再将锯末在锅里炒成黑色，成了炭粉，最后混入硫磺，我们老祖宗发明的黑火药在劳改队再现了并且发挥了作用，唯一的改进是采用了雷管起爆。当然，大土块还是靠人背。

冬天的活还有收割干草和搂草，东北大草原没有树木，很少用煤，燃料主要靠大豆秸，玉米秸和干草。前两种在秋收以后就收拾好了，打草是冬天的另一种活。早起喝完玉米粥就排队到工具房领取镰刀，用腰上带的磨刀石把刀磨好，再排队出工，到红旗划定的草场内开始打草。待打了大约100多斤后就捆成两捆，连成一个大方捆，然后将绳子扣到双肩，蹲在地上，请旁边的人从背后将草捆抬起来。这干草捆非常大，从远出处看，就象草捆在慢慢移动。到了集中地，要记录重量。再继续打，直到收工。

打完了草的草地还要搂若干次，这个活由小班完成，没有解放军看押，比较自由。搂草也是草原上的特产，首先是搂草的大耙子，其形状和养花松土的耙子相似，即前部是许多条铁丝钩子，后面是手把。搂草的耙子要放大许多倍，铁丝钩子由五毫米直径的盘条做成，散开的宽度在一米左右（再宽就拉不动了），耙子的杆有两米长，端部有垂直的小杆，可以卡在胸前。搂草要弯腰，很象纤夫，但后面不是纤绳。这个大耙子可以把草根拉出来，所以非常吃力。

嫩江农场建成多年，其特点是除了尽可能的消耗劳改犯的体力外，对犯人的体罚也厉害，有一回收工回来洗脸，我看见一人两只上臂中间有环绕的沟，至少有五毫米深，他告诉我，是长时间捆绑，血脉不通留下的痕迹。我看见队长捆绑犯人是先双手反绑，再捆双肩，捆时用力踹后背以便捆得更紧。

对他们来说，打死一个犯人是平常小事，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学教师的死亡，这人的精神不正常，他干活落在最后，队长叫他赶快干，他回答：我不干了，我回家，他说着就往监舍走（工地就在监舍旁边大约100米距离），队长发话：回来，犯人回答：我回家，继续往监舍走。于是，队长向解放军下令：打，冲锋枪一响，那个小学教师就倒在地上了。死后宣布的罪名是逃出警戒线。

另一次打死犯人的事件就不简单了，其过程在著名记者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这本书出版后在国内外有几十家报刊转载，但很快便被中宣部查禁了。被打死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排长，历史反革命，15年的刑期已过了14年，北京人。本来这是很普通的事，可是有一个目击者在出狱后坚持为死者讨公道，经过十多年的奔走，终于将凶手送上了法庭，遗憾的是，书的作者被撤消了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工作，为死者伸冤的人被迫离婚，远走他乡了。这就是我国的特点。

我是亲眼看见这个当年抗日杀敌的青年在快要与妻子团聚时以逃跑罪被处死的，死的过程很简单：我们在四面红旗的范围内打草，死者在最前面，我们随后，这时，有一解放军过来，到死者对面说话，我看到的情况是，死者按解放军的命令放下镰刀，脱下棉衣往前走，然后，面对解放军，回答他的问话，这时来了背冲锋枪的班长，当听到犯人回答是历史反革命时，便下令：打，拿步枪的战士便开枪从对面近距离打在犯人的腰上，然后向天放一枪。伤者倒地又挣扎跪到地上掏出手绢想堵住伤口，但很快又倒下，带队的队长在大草垛上听到枪声立即到伤者跟前说了几句话，然后发令收工，当我们回到监舍大门口时，岗楼上已有许多军人等候，并问：什么事？下面的回答：撂倒一个，于是，岗楼上一片欢呼：好！

回到大院，已是下午四点左右，晚上开大会，由分场管教员宣布，李植荣在劳动现场逃跑，鸣枪警告不听，予以击毙。他们认为在现场的几十名犯人绝对不敢说出真相。

晚上七点，派大车去拉尸体，车把式回来说，李植荣的大腿还是温热的。第二天出工时，死者被叫出警戒线时留下的镰刀和棉衣还在原来的地方，可是原来的警戒红旗却往后撤回了大约200米，插到原来草场中央的大草垛旁边了，表示死者越界。事后，我们中队的指导员找了几个目击者了解情况，并表示他担任管教犯人的工作20年了，这是第一次在劳动现场用这种方式处决犯人。他不知道的是，在打死立植荣之前，还叫出了两个犯人，都说是出界了，第一个是小偷，第二个是一个中专学生，现行反革命，都让他们回去了，到了第三个是历史反革命，便决定了。

同一天，在一分场也打死一个犯人，罪名是抢夺在劳动现场看押犯人的解放军的枪支。

这个时候（1969年冬），看押我们的军人从每个分场一个连增加到两个连，与犯人的人数相比差不多到了1：5。随着珍宝岛事件的发展，劳改场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在处决李植荣之后，又发生了左丘刚（河北大学右右派学生）差一点被打死的事件。这时规定我们出工收工必须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人的衣服，有一个老年犯人憋不住尿，连喊报告，但军人不理睬，他就离开队伍想到路边小便，这时军人马上命令队伍停下来，大骂这个犯人。队伍里的左丘刚忍不住笑了，这军人指着左丘刚：你出来，当左丘刚走出队伍大约4-5米时，这个军人立即拉枪拴准备射击，左丘刚返身跑回队伍死活不出来了。事情的结果是将左丘刚捆在大树上，不一会，草地特有的蚊子和黑色“小咬”就把他咬得混身肿起来，不过，总算是拣回了一条命。

不久以后，他的另一个问题发生了，原来在清监时发现他对伟大领袖的著作有不好的评语，于是开始对他“加温”，就是批斗。过程照例如下：晚上学习时，队长发话，要对反改造分子展开帮助，马上就有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举手。于是，开始加温，其方式是两个积极分子在两侧将左丘刚的双手和肩膀抓住，往前快跑，然后同时松手，被升温者凭惯性往前摔倒在地，满脸流血。然后再抓起来开始踢，黑龙江人的踢人方式类似跆拳道，就是跳起来伸腿，其力量比较大。我们列队站在两旁，看着加温者拉着被加温者在中间来回飞奔，尤其是后者倒地时的响声，是令人终生不忘的。

按照左丘刚反对伟大领袖的罪行，狱方上报处以极刑（这是一个知青队长私下告诉我的），但被法院驳回了。1979年，他得到平反，回到河北大学。

在这期间，嫩江农场7分场还发生了“反革命集团”案件，和前述山西大同09信箱发生的反革命案件几乎是同一时间，而且对象也完全是知识分子。开始送进小号的是地图出版社设计室主任张高玮，然后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李正凌，人民大学学生籍俊杰，军医苗毅，中学生崔梦庚，北京医学院学生段学理和药剂师赵俊昆。眼看着一个个进了小号，大家当然紧张了。有一天，阎侠（国民党军官，比较靠拢政府）从我对面走过，低声告诉我：有你。

对于这个结局，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二中队的指导员早就亲自对我说过：你们这些不拿枪的敌人是最危险的，太难改造了，他们（历史反革命）比较听话。我当时的回答是：指导员，希望你能拿事实说服我。

到了晚上学习时，王管教（分场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出现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并轻轻点头（200人的监舍，离我至少有20米），我立即下炕随他到大院外的审讯室。审讯室很简单，四面白墙，只设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室内只有我们两人。头一句话比较客气：最近表现怎样？回答是：担任夜班（就是夜间看守监舍），没有出问题，下面的问话就不客气了：谈谈你们最近的活动，我反问：王管教，您指的是什么活动？王：你们在下面的活动，你看，这时，他在桌上摊开一张大纸，上半部分用纸盖着，露出下面交叉的红蓝色的线，告诉我，盖住的是姓名，下面就是你们的联系图。我立刻明白，他是糊弄我，因为我平时根本没有与他人有私下联系，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有犯人的私下联络，我也没有与他人联络，他叫我脱下眼镜，我把眼镜放在桌上然后看着他，他仔细的看了我，叫我戴上眼镜（后来知道，他在殴打戴眼睛的犯人之前，总是如此，但这次没有动手）。时间慢慢过去，我俩有时就对持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寝的钟声响起，又过了三个小时，午夜的照明供电停止了，审讯在昏暗的烛光下继续进行。我忽然看到椅子周围是一片青草，而且在摇晃，是神经出了毛病吗？但墙上的人影却是看得清楚的，我立刻镇静下来。

王管教从隔壁房间拿来脚镣，放在我的椅子旁边并告诉我，戴上脚镣后没有不坦白的，我说，这没有用，我没有反改造的活动，戴上脚镣就能有吗，他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转圈子，我明白他快坚持不下去了。

烛光最后熄灭了，王管教关上门走了。我想他下一步要怎样对付我，是不是送进小号，然后又审谁？

天慢慢亮了，指导员推门进来，似乎很关心地问我：你怎么在这里呀，我回答：指导员，我昨天晚上就来了，然后，他送我到伙房打早饭然后回监舍，这时我才感到悃极了。晚上大伙收工回来告诉我，半夜还没见我回来，估计是进了小号，不知下一个是谁，其实，我是最后一个，因为一个紧急命令把我们转到另一个分场，然后经过甄别再匆匆转到黑龙江靠近吉林的泰来县三棵树农场，小号里关押的人也放出来一同到泰来，反革命集团案件也就不了了之，算我们命大，能活了下来。

1969年最后一个月，形势的变化又让我们抛下所有的粮食，工具，设备和牲畜，匆匆上火车往南开，一直到达黑龙江西南部，与吉林省交界的泰来县三棵树，建设新的农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