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七章 逃亡

第7章．逃亡

对右派学生的处理最轻的是保留学籍，留校查看，可以上课，做实验，但是没有寒假和暑假，在假期要在学校的工厂劳动，要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下午课后到操场拔草。

到工厂改造的教师和学生被送到北京钢厂轧钢车间料场劳动，58年夏天，我到北钢看到他们，工作很简单，就是将80公斤重的小方坯扛到料车上，再沿钢轨把料车推到加热炉旁边，供加料机上料。在烈日下，他们一律戴草帽，肩上有厚厚的帆布垫，光着上身。到中午吃饭时，他们在料厂吃西红柿面条，不能进食堂，也不许买食堂的饭菜，每月发的16元生活费也只能吃面条。

看到我的老师也是同样待遇，我想，这就是我的前途了，这样的处境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我根本扛不动这种80千克重的钢坯，再者，右派的改造并没有期限，如果常年干这么重的活，捧着大铝饭盆吃面条，真不如死了。但是我亲身经历的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使我产生了新的希望：离开这个国家。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我国的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毛泽东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不怕了，粮食比较好办，从农民手里拿走就行了，钢铁怎么办？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提出了最高决策者的决定：“让小高炉遍地开花”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每座小高炉每天产一吨铁，我们建设五万座小高炉，那么，每天就能出产五万吨，一年就是1500万吨。于是，中央提出了1070这个指标，就是明年的钢产量翻一翻，从535万吨到1070万吨。同时，要求全民大炼钢铁，用毛泽东的话，就是发动群众，无往不胜。

钢铁学院是我国唯一的钢铁工业高等学校，给全校师生的光荣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指导大炼钢铁，可怜我们的老师们，不论在哪个国家留学的，还是我们的教务长，当年北洋大学当校长的魏寿昆教授都没有可能给担任炼钢指导的学生们一些叮嘱，我们就匆匆出发了。我们去的是安徽省，几十名学生先到安徽省冶金厅，听取简单的情况介绍后立即分配到各地，我和五个同学被分配到铜官山市，就是现在的铜陵市。炼纲基地在大通镇附近的狮子山，我们刚刚在大通找到休息的地方，学校的慰问团就来慰问我们了，原来1958年的中秋节到了。带队的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给我们的慰问就是一个简短的报告，书记首先表示，带来的是中央的重大决定，从明年起，我国进入共产主义，实行配给制，同学们不用领工资了，所需要的东西都发给你们，包括冬天和夏天的服装，津贴费等，

配给制的情况我太熟悉了，将近五年的军校和连队生活都是彻底的供给制，那是一种极端单调的生活，衣食住行都由别人安排好了，不用你花钱，当然也无须你选择，你只要干活就行了。我想，当工程师也必须这样过日子时，那能称为生活吗！

我们在大通等候狮子山来人。江南的小镇在毁灭性的大跃进前夜，还是相当繁华的，石板路两侧有各种小商店，尤其是一家鸭面馆，父亲当厨，两个女儿招待客人，姐姐看见北京来的大学生，总是低头不敢看我们，妹妹大约只有十几岁，她把面放在桌上后，就坐在旁边，非常认真地问：好吃吗？那双专注的大眼睛真诚地希望你告诉她，真好吃。

我们到狮子山了，看到了钢铁指挥部的大牌子，也看到了刚建好的小高炉，估计容积在一个立方米左右，还有一座小转炉，要等我们来指导开炉，说实在的，这种设备我没见过，也没在书上看到过，幸好指挥部的一位女同志很负责，上上下下全归她管了，只让我们在旁边看着。

炼钢当然首先要有铁，所以要先炼铁，这种炼铁的炉子非常惊人，其长度大约有30米，宽度在5 米左右，，先在地面挖出通风的沟槽，再铺一层从山上运来的树，大约半米后厚，上面安置一个个用黄泥做的圆筒，直径大约是15厘米，里面装的是铁矿砂和木炭粉，这些泥罐子密排好后，再用黄泥把整个炉顶封起来。这个程序是非常劳累的，把150平方米的炉子排满泥罐，先要做多少泥罐，采多少矿砂，烧多少木炭，采伐多少树木？装炉这个过程大约要两天，然后点火，用鼓风机通风，那场面非常壮观，几百人围着一个巨大的在地面燃烧的炉子，烟雾直冲天空，到了晚上，更是红了大片天空，所有参加炼铁的男女农民当然不能回家休息，只能随便躺在地下。等炉子的火熄灭，冷却后，从炉底的灰烬中找到扭曲的泥罐子和里面的一团黑的东西，用冶金学的术语，就是烧结矿，但是，在当时就是放卫星，宣布炼铁多少吨，如果能找到当年各地的报纸，说某省某天放大卫星炼铁20万吨，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就是高炉炼铁，在没有热风供热的情况下，只能用大量焦碳把小高炉烧热，当然炼不出铁，可惜的是，把许多从农民家里收集的铁锅打碎入炉，结果和炉子粘在一起，什么都出不来，只得拆掉再砌一座。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相同的，当我们在1959年春天在大炼钢铁运动结束后回北京时，沿铁路可以看到数不清的废弃的小高炉矗立在田野里。

在这个疯狂的运动中，居然没有专家给发动运动的人提个醒，很有面子的宋庆龄副主席也在漂亮的花园里建起了小高炉。

58年秋天多雨，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力都去炼铁了，地里已经成熟的作物没有人去收割，就烂在地里。在滂沱大雨中，农民挑着矿石，他们的水牛驮着更大的装矿石的口袋，默默地沿着山间小路走着，实在挑不动了就往山涧跳下，到炼铁场以后，每人发一碗米饭，他们就在雨中吃，菜当然没有。有的人随身带一个竹筒，倒一点红色的汤在米饭上，那是小卖店卖腐乳剩下的汤，但大多数人没有钱买，反正五两米的饭几口就吃完了。水牛也在雨中吃它们的午饭。

虽然炼不出铁，但是运动要继续下去，卫星要不断上报纸，所以，山上的树木要继续采伐，家中的铁器要上缴，因为公社化以后吃饭不要钱了，炊事用具要交出去，送到炼钢炉里炼成黑渣，到后来，人们家中的所有铁器到要上缴，连留声机也要砸掉外壳，交出机械部分。到了1959年春天，我们结束大炼钢铁，路过大通时，这个原来相当繁华的江南小城已经完全变了样，鸭面馆关门了，那漂亮的两姐妹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全镇买不到任何金属制品，连钉子，铁丝都没有。仅仅半年，这个国家就被一阵狂热烧成空壳了。

回程的路是坐轮船经芜湖先到南京，夜晚，船停在下关码头，远望对岸浦口的灯光，想到天明后就要从那里坐火车回北京了，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我在后甲板上想着，这时，传来了大提琴低沉的独奏，是舒曼的梦幻曲，这只曲子我曾听过许多次，但惟有此时此刻听到的最让我神往。在疯狂地撕杀后，我实在疲敝不堪，需要休息了，也许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土地，没有奴役，没有饥饿，没有疯狂的国王，我该到那自由的地方去。

1959年春天回到学校，校园还是那样，但是基本上不上课了，中国已踏上了大跃进的征途，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要大搞群众运动了。我们回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北京的城墙。中国有两座城市还有保留了完整的城墙：南京和北京，南京的城墙在抗战期间遭到战火的破坏，但北京的城墙却保护得很好，可是，领导忽然动员北京市民拆除这座古城，我们学校也得到命令派同学去，结果运回几万块48斤重的600年前的古城砖，建了一个大游泳池。虽然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哭求北京市委饶城墙一命，他愿意设计世界唯一的环城墙公园，但是，领导的决定是任何人不得违抗的，所以，几十公里长的古城在几天内便烟消云散了。半个世纪后，当他们懂得了古代文明的价值，想恢复一部分北京城墙时，才发现即便拥有制造原子弹的本事，却造不出600百年前的澄浆泥砖了，无奈之下，要求北京市民捐献当年的城砖，结果就是人们现在能看见的崇文门旁边那一段残破的墙。

第二件事就是消灭麻雀，毛泽东到河北徐水县看到农民家里大大小小的表面上只铺着薄薄一层粮食的粮食囤，高兴地说，今后的问题是怎么吃得完，同时，不知从哪本古书上看到麻雀吃粮食，于是，发动全国消灭麻雀运动，而且要采用新办法，不用毒饵，要累死麻雀，当命令下来，我们分配的区域是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工具是能发出响声的脸盆，铁片等。头天到达阵地，第二天清早开始敲起脸盆，顿时中央党校校园一片惊天动地的响声，睡梦中的麻雀慌忙起飞，刚停到树上歇口气，树下的响声又起，只得再飞往其他的数，你可以想象，当时北京全城的场面是相当火暴的，至于累死多少麻雀，报上没有公布，也不知敲坏多少脸盆。40年后，给麻雀平反的文章发表了，原来，麻雀的主食是草地上的小虫子。

第三件是超声波，不知信了哪位科学家的建议，说蒸汽转换成超声波，可以提高动能，于是下令各单位实验超声波，办法是在暖气片上加上刮脸刀片，让蒸汽使刀片震动，结果是拆了无数暖气片，也没看到能让蒸汽强一点。

当我们大干革命时，饥饿已像蝗虫那样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奔向中国最后一块阵地，北京人也开始按压缩口粮定量了，大学生是每月27斤，早上一个馒头，2两，中午是4两，在铝盆里用不知那位科学家发明的双蒸法将大米先蒸一次，然后加水再蒸，得到软塌塌的一满盆饭。这种饭八人一盆，要班上的生活干事领取，再切成八份，想起当时大家下课后围在大食堂的桌子周围，等候生活干事下刀切饭，分那三角形的一块饭团是的样子，很像小鸟张嘴等候鸟妈妈喂食的情景。

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尤其是食品，每天只能靠9两粮食和大白菜过日子，仅仅一年的大跃进，怎么把偌大的国家变成了这个样子？记得在1956年，英国和平战士费尔敦夫人到东单菜市场看到大堆的鸡蛋，可以不限量购买，她感叹中国市场真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个繁荣的市场顷刻之间就坍塌了呢？在我们学校的大食堂我看见了国家体委的键儿们开着吉普车用机关枪打死的黄羊，那些瞪着眼睛，浑身血污的动物至死都不明白它们的肉要给运动员吃，使他们不至于摔倒。钢铁学院有两个著名的运动队，一个是篮球队，另一个是摩托车队，在突然到来的灾害面前，国家是真的拿不出营养品来维持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了，可是，这是什么灾害？旱灾？水灾？虫灾？人灾？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我的国家从来没有宣布这个饿死3000万老百姓的灾害到底是怎么回事，倒是国家主席说出了半句真话，而这半句话最后要了他的命。

原先的想法开始明朗起来：必须离开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同一天当上右派的彭卓宗，其实他早就有了同样的打算，于是，我们开始安排，首先，查查偷渡出国算什么罪，我们查到惩治反革命条例确定，叛国罪是死刑，没收全部财产。可怜两个书呆子，以为私下离开祖国就是叛国，因为我们已经坚定地要背叛这个让人感到屈辱的国家了。右派处理完以后，我们学校增加了军事课，进驻了军事教研组，名义上是讲解高射炮的指挥，但是从来也没有给我们上过一次课，也没有拉一门炮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倒是那个少校组长成了政治教导员，专门开会训话，咒骂右派。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也明显紧张了，我经历的三件事使我最后下了决心。

当时外国使馆尚未集中安置，而是大体沿用解放前的馆址，在现在的正义路一带就有好几个使馆，有一次，我和彭卓宗到王府井，顺便到旁边的波兰大使馆门外的宣传拦看画报，然后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当我们离开椅子大约30米远，一个年轻人从旁边飞快地跑到我们坐过的椅子前，翻身看椅子下面，想查看我们是否留下情报，这套办法早在反特小说里就看到过了。另外一次是在王府井外文书店，我看见一本德文版的“图片”杂志，里面有单页的女子人体照片，我告诉营业员要买这本，她请我等一等然后返身进入柜台后面的门，马上有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用非常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至少20秒，然后回去。结果，书倒是买到了，那天我穿的是西服，带校徽，那人大概认为我是留学生或华侨学生，所以没出问题，可是，另一个当右派的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经常到当时在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主要是美国的“生活”杂志和其他有关西方生活方式的杂志，那时的阅览室都有卡片柜，填写书单直接给阅览室的管理人员，她到书库取书然后就在书桌上看。当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到，大概我的衣着和神态通过了他们的审查标准，所以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同学是内蒙人，知道我看到了美国的杂志，也去了，结果，他从北图回学校后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此时警车已在楼下等候。解洪武同学的失踪给我一个信号。我的行踪可能已被察觉，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走。

关于解洪武后来的遭遇，我是在出逃九个月后从广东中山县看守所被押解回北京并在功德林监狱候审时知道的，我所在的2 筒11号的老犯人告诉我，有一个钢铁学院的学生也曾关在这间监舍。原来，解洪武当时从校长办公室直接被送到这里审问，怀疑他在北图看关于美国杂志的企图，审讯没有结果就给他戴上背铐，就是将双手在背后铐起来，这就等于没有了双手，解手需要别人帮忙，吃饭时把窝头用嘴咬着放在炕头，然后蹲在地上用嘴啃。后来实在找不到罪证，就遣送原籍监督劳动。20年后，我平反回到北京，他来看我，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在内蒙古包头一家啤酒厂烧锅炉。

我和彭卓宗商量首先是到哪里，其次是怎么走。我们很清楚，那时不用说出国，就是想出国也是犯罪。我后来在良乡监狱遇到的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判断。他是从部队保送到请华大学的。在中苏关系密切时期，苏联也派遣教师到我国任教，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这个山东小战士把苏联专家的掉到水坑里的女儿拽了上来并送到专家的家里，专家的胖夫人非常感谢这个学生，请他常来家里玩。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国专家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有专门机构负责的，所以，每次他到专家家里都能享受一顿美餐，日久天长，这个小战士和这位外国姑娘相爱了，这个过程恰好重演了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著名翻译家曹靖华译）的悲剧。在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之前，专家夫妇告诉他，他们不能留在中国了，愿意在苏联培养他成为专家，并和他们的女儿结婚。于是，这对小恋人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询问有关到苏联的事项。回到学校后，也是从校长办公室直接到了反革命预审机关，也是问出国目的，同时拿出许多他和这位苏联姑娘在一起的相片，他纳闷，原来早就有人跟踪他们了。这个小战士问我：他们干这些事要花多少钱呀。对于仅仅为了和外国人恋爱就当了反革命，他不理解，他说，我们家还为党做过好事呢，原来，他们家在抗战时期在天津公开的职业是开南货店，其实是为延安准备各种烟酒，食品。

我和彭卓宗商量的结果是到沿海某地再游泳到香港，他父亲在那里有一笔财产，有了钱再到美国。这时已是1959年冬天，离毕业只有7个月了，我们首先查阅中国沿海灯塔标志图册，当然是香港和澳门附近的，以便确定位置，其次是在海水里长距离游泳的必备装备，得知在海水里由于很快丧失热量，要吃脂肪食品，决不能吃淀粉食品，要有防备沙鱼的武器，而且一旦时间超过十几小时，就会昏迷。对于我们，还有另一问题，就是遇到巡逻船该怎么办？

我们首先变卖了皮箱和呢大衣，唱片等，再买到铜壳指南针，二战期间的救生衣，潜水眼镜，锋利的刀。最困难的就是奶油，那时市场根本没有油可买，所幸的是在药房买到了大瓶的鱼肝油，至于糖，那时没有任何的糖果，但是，在温泉乡帮老乡拔麦子（那时经常有各种劳动，全体学生都要参加，如，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在村里的小卖店买到了稀见的葡萄糖粉，每包500克，但只有两包，当然全部买下。最后就是找最厉害的毒药，当然是氰化钾，通过在实验室工作的同学偷出了10克，装在青霉素的小瓶里，准备用在最后时刻。潜水手表当然买不起，就用塑料袋密封。

装备就这样草草地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练习游泳，书上说，长距离游泳最好是蛙泳和自由泳交替，可是留给我的时间只有1960年的半个夏天，7月末就是毕业分配，不知会被送到何处，所以。我们从春天开始到陶然亭的游泳池练习，从4月份勉强能下水时就到颐和园去练习，水非常冷，可是，裴多菲的诗鼓舞着我们，那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们从五龙亭游到对面的铜牛，830米，来回是1600米。那时正是大灾荒的第二年，每天9两粮食维持体力本来已经很难了，再加上游泳，实在饿的要命，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8 月16 号晚上，我们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学校，床上的被褥和平日一样，枕头旁放着翻开的英文版“让我们生活在和平友谊中”（赫鲁晓夫访美纪实）。火车是在第三天清早到广州的，下车后想找个早点店，可惜，所有的茶楼只买茶，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在街上也没有油条，烧饼，糖果，饼干，我们转了很久，总算是看到一块牌子，上书：西洋菜，每碗五分，马上要两碗，结果，端来的是浅黄色的水。时间已快到中午，我们在一家杂货店买到一瓶豉油，是黑色浓汁，每瓶一元六角，是非常高的价格，其实就是好酱油，直接喝是太咸了，只能到茶楼要一壶茶，奇怪的是，把这豉油往茶里一倒，茶水马上变成了白色，像奶水一样，而且非常鲜美。喝完这豉油茶，我们担心学校发现我们失踪会跟踪追来，不敢在广州久留，看到有去翠亨村的汽车，便匆匆上车。到了中山故居，看到原来是一座二层小楼，和闽南民居完全相同，门前有很宽的走廊，可以晾晒农作物，天井不大，楼上有中山先生的书桌和床，书桌是在澳门行医是使用的，按现在的居家水平实在太简陋，楼前有小洋楼一座，还有和黄兴实验炸药被炸坏的石头牌坊。我们只能匆匆看一下，假装是来参观的。从地图上看，翠亨村就在海边，我们想在此地下海，大约游30-40公里就能到澳门，其实，所谓的海岸是望不到边的滩涂，就是漫水的沙滩，根本不可能前进，同时，看到巡逻的民兵，我们不敢往前，只得返回广州。

天已近黄昏，一天就吃半瓶豉油，虽然带着全国通用粮票，但是完全无用。我们不敢住旅馆，最好是当晚离开广州，这时，恰巧路过一家船运公司，门口有很大的牌子，写明当晚有开往张家边的客轮，并有免费晚餐。从地图上看，从这个地方有一条小河通到海边，大约一万公尺，我们立即买票。

这是非常简陋的内河客轮，有双层铺位。我们跑了一天，实在非常累了，这条破船解决了我们的吃饭和睡觉问题。晚餐是一瓦盆米饭和很少的空心菜，吃完饭，船开始夜航，在柴油机的轰隆声中，我睡得很香。

天亮后，船到达张家边，这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小镇，好象是渔港，也有商店，可能是边防区，算是对澳门的窗口吧，所以不象广州那么萧条。我们下船后马上到茶楼，全国通用粮票也发挥了作用，饿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没有边防证，我们的对策是，大大方方地在街上逛，带校徽，戴眼镜，彭卓宗用广东话与当地人说话，表明是暑假回家，出来游玩。

我们在这个小镇转了一天，天黑以后，来到白天选好的一条河边，检查随身用具，把皮鞋和提包等不要的东西埋起来，然后紧紧拥抱，愿我们两人能游向自由的大海。

水是微温的，四野静悄悄，只有我们激起的浪花发出轻轻的声响，彭卓宗的水性好，在前引导，我随后跟上，可是在水中的能见度非常小，不久就看不到他的浪花，也听不到他的声响了，当发现我是孤身一人，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逃亡途中，心里有点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游。这时我的处境恰好验证了“困兽犹斗”这句话，在水中虽然已至少5-6小时了，但不饿不累，似乎还很有力。这时，听到后面传来柴油机的声音，回头看到船头的灯光，一线希望马上产生了：游到船旁，抓住船旁的任何东西。这是一条小火轮牵引的一大串货船，我想抓住牵引的缆绳，但是在水中无法站立，手臂抬起的高度太小了，我马上用刀想插入船帮的木头，把我带走，可惜，我的刀不是匕首，根本插不进去，我只能用手摸着船身，看着一艘艘从我面前滑过去。又过了不久，后面传来更重的马达声，一艘巡逻艇很快地开过来了，前甲板上的炮身可以看得很清楚，炮艇完全没有灯光，我冲过去想抓住炮艇侧面的防碰撞轮胎，但是炮艇的速度太快，而且浪花把我冲到旁边，根本无法靠近。

黑夜慢慢过去了，能隐约看见河边的庄稼，可是前面仍然不是大海，我该怎么办？从昨夜算起，大约已游了八小时，但还是不饿不累，又继续前进。不久从远处传来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农民出来干活了，我游到岸边的草丛中隐蔽起来，看到太阳升起，晴朗的一天开始了。原来设想的出海口应该到了，可是现在是这个处境 ，天亮后怎么办？我感到是失败了，当然不能被捕，事前预备的到最后时刻用的的氰化钾可以用了。可是，那件短袖上衣此时已烂成碎片，毒药，手表，指南针和刀都不知丢在何处，身边只有救生衣，防水眼镜和装鱼肝油的塑料筒。我拆下防水眼镜的玻璃片，在石头上敲碎，用锋利的玻璃片切割右手的动脉血管，心里非常冷静，想看到鲜血喷涌而出的场面，遗憾的是，切开肉皮后，一点血也没有，只有灰白的皮和肉，只能再切开右面的颈动脉，我想心脏在左边，血流可能更强，可是我是左撇子，只能切右面。但是，切开右面颈部的肉皮，同样没有血，也不疼，我用手把伤口拉开，仍然没有血。记得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主人公保罗死的时候，书中只有一句话：他没有痛苦，因为结局已经到了。我这时也没有痛苦，转念一想，书上说，在海水里超过十小时会昏迷，可是我除了十个手指头瘪了，手掌出现条条纹路外，全身似乎没有毛病，就是非常累，这不是最后时刻，我应该继续游。

为了增加体力，我喝混合了葡萄糖的鱼肝油，为了减少热量损失，我尽量把上半身露出水面，坐在岸边的草丛中，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等农民回家休息了，我开始出动，想着出海口可能不远了。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突然，一条小船从对面驶来，上面站着一个人，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他可能吓坏了，大叫一声，掉转船头飞快地跑了，我拼命往前游，可是，很快就看到小河两岸有人跑并且有很多手电的灯光，我躲到河边的草丛中，四面很快恢复了平静。这时大概已到半夜，我想，如果在天亮前到不了出海口，我是没有力量再等另一个夜晚了，但是，伸开双手刚划开水面，便听到清脆的枪声，许多小船立刻把我包围了，原来，民兵早已布置在河的两岸。我赶快扔掉救生衣和塑料瓶，忽然，一条船浆打在我的右肩上，估计是想打在头上把我打昏，结果偏了一点，随后，许多只浆顶着我，最后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在灯光下，我看到岸边的一间小屋，有一道栈桥伸到河的中心，屋门外有牌子：张家边水上派出所。进到屋里，桌子一边有个中年人，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以下是当时的对话，那人说的是广东口音的北方话：

问：要吃饭吗？

我答：要

马上送来一瓦盆米饭和少量的甜酱。那人看着我吃完，

问：我看你是大学生，

真奇怪，我这时的摸样是浑身泥浆，上衣破烂，下身是游泳裤，赤脚，短发也是一团泥，眼镜早就扔了，他怎么看出我的身份？不过，我这时非常自豪地回答：我是大学生。

问：你留下来好吗？

我想，对一个叛国的大学生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死也要死得漂亮，我的回答是：你有上级吗？

  他回答：我有上级，

我说：请你把我送到你的上级那里，

我想的是，在死前一定要说明白，我怎么当了右派，怎么受苦，怎么想到自由的国家去。

那人叫来民兵把我双手捆到背后，送到屋外的大树下，由一个带长枪的女民兵看守我。天很快就亮了，我看见了海岸边成排的砖砌的方型碉楼，高度大约有20米，距离大约500米，我终于到了南海的海岸了。

民兵用自行车送我到一所黑色的古老房子前，门外的牌子是：中山县看守所。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一盆水和旧衣服，然后是医生给我的伤口上药，医生自称是中山医学院的学生，问我从哪里来，并且说，到这里的外地人都是偷渡的，很快就能回家了。

紧接着就是讯问，首先是从哪里来，其次是来的目的，我的回答很简单：不能忍受当右派的痛苦，想过自由的生活。可能类似的话他们听的太多了，所以对方的话只有一句：核实以后就送你回去。

原先设想的非常复杂的结局就这么简单，问完后就被送到“一仓”就是第一监舍。看样子是一家祠堂，大约有100平方米面积，里面像货架那样有三层木板，大约容纳500人，其中北方组有50人左右。由于在祠堂的正面砌了一座高墙，并在堂前又加了一排很粗的木柱子，所以大堂里整天不见阳光，只能模糊地看到对方的面孔，的确就像仓库。到了第一组后，大家在昏暗的光线下除了说各自的偷渡过程外，没有其他话可说。那形形色色的偷渡方法倒真有趣，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学生也是从地图上看到去澳门的路，他沿着公路先到翠亨村再继续往南，他没有边防证，决定昼伏夜出，到了晚上大胆地沿公路走，听到对面有人声就用手电筒照，巡逻的民兵根本想不到偷渡的人敢用手电筒，所以一路畅通，最后，快到拱北海关，碰到了路边的派出所。从无锡来的一个技术员采取的办法是从广州坐轮船到上海，当船路过香港海面时跳水，可惜的是，此时旅客都到甲板上看香港，根本没有可能跳水，等甲板上没人时，船早过了香港，他只能跳入茫茫大海，这时，所预备的饼干全部化成面汤被冲走，他游到一个荒岛上，又冷又饿，第二天看到远处的打鱼船，只能 呼救。更惊险的是地质学院的几个右派，他们已到达澳门水域，被发现后，边防军不能开枪，也不能派巡逻艇，只能派警犬下水把他们拽回来。当然，我们都是失败者，用当地人的话，你们是“笨才”，他们无一例外是用船，大约有50%的成功率。他们知道巡逻艇的规律，尤其是在刮风下雨时，在茫茫大海里是可能逃脱的，那么，当地人偷渡是为了什么？有一个公社干部看到中秋节到了，可是乡亲们家里空荡荡，在库房里还有准备上交的9千个鸭蛋，他作出决定：让大家过个节。等发完了鸭蛋，他把妻儿带上自己的小船，可惜被追上了。原来，即使在中国最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农民的收成也被扫荡光了，真是家家净净了。还有一个老渔民，打了一辈子鱼，他回忆过去的时光：我出海每次有两个月，打到石斑鱼就卖到香港，很贵呀。现在不许出海，我不吃鱼不能活，只有逃。广州的一个教授也被抓进来，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也要偷渡，看到他身穿西装，却要俯身在地用手绢托着拌着菜汤的米饭，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国家成了这个样子？

真后悔没有同意那晚在水上派出所问我的话：你留下来好吗？如果我当时知道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的一个名词“盲流“就好了，他大概知道大批从外省逃到广东的盲流中有大学生，可以利用。所以，他见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大学生吧。如果我当时留下了，到了1962年，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作出指示，放他们一条活路吧，于是，对香港的边界打开了，从广州到香港160公里的公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和徒步的行人，昼夜不停，消息传到北京，有人马上启程希望赶上逃亡的洪流，可是，中央的决定更快，内政部长到广州下令立即关闭关口，并查找在此期间到达广州的人。我在北京良乡监狱就遇到押解回来的人，罪名和我的一样：企图逃往帝国主义国家。在关闭关口前的7个昼夜里，究竟有多少人逃了出去，据说，接纳这些人，香港政府着实大忙了一阵。

如果我当时留在广东，肯定也出去了，出去后会有怎样的结果？1979年我在北京看到的一份：“香港电子工业考察报告”大致能给出。那分报告的最后部分说，该地区的电子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大发展，其核心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逃亡到香港的内地大学生。

需要提到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新疆发生的伊犁事件，也轰动了世界，哈萨克牧民大批逃亡到酃国，真的是逃往国外了。那次大逃亡使当地的生产和工作蒙受很大损失，不过，也使大批牧民活了下来。这一南一北同时发生的两次大逃亡非常生动的说明了我国当时的现实。

在中山看守所的时间是从1960年8月末到1961年6月，恰恰是三年大饥荒的最艰难的阶段，唯一活命的东西就是每天两顿用椰子壳装的米饭和一点咸橄榄酱，到了1961年，有时用青香蕉代替米饭，把没有成熟的香蕉蒸过，连皮一起吃。当地人可以吃一点家人送来的东西，是黄色粉末，类似炒面，有一回在探监后，一位难友高兴地拿回一小口袋，在我的椰子壳里倒了一点，吃起来很香，但是非常粗，很干，不知是什么，他告诉我，把水稻壳在锅里炒成焦黄色，再磨成粉，然后把米糠炒熟，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农村的农民给在牢里的亲人送去的最好的食品。

我还吃过一种真正的美味，也是一次探监后，一位难友拿来一个小陶瓷罐，在我的椰子壳里放了一点黄色的膏状食品，有点像没有炒熟的鸡蛋，其味道之鲜美，超过我曾享受过的任何美味，他告诉我，在水稻快成熟时，有一种像小蜈蚣那样的虫长成了，在排水口放一个竹箅子，这种名叫禾虫的虫子就被挡住了。在瓦罐里捣碎，去掉皮，倒在锅里炒，放一点盐，这也是能送给亲人的最好的食品了。

我们就像寄存在仓库里的货物，等候有人来提取，当然有人等不到那一天。山东枣庄煤矿的一个干部，初来时很有一点架子，不久就为椰子壳里的饭争吵起来，然后就整天骂他的单位不来接他，同时从双腿开始浮肿，逐渐发展到大腿，这时他不能坐，只能躺在木板上，当浮肿发展到腹部时，他只能喘气，不能骂他的工作单位了。从开始浮肿到去世，大约是三个月。

我们组里还有一个人，大约30岁，从来不说话，从早上起来就低头坐着，吃饭时也决不看别人分到多少，我们坐累了要起来走走，他却整天坐着，在暗淡的光线下，没有任何书报可看，只能瞎扯，这人好象在想自己的事，据说他是台湾的派遣特务，但是从来没有提讯过，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最后时刻，吃饭时，他端着椰子壳，突然向前倒下了。我看，这个人绝对不是痴呆，因为，即使完全白痴，也会因饥饿而争抢，如果是疯子，他会胡闹，但是这个人非常安静，对外界的事完全不关心，一直到死。如果没有极强的毅力，是不会这样的，也许，很大的秘密随他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