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五章 离别学校

第五章   离别学校

1950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宣传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要打过鸭绿江，最具影响力的口号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开始是捐献飞机大炮，学生捐献子弹，或手榴弹，子弹每发两毛钱，手榴弹每只两元，我捐献零花钱两元，可买十发子弹，在同学里算是中等。到了十月，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运动大规模展开，全国各地都卷入这场运动，原来只限高中以上学历的可以报名，当时许多初中学生也哭着要去，我那时念高二，担任学校学习委员会委员，要带头报名，姐姐念高三，报了名，但没批准，她也哭的一塌糊涂。我告诉父母要参军去，父亲虽然内心不想让我去，但不好说出，母亲表示，至少念完高中再去，可是我那时铁了心，非去不可，许多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国大串联的混乱状况倒有点像当时的情况，不同的是，那时是上海市共青团委组织并保送的，那时根本不知道军干校在何方，也不知干什么，就知道抗美援朝，打美帝。临到出发了，也不知到那里去，特别是为了表示坚决，不和父母告别，父亲在电话前等了一天，也没有我的消息。

命运就是如此，当时报名的许多学生会干部并没有被送到军干校，他们起了号召作用后继续读书，1952年高中毕业后随全班同学到苏联留学（全班毕业生只有两名考入国内大学，其余全部送到苏联留学，1955年我退伍考入大学时，当年的同班同学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们先在虹口的复兴中学集中，当晚（大约是1950年12月25日）上火车，是专列，七千多人全部送到南京。这是上海市第一批参干的学生，随后在过年后有第二批一万多人。为了抗美援朝，单单上海市就送走了大约两万名大中学生，全国有多少？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记载。倒是冤死的彭德怀元帅说了一句话，抗美援朝期间，大批知识青年参加我军，他们立下了大功劳（大意如此）。

当时的军干校分空军，海军，后勤，卫生，通信，步兵，等等，检查身体的结果，我是丙下，算是最差的，只能到通信学校。所以，到了上火车前知道去通信学校，但是学校地点保密（这是我国的传统）。天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踏着厚厚的积雪，我们到通信学校的学员背着简单的衣服排队走到了中山东路的原财政部，看到门口的的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信学校。

说起来人们很难相信，孔祥熙这个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怎么在如此寒酸的办公室办公，这个财政部和现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三等小县的财政局相比，也差的很远，进了大门是光秃秃的院子，大约200平方米，已盖了一个大芦席蓬，算是我们的课堂和饭厅，宿舍是三层灰砖筒子楼，即原来的办公室，大约有20-30间，男生住楼下，女生住楼上，一律打地铺。算起来，能住下600人的原来的办公室，大约能容纳100-200名工作人员，这就是那时一个财政部的规模。孔部长的办公室是一座带阁楼的单层洋式平房，进们是厅堂，大概是开会的地方，右手就是部长的办公室，大约20平方米，有几张沙发和一个非常大的办公桌，比单人床还要大，上面有玻璃板，下衬绿色呢子，这间房间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了。女生比较受宠， 她们爱坐在孔部长的大办公桌上和领导说话，我们不行。一间大概是部长秘书等人的办公室，我没有进去。在中央大厅的后部有一个旋转楼梯，可到阁楼。这座房子已经很旧了，估计是清末的建筑，屋顶是中国民间的老式瓦，可见那时还没有洋瓦。

在通信学校的生活对于上海的大中学生实在是很大的考验，首先是吃饭，全班12人蹲在搪瓷菜盆周围，这个菜要到伙房去领取，当然不好吃，最常吃的是黄豆芽和豆腐混合菜，睡在地板上也不习惯，衣服要自己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天天上政治棵，讲过雪山的历史，从猿到人，和剥削家庭划清界限等，因为学员大多数来自非工农家庭，和我在同一班的就有陈浮先，是著名企业家陈叔通的孙子，陈国钧，是泰宁镇守史陈孝威将军的儿子，我们知道的历史要比给我们上课的教导员多，所以就开始厌烦了，不少学员偷偷回家了。我不想当革命的逃兵，原因之一就是在选举全中队（120名学员）学习委员时，我是全票当选，所有女生都投了我的票，我感到非常高兴，决心把墙报办好，经常熬夜写稿子，可是这种决心并未得到指导员的认可，因为他发现我和陈国钧经常谈论国外的事情（陈国钧是从香港回国的，曾在香港著名的培侨中学读书，父亲泰宁镇守使陈孝威将军），比如，我们谈到国外的葡萄种植园在铁丝架上培育葡萄，这些话成了在大会上批判我俩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据。我们曾买了萨本栋著的大学物理，想增加我们的物理知识，结果又批判我们，不安心在部队生活，总之，我俩发现我们的追求和军队的要求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很苦闷。所幸的是，通信学校半年的预科到1951年夏天就结束了。全校学员90%以上转到无线报务和机务，学习无线电报的收发和收发报机的修理，配备到团，这方面通信学校有经验。但是，无线电收发报的保密性能非常差，当时国际上已采用电传打字技术，用有线传输，保密性很好，另外的优点是速度快，可以将数名穿孔员打出的穿孔带连续高速发到对方的电传机，后者自动将信号翻译成英文字母或数字并打印出来。这种技术在世界电信历史上是一次飞跃，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开始采用这种技术和设备。但是，由于设备非常复杂，即使是最熟练的机务员测试设备也要看厚厚的操作手册。这种技术在国内只有几个大城市有，解放军当然没有，但是需要，尤其是保密性能。所以第三通信学校便挑选一个排共40名文化水平最高的学员委托南京电信局培养，其中30名为电传机操作员，要求熟练地操作键盘（和现在的电脑键盘一样）大约每分钟120组字母（每组4个字母，构成一个汉字，电传机不认识汉字）。还有12名学习电传机的维护，修理，我和陈国钧都在其中，看来，他们虽然不喜欢我俩的思想，但喜欢我们的智力，准备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第一批电传机交给我们了。

我们这批穿军装的男女兵便被安排到南京电信局，接受他们的培训了。我们这个机务班首先学习当时采用的有线电报设备，这些设备对于当时的我国军队也是新鲜东西，也将采用，按照两名机务员（在极端情况下，一名机务员失去工作能力，另一名可以继续工作）为一组计算，全班12人可以配备在6个单位里，也就是说，在抗美援朝的战争环境下，全国只有6套电传机设备和六套普通有线电报设备配备到解放军，这就是历史的一个片段。

到了1951年秋天，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这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阶级消灭后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所有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连级以上的军政人员一律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大规模的处决开始了，我看到在当年秋天的南京新华日报上公布的当天处决反革命分子名单，每人占大约10 个字，如伪XX军长，整整两版，可以粗略估计，这一天，在南京处决了多少人！

到了1952年秋天，朝鲜停战接近尾声，我们结束了本科学习，转到南京军区集中台，地点在雨花台，现在称通信枢纽部。这个地方原来是日本的军事机构，建筑非常坚固，门外有很厚的墙挡住，似乎为了避免轰炸的弹片。我们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南京五台山原来的日本神社建立一套电传机系统，随后向志愿军总部派谴两名机务员，第三批就是我和另一位姓程的同学奉令到福建军区集中台报到，到了此时，第三套有线通信系统建立起来了。

到福州后，知道集中台的有线报房的设备是请福州电信局建立并担任维护工作的，对于军队的工作实在不方便，所以，在只有普通有线通信设备的条件下，也要自己的人来维护。这一年是1953年，我19岁。可以负责一个有线报房设备的维护工作了。其实，每天的工作很简单，早上检查全部设备，测试信号，记得第一天上班，检查完设备，开始测试信号，通知福州电信局值班技师把我的收发线路接成回路，以便测试我自己的信号，这时我用了一个英文术语loop，意思就是接成回路，对方马上非常客气地问到：您是刚来的技师吧，从此，我们和福州电信局的合作非常愉快。我们的设备出了问题也不用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来修理了。

机务员的级别是副排级，津贴费每月是16元5角，在1953年的福州，最上等的桂圆肉和猪肉松（都是福建特产）是一元多一斤，一斤多重的梭子蟹每只四毛，所以，这些零花钱相当够用。至于图书，那时是按类别定价，科技专著最贵，教科书最便宜，一律简装，在书后标明价格的旁边有一个括弧，里面写明此书的类别，比如：（12）就是第12 类，比较便宜的用于学习的书，包括教科书，每100页的价格是三毛钱，这种规定表明那时的图书业相当正规，不像现在的书胡乱定价。另外，那时绝对没有盗版书，不过，有一家龙门书局可以用照相制版的方法翻印西方科技图书和工具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急需西方先进科技成果但又没有大批资金进口国外图书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办法的确解决了燃眉之急。而且，该书局对这项工作的敬业精神也值得记载下来，例如，一本大开本韦氏大词典，不但用仿皮面烫金，而且每一个侧面均按原书摸样印出彩色并开槽显示每个字母打头部分，可以说大体达到了原版水平，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工作态度现在根本没有。

福州是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在闽江南岸的仓前山上的树林间还保留了当年外国商社和领事馆的式样各异的建筑，北岸台江则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我们的集中台在市内的屏山下，山顶有林森纪念堂。山上有大片的洋桃树，也许是军区司令部驻地，到了成熟季节也没有人采摘，落得遍地都是。

福州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宁静，没有工厂的喧嚣，也没有衙门官僚的霸气，商家对顾客非常热情，这大概是多年与外国通商的习惯。有一次我走进一家脱胎漆制品商店，店员马上为我介绍各种制品的特点，工艺，很像博物馆的讲解员，原来是将麻布套在木胎上，再用大漆涂饰许多遍，最后与木胎剥离，又轻又漂亮的脱胎漆器具便造成了。一次。我到肉松商店想买肉松，经店家介绍，才知道福建的肉松居然有许多种，比如，牛肉松便宜，但味道不如猪肉松，鱼肉松色浅味鲜，猪肉松分脆性和韧性，老年人最适合脆性的，到口就碎了，还特别介绍一种猪肉干，是将精瘦肉烹调好之后再压成薄片烘干， 呈红色半透明状，可当点心吃，得到这么多知识后，我再问，猪肉怎么能做成丝状？电主回答：是在锅里慢慢炒出来的，很费事呀。我又问，多少肉能出一斤肉松？回答：要3-4斤。在这种情形下，顾客当然要买一些的，这就是经商的精粹。最后，在包装之前，店主问我，是送礼还是自己吃，我说，这还有区别吗？店主的回答令人感动：如果送礼，我用铁盒，如果自己吃，我用纸盒，可以便宜一点。这样的商店，你能不成为回头客吗！更有意思的是，我需要买一点海米，就是干虾米，商店的玻璃瓶本来已有大小好多种了，我问，还有更大的吗？店主表示愿意带我到库房看看，到了库房，看到各种尺寸的虾干存储在更大的玻璃瓶里。商店服务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商店该怎么想？

福州市内的温泉极具特色，有一条街就叫温泉路，可以看到许多粗大的竹管从地面将地下的热水引入温泉浴室，这种浴室的大厅四面窗户打开，光线极好，空气流通，泉水从地下涌出到达第一个水池，水温至少有七八十度，水池用护拦档住，实际上是降温水池。之后，泉水从降温池边上的流槽流入第二个水池，算是高温池，耐高温的人可以下去泡一会，然后全身通红地到第三个温水池凉快一下，泡够了再到池边的躺椅上睡一觉。清风吹来，确是一次享受。这种浴池的最大特点是池水不断流动，非常干净，和北方密不通风，定期换水的浴池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只有享受过重庆南温泉的人才能体会其美妙（我母亲曾带我们在南温泉的家庭浴池洗澡，是单独的房间，窗户也是打开的，水池大约有双人床那么大，分深浅两部分，浅的为孩子用，深的为大人用，旁边有休息的床，这种家庭浴池不知别处有没有）。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思考良久，其一是解放金门失利，那段日子整个集中台都一片沉闷，没有想到在整个大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居然不但守住了金门岛，还全歼我登陆的部队，没有一个回来。小米加步枪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当时只听到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后援部队在木船里望着退潮后的沙滩只能捶胸顿足，对于既无飞机，加农炮，又不懂潮水规律的叶飞将军来说，面对守岛部队的强大火力，怎么可能不败！

第二件事更使我不得不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直属政治工作部的礼堂曾看过解放汉城的记录片，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是汉城军民过汉江撤退的时刻，慌乱的撤退到了来不及阻止人群上桥，当车辆和人群还拥挤在大桥上时，工兵开始炸桥，镜头把飞上天空的卡车和桥梁请请楚楚地记录下来了，既然这场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发动的，怎么一开始就败到如此程度？这显然是措手不及的样子，怎么解释？

这个疑问在十年后才得到初步答案，1964年我在北京良乡监狱时遇到从朝鲜偷渡到我国的一个姓金的青年，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板门店，1950年6月25日是星期日，拂晓时下着大雨，北边的坦克，大炮轰隆隆地打过来了，李承晚的兵还在睡觉呢。这证实了我的怀疑，但是，我还要继续找证据，又过了20年，我得到平反回到北京，到大学当了教师，等到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能多少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我买到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册一套的“朝鲜战争”，是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军队教材，书中详细地提供了我们在战前的准备，组织，如何抽调解放军中鲜族官兵组成朝鲜人民军，书中附有大量图表，又在仁川登陆后俘获不会说朝鲜话的俘虏等，这些资料当然揭露了事实真相，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也把战争说成朝鲜内战，不提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了。

另一个证据就是在黑龙江劳改队时（1967年）认识一位比我参军更早，但同期复员（1955年），同时入大学（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当了右派，又都当了现行反革命的人，他告诉我，他所属的部队是在1950年7月入朝参战的，先到沈阳南边的苏家屯兵站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再坐运货的车过江入朝。

关于朝鲜战争发生的真相，到此得到了结论。

1954年夏天，我被调到军区独立高射炮营当文化教员，这种工作是参军的知识份子最常担任的工作，平常日子教士兵，打仗时当士兵用，我虽然是全军仅有有的12名有线电报机务员之一，毕业才一年，为何要调离集中台？原来审查我的家庭出身，伪官僚家庭子女当然不能在机要部门工作。这样倒是给我机会领略福建南部乡间生活的妙趣。

这个高射炮营是当时福建军区唯一的对空作战武装，装备是16门37毫米的小高炮，这批武器是美国造，在北京和平解放后从傅作义的部队接收的。因为当时只有这点武装，所以要不断地在海边游动，那时，国民党的飞机整天到沿海一带侦察或空投，或扫射，但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击，所以，这支部队就拉着16门小高炮到处跑，有时军区开重要的会议，我们就到营部休息，因战士要守卫在会场周围，不用上课了。营部住在林森（国民政府主席）的别墅里，书房里还有不少图书，包括文学作品，所以，我们这些文化教员穿着军装还能躲在大人物的书房里乱翻书，也是一景。

当然，到海边驻防的日子又有一番感受，闽南在历史上是侨乡，男人下南洋赚钱，妻子在家守空房，年复一年，没有穷尽。在晋江的围头半岛，我们二连的房东三个兄弟都下南洋了，留下三个媳妇和老二的一个孩子，大媳妇已是老太太，二媳妇三十多岁，三媳妇大约只有二十多岁。三个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守着一栋漂亮的大房子，过着平静的日子。每年冬天，有人从南洋带来足够一年的费用，但丈夫很少有机会回家。这些妇女也要到地头干活，是种地瓜，海边是沙地，不能长其他作物，所以地瓜便是当地的口粮，不论贫富，一律是地瓜干当主食，海产品为副食。地瓜有一特点，当地瓜在收获后就地切片晒干，地瓜片流出的液体在阳光下立即变成黑色，所以，地瓜片煮的汤就是深灰色的浓汤，不难吃，但很难看。当地人不会做地瓜面的窝头，只会抓几把地瓜片加水煮汤，代代如此。不过，其副食是内陆居民望尘莫及的，重量在一斤左右的梭子蟹从中间切开，在锅里蒸熟，露出拳头大小的蟹黄，沾点醋就是下饭的普通菜。另一种就是海蛎子，大团的海蛎子像一堆乱石头，用小刀撬开盖子，连同壳里的汁液到入碗里，加鸡蛋炒熟，又是一道普通菜。部队的伙食几乎天天是米饭加红烧鱼，因为当地不出产蔬菜。其痛苦感觉，外人很难理解。

当地民居几乎千篇一律，上了台阶就是大门前面的平台，两侧的立柱支撑着大门上方的露台，可以晒东西，比如虾米，门前的地台可以休息。进门有天井，有正房和厢房，一般是两层，大小十多间。这种布局和皖南徽派民居很相似，但大门外没有后者的精美的砖雕，而且大量采用石材，除了房基用大块石条，窗框和窗拦也用石头，柱子则基本看不到木料，房顶不用瓦，而用砖砌，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抵抗台风。

围头半岛距离金门大约8000米，在晴朗天气时在岸边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山峰，即使在阴天时也能看到其巡逻的军舰。可惜在这里只有一个海岸炮阵地，沙滩上安置两门122毫米榴弹炮就算完事。我们的37炮固然可以平射，但射程只有3000米左右，完全无济于事。至于炮击金门的决定是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产物，将从朝鲜战场撤回的大口径火炮用在此地了。155毫米榴弹炮可以达到金门海滩，对方将面对大陆的飞机场改到岛的另一侧，那每天数万发炮弹的效果就等于放了一串大鞭炮，放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我们一般都是黄昏时分出发，16门火炮的牵引车和弹药车，高射机枪连，一律用美国道奇卡车，也是浩浩荡荡。半夜到达阵地，天亮时就等候飞机了。遗憾的是，尽管多次遇到侵入大陆的敌机，但都是炮筒高高仰起，开火的口令喊过，却只听到几声炮响后，便没有声息了。倒是敌机发现了我们的阵地，给我们一顿机枪扫射。12.7毫米的机枪射击时只听到一片哗哗声，然后就是弹壳落地的乒乓声。军人遇到这种情况实在感到泄气，便怪这种炮太落后，要求换装，其实这批37毫米美国造小高炮的弹仓旁有平台，每个弹夹有六发炮弹，需要不断地送上平台，保证每分钟160发。美国大兵身高马大，装填毫无问题，但是对于福建小兵却成了大麻烦，最多两个几十斤重的弹夹送上去便后继无力了。

要求换装的报告打上去，最后，军委来人核查，在2000米处设置把子。因为没有飞靶，只能水平射击，用炮上的瞄准镜，结果一炮命中靶心。大概为了统一装备，后来把从朝鲜撤回的苏联造37小高炮给了我们，这种表面相当粗糙的火炮也真的给脸，第一次就打下一架敌机，飞行员也被俘虏了。

我们在晋江石狮也保留了一个常驻阵地，所以能了解的当地情况多一些。泉州和晋江的石刻工艺历史悠久，在石狮可以看到完全用石材盖的房子，立拄，横梁，窗户都用石头。匠人可以把一块石头劈成长条，再雕刻成型，就像皖南的石牌坊那样做成房架，门前的立柱则可以刻出镂空的龙。有这种技艺的工匠不知到了今天是否还有。我们在石狮的驻地是典型的闽南建筑，院墙正中是一座四层楼房，院子铺一层花岗石板，上台阶后便是回廊，而且，以上每层都有回廊，楼顶是大平台，正中有六角亭子，亭子的顶完全用彩色瓷片砌成（不是琉璃瓦），顶的中心是一只飞翔的老鹰，鹰的羽毛也用瓷片镶嵌。

这座大楼只住着三个人，老太太，使女和看门人。在旁边还有一座古老的宅院，主人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大约四五岁的女儿。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的日子，这位女士整天忙着打扫房间，擦洗地面的花瓷砖，尤其是宽大的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在厅堂里有落地收音机，刻着英文的巨大的贝壳，墙壁上有煤气灯的铜管，由此可以想象当年辉煌的日子。在当地侨乡，情况大抵如此。整个村庄只能看到几个老年男人，没有学校，没有商店，也没有医院，当然更看不见北方农村常见的牛马，大车。男人不回来，自然就很少有小孩子，村庄就这样静悄悄地伴随着穿绸缎衣服的女子度过了许多年。只有当妇女们在地里收拾地瓜时，才显示出一点田野的风光，当阳光照在她们鲜艳的丝绸衣服和金项链上时，我们真有点胡思乱想了。

到了1955年早春，大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整列车的大炮和穿着烧烂的棉军装的军人连续开往福建这个形势最紧张的地区。从此，我们这个独立高射炮营就让位给拥有85毫米高射炮的部队，同时大规模裁军开始了。我也想到应该离开了。要求复员的报告请指导员转呈直工部，理由是我为抗美援朝参军离开学校，如今战争结束，我要继续读书。批文很快送到连队，部长的批示是，允许复员，但不保送进高等学校。原来，我国有内部规定，凡是被内定为需要提拔的干部，先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再保送到大学，按原来的工资发给调干助学金，不论是否跟得上课程，五年后发给毕业文凭（那时的学制是五年），然后快乐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拿到的是复员证，上面写明xx同志入伍艰苦奋斗四年半，其他优待条件当然没有，想念大学要自己去考。

我的军中生活就这样过完了，中国在解放后培养的12名军队电传打字机机务员除了送到朝鲜志愿军总部两名，北京总参通信枢纽部两名，上海市委两名（福州军区的电信都是先通过上海市委再转出的，我到上海出差时曾到上海市委通信处想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第三通信学校的同学，但被非常客气地拒绝了，可见该处的神秘），上海公安司令部两名（可见警察在中国是多么重要），南京的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两名外，就是福建军区司令部两名，这两名除了我被转到连队外，另一名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也在我之后被送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