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三章 还都

第三章  还都

从1945年秋天开始，大批轮船和木船通过三峡东行，昼夜不停。巴东这个山城热闹起来了。从省会恩施开出的卡车翻过陡峭的绿葱坡（山峰象葱那样高）也带来大批回南京的人，有一次空军第四大队的船靠岸，大队长来看望父亲，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在战后相会了，当学生的穿着飞行甲克，背后有一面国旗，老师穿的是灰布中山装。战争就是这样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可是，他们大概想不到，那场很快来到的解放战争又将怎样再次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我们在南京原来没有家，只能先到武汉，借住在父亲朋友的家，是在汉口的第66军驻汉口办事处，原来的一家银行家的住宅，三层花园洋房。胜利后的主人就是办事处主任，陆军上校，这座楼房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很可能是一个军事机关，因为在第三层的阁楼里存储了很多被服，皮靴，保险套，还有大量饼干，我们几乎每天都爬上楼梯吃饼干，好吃的是盒装，有油，不好吃的是布袋装的，不甜，但是每一包里有糖块，大概是太干了，糖块可以润嗓子。另外就是很多保险套，这种东西像干树支，一条条包在纸里，根本不象现在的样子，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办事处的士兵解释，才知道是保险套，这种产品很奇怪，泡在水里，马上就成了完全透明的圆锥形的套子，很像打开不到位的雨伞，非常薄，非常滑润，现在判断，肯定不是人造材料，但其质量要远超过现在的产品，

汉口是日寇华中大本营，所以常常看到日本战俘在军官带领下挖道边的阴沟，修马路，一律穿去除肩章帽徽的军服。他们默默地干活，也认真干，路人并不向他们扔石头。另外，有日侨集中区，由好几个街区构成，外面有铁丝网，平时不开放，周日开放，可以出售他们的衣物。这些以前的官员或商人家属，现在成了摆地摊的人了，她们以日本人的方式跪在摊子后面，这些女子并没有亡国奴的悲痛样子，平平静静，大方的很。母亲带我去主要买他们的和服的刺绣品，这些人要等待遣送回国，他们的国家早被美国飞机轰炸的稀烂，回去怎么活？后来看到的材料表明，中国政府首先不要求战争赔款，其次，遣送他们回国，这是很宽大的待遇。在日侨集中区也看到房子外面挂着小牌子，好象是今日接待字样，大概是允许接待男人。摆地摊的也有男人，父亲来汉口接我们时买了一套黄铜绘图仪器和计算尺，对方是工程师。战争的最大的受难者其实就是老百姓。

战后的汉口非常繁华，电影院的霓虹灯，广告，商场，江汉关的大钟楼都令我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少年惊叹不已，尤其是各种食品店，至今我忘不了街对面面包房里一盘盘的面包和柜台后面的好看的卖货姑娘。更有意思的是那时有大量难民逃到汉口，因为东北的内战开始了。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难民提供救济粮，其实就是奶粉，每人每天一磅（453克），难民当然不能吃奶粉当饭，所以每天黄昏在江汉路摆地摊，绵延至少有几百公尺高低不一的摊子，绿色的是军用品，黄色的是金山牌，市民也就大量购买，其价格和面粉差不多。我真不明白，美国有那么多的剩余物资。后来知道，在太平洋许多岛上储存了大量作战物资，战后移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后来到了南京和1949年到上海，更充分享受了美国在战争期间为他的军人提供的物品，在这里说说，算是一点历史资料。60年后，我吃到了我们的军用压缩饼干，其营养成分大概可以肯定，但是要说味道，那实在不怎么样。我在战后吃的美国军用口粮是涂蜡纸包装的，可以泡在水里，有砖头大小，内有肉类罐头一个，大约200克，全麦饼干四片，不甜，半压缩状，不像我们的没有强壮牙齿无法享受，巧克力糖一条，大约100克，分硬软两种，硬的可以在桌子上拍碎，咬碎有轻微响声，软的更好，像牛奶糖，两者均有浓浓的可可香味，骆驼牌香烟四只，夹在四根纸条火柴里，最后是手纸一卷。 不同的是，其罐头有的不装肉类，装水果。其饮料是铁听啤酒，没有拉环。这是在战壕里吃的。还有小火炉，其实就是酒精炉，带铁丝架，可以把罐头加热。在餐桌上用的是大罐头，比如，六磅重的火腿蛋，长条状，大约十厘米见方，带旋转开罐器，打开后可以自然切成形状一致的薄片，发给个人，这种罐头类似我们的午餐肉，但不加淀粉充数，很香，很软，我们的产品即使是上海梅林公司的也差的远。至于面包，我的同学吃过，他说，面包压缩在罐头里，打开后就像弹簧一样射出来，奶油罐头打开后可以看见金黄色的流动的油， 奶油很软，可以方便的抹到面包上，几天后，可以看见奶油里面出现小孔洞，我们的相关产品则很硬， 在面包上抹不开，里面没有流动的油， 也没有孔洞，这种差别请专家去作判断。

上世纪40年代的汉口，其城市发展水平与现在的武汉相比，实在差别不大，电影院放映的是美国彩色片，如旋宫艳后，单刀赴会，餐厅门口也是排队的汽车，江汉关的大楼也很漂亮。特别是中学生穿着白色校服，在铜管乐队后面排队游行的场面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46年夏天，我们到庐山住了大约两个月，不是避暑，是父亲参加组织庐山会议，船到九江，转汽车（不是木炭车，是中吉普车）到山下，叫莲花洞， 然后就要登数不清的台阶了。因为那时没有上山公路，沿途慢慢走也很有意思，那次，蒋介石也在半山腰卖茶水的老太太的摊子旁边歇歇，喝杯茶（庐山的云雾茶非常有名，在云雾笼罩的山上出产的茶品质好）。庐山的中心是牯岭，并不在最高处，一般人都能爬上去，牯岭有一条短街，主要是为外国人服务的面包房， 咖啡厅等，没有百货公司，有土产店，除了云雾茶，还有石鱼，有火柴棍那么长，据说是随水从山洞流出来的。街上只有一家旅馆，叫云天旅社，用发电机供电，可以享受电灯，其余商店是汽灯。可以说，牯岭完全是外国情调，没有中国式的建筑，街道也如此，庐山管理局分配我们住在一幢德国人的别墅，在中路181号，原来的家具完好，有客厅，大餐厅，两个卧室，每间带单独的衣帽间，洗澡间，厕所。厨房以木头为燃料，房前是树林，房后是块平地，按照建筑和装饰水平，这座房子很一般，底座是块石，木版墙，红色瓦楞铁皮，木地板，简单的家具，没有电灯，但有山泉自来水。牯岭的数百座别墅大致如此。即使是宋美龄的美庐也并不大。

山上没有汽车，只有不宽的碎石路，别墅隐藏在浓密的林中，但美国学校的礼堂很大，庐山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此外，还有图书馆，小道上常看见身穿黑衣的修女，但没有找到修道院。在小道上还偶然遇到蒋介石，那次，我正在路上玩，看见对面来了许多穿兰色中式衣服的人抬着一个没有顶的轿子，旁边的人也穿兰色短衣，他穿的是军装，好象在思考问题，没有理我，因为道很窄，我只能在道旁站着，等他过去。这次见到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好象很自然，因为在汉口早就见过面了，他大概是去庐山开会，途径汉口，比我去的早。在汉口的相遇比较有趣，因为他向欢迎他的群众挥手致谢，当然包括我了，具体情景是这样的：母亲叫我上街买东西，（我们借住的那座楼房在小街上），看见马路两边有很多人，我当然也挤到前面看，原来是蒋介石坐一辆黑色小骄车开过来，他从车窗伸出头向大家挥手致谢，而且是笑着，正好到我面前。汉口的马路不宽，所以能看的非常清楚。从这次相遇可以得出： 群众不是预先安排的，因为没有警察把我拉出群众队伍，我是偶然去的，其次，他不怕有人加害于他，比如，扔块石头，所以，他认为老百姓不恨他，他不怕老百姓。第三，我没看见警察四面奔走，戒严，所以，警察也没有把他路过的事当成大事，从此事可以看出领袖与老百姓的关系了。

第三次是同时见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地点在美国学校，也就是庐山会议的礼堂，那次是父亲带我们全家看演出，坐在比较前面的位子。忽然听见后面有鼓掌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蒋和夫人从中央过道往前走，同时向两边观众挥手致谢。此外，我还与宋美龄单独相遇一次，那次我到菜市场看杀牛，我刚走到菜市场旁边的路上，看见她坐在滑竿里从菜市场出来，那道路很窄，我让到路边，等到了对面，看见是宋美龄，这时，她也看见我了，我就向她鞠躬行礼，她就招手致谢，这个谢意是她单独给我的。这位令美国议员感动流泪的蒋夫人向一个小男孩致谢，这种情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就是神话。

在北京，我也曾遇到大人物上街的场面，一次是早上九点钟，我按时到达国贸上办，看见门口许多警车，马路拉起警戒线，大家只能等在线外的人行道上，时间不长，数辆骄车开进国贸停车场，然后我们上楼。事后知道是陈希同到国贸。更有意思的是遇到不知名的大人物，我从古城坐小巴回学校，车到杨庄附近，看见马路空荡荡，中间沿马路中心线安置许多警察，我们的车被喝令进入旁边支线，不许下车，也不说明原因，我们等了至少一刻钟，才看见一串骄车从北面开来，当然有警车开道，大约是逛完了香山或八大处回家，令人纳闷的是，大人物回家为何要折腾也回家老百姓。

  在庐山期间还有一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就是曾看到马歇尔夫妇。我的家在去含鄱口的路上，有一天，我正在花园里，忽然看见一个很年轻的人趴在围墙上往里看，好象是寻找什么东西，然后就匆匆走了。我马上到围墙外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马歇尔特使夫妇及随行人员到含鄱口游览，这人大概是安全人员，检查沿路情况。

  在含鄱口我还遇到陈立夫，有一天，父亲带我们到含鄱口玩，前面草地上有一位老人背对着我们，面向鄱阳湖，父亲问我是否知道这人是谁，我不知道，父亲说，他是陈立夫。而咱们的高官到某处游览，可就非常麻烦了，首先在游览地门口挂出牌子：明日静园。安全人员先彻底检查各处，管理人员再彻底打扫干净。然后首长才出现，当然，是安静了，干净了，问题是，老百姓到哪里去了?这种牌子我看到过不止一回。

  庐山留给我的印象是幽静，凉爽，干净，完全是西方环境，在牯岭没有中国式样的建筑，是中国第一避暑地，其他避暑地，如北戴河，莫干山，前者太乱，后者没有水，而且太小，鸡公山没有去过，不知情况如何。

  最近有报道，庐山居民被迁到外地，山上别墅开始出售，其命运和中国当前的强拆强迁一样。这样当然给两种人带来好处，首先是富人享受到中国最好的避暑胜地，其次，与庐山有关的部门可以发一笔大财，六百多座别墅是值不少钱的。问题是，老百姓到哪里去了/

   在这里要说说北戴河，也是我的一段经历。到过北戴河的人知道北戴河西部有个联峰山公园，公园里有林彪的公馆，但是联峰山公园的西边是哪里，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我有幸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去过，那是建国以来唯一开放的一个暑期。那次我们学校得到两张北戴河的疗养票，是发给冶金系统劳动模范的。这两张票不知为何发给了我们学部，而学部的党总支书记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张外，还把剩下的一张不知为何给了我，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教研室主任，平时也极少去书记办公室，不过就是一个讲师，可是，这张票偏偏给了我，于是便随书记去疗养了。

   火车到北戴河车站，坐接待的大客车直达东部鸽子窝旁边的冶金疗养院。首先是办理住宿登记，分配房间，这一批有400多人，全部是冶金系统的领导，没有一个劳动模范，只有我一人是教师。大楼临海，三层带前廊。我和书记，还有一位钢厂的工会主席和密云铁矿的党委书记共住一间。

   在大院子里有一个带围墙的小院子，里面有一座二层楼，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是司局级干部住的，我问，更高级的干部住哪里，回答是，山坡上还有别墅，是部里首长带家眷住的。冶金疗养院共有15座楼，除了司局级以下的两座楼外，还可以接待13位部级干部。

现在该说西区了，出了联峰山公园往西就是禁区，建国后不开放，不知为何那年却开放了（大概是1983年）而且只开放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关闭直到今日。沿往西的马路进入西区，那是另一番情景，马路两旁都是树林，林间是花园别墅，没有商店，没有旅游设施，没有汽车，有的只是别墅门口带枪的卫兵。西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行人不许走人行道，只能在马路中间走，因为卫兵神圣不得靠近。这个中间，是马路正中有一条线，行人只许沿着这条线走，不得靠近马路边。

我随当地人沿路走，首先是毛泽东别墅，一座浅黄色大别墅坐落在很大的花园中，大门紧闭，没有卫兵，但门里有看守的人喝令我们远离，我们绕到院子后面的坡地，可以看到里面，大院空荡荡，因为主人早已驾鹤西去。其后就是江青的别墅，那也是空荡荡的院子，主人也另住在秦城监狱的单间了。朱德的别墅无人看管，用大石块砌成外墙，外面有回廊，很像座堡垒。房间里的家具堆放在一起，楼下的锅炉房也破损不堪，大概多年无人居住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两座相邻的别墅很破旧，看样子多年没有修缮了，天花板都脱落了。不过 ，周恩来的别墅却不同，我们还没靠近，就有人出来，很客气地请我们离开，说领导在休养，当然不知是哪位，从中可以看周恩来此人的作风，生前占用老百姓的财产，死后允许他人享用（即便是领导.）。不像那两位，死了多年，占用百姓的财产还要人看管。北戴河东区的鸽子窝加上海边的各部委的疗养院，总共大约有一两百座，普通游人是很难得到床位的，可是西区的别墅，却是每位首长一座，而且免费，这就不免令人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将中国最好的地方封闭起来，只许高官享用？联想到我曾到包头出差，住包头宾馆，以为很高档了，后来知道，在其后面山上还有一座青山宾馆，我特地去观察，原来在一片树林中，围墙内的是几座小楼，真是幽静之地。和一片黄沙中的包头城真是天壤之别。当地人告诉我，首长来了，就住青山宾馆。

八大会场也看了，也是空荡荡的，看不到人。总之，西区给我的印象似乎没有一点人气，它离开百姓太远了，这些领导为何要把自己划定在禁区内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