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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4月17日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与同党籍众议员莱特推出法案，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人民所经历的伤害承担责任。理由是：“如果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新冠病毒的爆发就不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数十万人的生命、数百万的工作和数万亿的美元就能被保住。英国BBC4月17日也刊登了《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的文章，提到这一赔偿问题。
因此，对这一赔偿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看它站不站得着脚，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如果中国及时采取行动 就能阻止全球大流行？
结论是否定的。
美国之音4/15日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近日发表的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发现病毒通过变异产生三个不同的变异体，分别被列为A、B和C。
论文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地强调：虽然在美国流行的主要是A，中国流行的主要是A的后代B，欧洲流行的主要是C，但病源体A的发源地仍然是中国，不过”病毒最早开始传播的地点并非武汉，而是更往南的地方，有可能是广东省的广东。” 论文还推算出新冠病毒是从2019年9月13日至12月7日这个区间内开始的。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12月底在武汉采取负责任的做法，由于对广东的病源体A一无所知，仍然不能把新冠病毒的所有类型控制在武汉或湖北的局部，而不成为全球大流行，尤其是最终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广泛流行的病原体A。
即使论文作者有错误，病毒确实起源于武汉而不是更早的广东。由于当时没有一个人，包括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们认识到80%的感染者是无症或轻症患者。就算中国政府及时控制了武汉20%的患者和亲密接触者，仍然会有大量的无症感染者漏网，全球大流行同样不可避免。
结论很明显：即使中国最初采取了美国人说的负责任的做法，也无法阻止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最多是延缓病毒传染的速度，为全世界争取时间，为防疫做好准备。
所以，美国议员和其他人要中国赔款的主要理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个“如果”的假设当然是站不着脚的。
近代史上，还没有一种传染性高、隐蔽性强的新型传染病一开始就能被人类控制在局部的先例。西班牙大流感、艾滋病、2009年的猪流感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种认为如果中国能早几星期采取行动，就能把新冠病毒控制在中国的想法绝对是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厉害和高估了人类应对传染病的能力。
实际上，正是西方各国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厉害和高估了自己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才造成了西方的损失远远大于东亚的各国和地区。
二. 早在李文亮吹哨前 病毒就已侵入美国
4月21日晚间，加州硅谷圣旦克拉拉县公共卫生官员公布了3项验尸结果，发现在今年2月6日、17日与3月6日有3人因新冠肺炎死亡，推翻了先前公布的当地3月9日才出现首起死亡案例的时间点。这同样也打破了华盛顿州在2月28日公布全美第一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时间。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人们通常在感染2019冠状病毒疾病后约一个月死亡，这代表2月6日的死亡病例很可能在1月初已遭感染。
2月6日死亡的病人之所以最初没有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患者，是因为没有海外旅行史也没有同新冠确症者的接触史，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制定的测试标准。
这清楚地说明，2月6日死亡的病人是一月初在本地被感染的，属于社区感染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圣县公共卫生官员认为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已入侵美国，在众人不知情的状况下散播，且可能有其他的新冠案例被误以为是流感。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发现。这不但证实了以前的猜测：去年底和今年初许多流感病人其实是新冠患者，更推翻了许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报告，因为那些报告都是以一月中旬前美国没有新冠病毒患者为依据的。
这同以上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推断却是一致的：新冠病毒是在去年9月13日到12月13日这个区间内从中国南方广东开始的。论文指出：“看上去的情况是，有前往加拿大和北美的人携带了A型（病毒），通过‘奠基者效应’，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但却传开了，而且传染性很强。然后，突然间A型病毒在美国就成了主要的类型。“
由此可见，新冠病毒A在中国广东存在一段时间后，一支在9月到12月初的时间段里越过太平洋进入美国西部海岸地区，开始在加州等地区扩散。另一支在9月到12月初间进入武汉，然后变异成容易感染中国人的病原体B，在12月开始感染并在12月下旬小范围爆发。
这进一步说明，即使中国在李文亮吹哨的12月30日就采取武汉封城，也无法阻止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
美国疾控中心在阻止新冠病毒在美国扩散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新冠测试能力迟迟跟不上，美国疾控中心直至2月26日，还严格地执行三条标准：
1. 过去14天与疾控中心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且有发热等症状的；
2. 过去14天曾去过湖北旅行，且出现发热等症状的；
3. 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且有发热症状被要求住院的人
把大量的要求检测的新冠患者拒之门外，丧失最佳防疫时间，导致新冠病毒毫无阻挡在美国到处传播，不断产生新的病人。例如，加州2月6日死亡的新冠病人，就是因为不符合疾控中心的检测资格标准，只能当作其他病因死亡。许多在她生前生后接触过人，如家属，医务人员，尸检人员，殡葬人员，无疑会有很多人会被感染。而这些被感染的人又会传染更多的人。
很难想象，美国这么大个国家，几亿人口，到2月27日疾控中心改变检测资格标准时，一共才检测了4百多人。而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早已检测了几万到十几万。如此不可饶恕行为造成的损失竟要中国赔偿，应该没有什么道理吧。
三. 中国浪费了几个星期？武汉封城有没有补上？
李文亮吹哨是12月30日，钟南山代表国家专家组公开说新冠病毒会人传人是1月20日，武汉封城则是1月23日。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在李文亮吹哨时就采取全国性的防疫行动，所以中国浪费了3个星期。这也是美国密苏里州诉讼的依据。
有人比较客观，认为根据李文亮的吹哨和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上报的材料，要启动全国层面上的防疫行动必须还要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国家级别的专家组确认，从市，到省，到国家，都需要时间检测研判决定，放在哪一个国家，其过程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由此，中国应该浪费了2个星期。
到底是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就可以了。
如果美国一个地方医院发现了几个不明肺炎且可能有传染性，医生上报以后，要求美国国家级疾控中心采取行动的话，估计先到州一级，然后进一步检测确认，估计怎么也得几天才能拿到结果，然后还得对有关病例进行州里的专家分析，然后再报国家疾控中心，还需要再请国家级专家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后再报美国政府采取全国性的防疫措施，一步步算来怎么也得一个星期。根据这几个月看到的美国政府和疾控中心的缓慢反应，几个星期都有可能。
所以，一个大国的政府在发现零星的不明情况的病例到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过程一个星期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放到欧洲也一样。因此，中国应该浪费了两个星期。
正是中国政府意识到早期耽搁错误，采用常规方法已难以阻止病毒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才在钟南山确认人传人的3天后的1月23日，壮士断腕，采取石破天惊的武汉封城，这种突如其然，侵犯人权的行动，几乎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谴责，但正是这个绝然毅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前因为压制和隐瞒浪费的时间，虽然是以武汉和湖北的惨重损失为代价的。
这是因为，1月23日武汉的封城和湖北的实际上的封省，把最初得病的，被最初得病传染的，以及80%无症和轻症患者基本都封在了湖北这个局部，而中国各个省市的居民对封城前逃出来的几百万武汉人当成“瘟神”般的“歧视”，虽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客观上把那些潜在的病毒传播者分离了出来，孤立了起来，监控了起来，阻止了病毒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从上到下层层布控的做法控制了全国的疫情。也正因为武汉的封城，引起欧美的警惕，相继出台政策，把武汉人封堵在国门之外。
四. 在中国浪费几个星期后 世界各国防得住新冠病毒吗？
设想一户人家房间里着火，一开始想自己暗地扑灭后来实在搞不定了，才一面呼唤全家动手灭火一面拉响警报。看到该家火光冲天，住得近的邻居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赶快挖防火沟，并拿起各种灭火工具，把吹过来的火苗而引起的小火扑灭。而住得远的如欧洲各国和美国虽然也看到中国火光冲天，却认为不可能烧到自己，所以马马虎虎挖了一条防火沟后，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有效措施。
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因为早做准备，都防住了，没有导致很大的损失，甚至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中国式的硬性封城的极端措施。而美国和欧洲等国，因为疏于准备，导致重大损失。即使有的国家后来采取了类似中国的封城措施，为时已晚。
因此，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巨大损失究竟应该由中国买单还是应该由各自的政府负责，读者一定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五. 中国隐瞒疫情 白宫对疫情视若无睹
据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跟踪流行病的办公室在1月初就收到情报，预测病毒将蔓延到美国，并于数周内提出了一些选项，比如让美国人居家工作、让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封城。直到3月中旬特朗普一直在回避这些措施。
1月初，美国国务院的流行病学家在提交给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病毒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对新冠病毒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球大流行做了警告。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个小前哨部门——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也在独立的工作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1月中旬，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马修·波廷格开始就新冠病毒的情况召开每日例会。他向上司、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发出将在美国流行的警告。
然而，总统选择视若无睹。即使在1月18日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的电话会议中，卫生部长阿扎尔首次向总统通报了该病毒的潜在严重性之后，特朗普也胸有成竹地表示这事很快会过去。
“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几天后，他在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时对一位采访者说。“放心，没事的。”
即使在1月30日总统即将做出最终决定，着手发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时，当时的白宫代幕僚长米克·穆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扎尔打电话给空军一号。阿扎尔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该病毒可能发展成大流行病，特朗普对阿扎尔的回应是“不要恐慌。”
除了在发布1月底中国旅行禁止外，整个二月白宫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患者开始不断增加，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从印度返回美国时，国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向全国公众发出美国新冠病大流行不可避免警告。
在飞回美国的18个小时行程中，特朗普眼看着梅索尼耶的警告导致股市崩盘，这让他怒不可遏。飞机在2月26日早上6点左右降落后，特朗普就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阿扎尔，对梅索尼耶不必要地让人们惊慌大发雷霆。
特朗普随即召集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取代卫生部长阿扎尔负责白宫的抗疫工作，这项决定的重点很明确：不要再发出危言耸听的信息。福奇和雷德菲尔德等卫生官员的声明和媒体露面将由彭斯的办公室协调。
3月初，美国的感染数量开始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行动大规模订购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这样的关键医疗器材。五角大楼处于待命状态，等待任何为临时医院或其他方面提供援助的命令。
3月9号，特朗普还老神在在，发出那篇有名的新冠病毒是大号流感的推特：“ 去年有3万7千人死于流感。平均每年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2万7千到7万之间。没有任何事情因为流感而停下来，生活和经济照常进行。现在新冠病毒肺炎到目前为止，只有546个确症病人，22人死亡。想一想吧。”
他还预测到4月份，“天气稍微变暖时，病毒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当特朗普在3月中旬终于同意建议全国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时，大势已去，从3月9日到3月16日的7天时间里，美国确诊病例从546例增加到4226例。就此，美国防疫失败，进入抗疫的艰苦阶段。
中国隐瞒疫情，白宫对疫情视而不见，其后果是一样的，浪费了宝贵的防疫时间。如果说中国浪费了从12/30到1/20三个星期的话，白宫浪费了从1/23武汉封城到3/9特朗普发推特的六个星期。
六. 美国和欧洲各国在防疫阶段犯了致命的错误
1. 低估了病毒的厉害。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高层，西方始终认为新冠病毒不过是个大号流感。没有什么可怕的。特朗普3月9日的那个推特就是个典型。直到4月，特朗普才不得不承认他看走了眼：新冠病毒非常非常可怕，接下来两个星期将会非常非常痛苦。
2. 高估了自己。西方各国始终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卫生习惯不好，所以疫情才会在亚州蔓延。它们认为自己国民身体素质强，医疗体系完败中国，应付疫情绰绰有余，就连中国的张文宏专家都是如此看。因此从一开始挖了条防火沟，禁止来自中国的非公民入境后，就没有采取有意义的防范措施。
3. 在整个防疫阶段，不但反应迟钝，更采取了错误的防疫措施
有一种意见把西方反应迟钝怪罪于中国隐瞒真实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以致西方各国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被病毒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再说中国没能早点告知疫情有多糟，害美国反应迟缓。
如果说西方一开始就以中国的疫情和防疫状况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防疫方针策略，那现在怪罪中国，合情合理。
可是西方从来也没有把中国疫情的严重性当作它们制定政策的依据。它们一直以政治体制一样的国家和地区为依据来制定他们的防疫政策。即使中国确症病人几百万，死人十几万，西方也不会当回事。他们一定会说中国政府独裁，手段残忍、枉顾人命，医疗体系不及西方，患者来不及医治，所以才会死这么多人。中国人不卫生、吃野物，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生病。例如，《华尔街日报》把中国疫情如此惨烈归罪为“东亚病夫”的独裁体制和民众吃野物的不卫生习惯。
美国和西方各国一开始就是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疫情和防疫方法为依据而制定自己的应对策略的。
首先，他们看到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的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並不多，所以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什么可怕，其次，西方一直津津乐道于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新加坡、台湾模式，一直对中国防疫模式嗤之以鼻。
他们学习日本新加坡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模式，就是没有看出这么多模式的共同点—-全民戴口罩，大量检测，密集跟踪，严格隔离患者，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传染者。
及时和大量的检测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最关键的手段，而西方在这方面落后于韩国日本不可以道里记。特别是美国疾控中心犯的错误更不可原谅。
西方的政府和专家不是出于傲慢就是出于无知，坚持错误的不戴口罩的习惯。美国CDC一再坚持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西方主要国家也是如是说。导致80%左右的无症和轻症患者不加限制地到处传播病毒，成为西方防疫体系的最大的漏洞。现在剧情大反转，要求戴口罩了，但为时已晚，不能阻止疫情横扫千军了。
2月26日，意大利力量党议员马特奥·奥索（Matteo Dall'Osso）戴着口罩进入议会，却被质疑无用且会加剧恐慌。意大利juorno网站报道称，马特奥说是时候戴上口罩来保护大家了，但很显然，“没有人告诉他口罩是给病人戴的，是给那些可能会传染给别人的人戴的，而不是给健康人戴的”。
欧洲各国很多民众自由主义严重，经常不遵守政府颁发的防疫措施，美国佛罗里达海滩在3月下旬仍然人群爆满，许多教会仍然群聚集会，记者采访时，一些年轻人说我们不在乎新冠病毒，俄亥俄州一些民众日前示威抗议居家令，拉标语说身体是我自己的，不用你们管。这些人太自私，只想到自己，不考虑别人，他们没有想到如果自己得病，就会传染给更多人，自己生病，会占用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资源。这些损人不利己行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比比皆是。
他们学习日本新加坡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模式，就是没有看出这么多模式的共同点—-全民戴口罩，大量检测，密集跟踪，严格隔离患者，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传染者。
及时和大量的检测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最关键的手段，而西方在这方面落后于韩国日本不可以道里记。特别是美国疾控中心犯的错误更不可原谅。
西方的政府和专家不是出于傲慢就是出于无知，坚持错误的不戴口罩的习惯。美国CDC一再坚持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西方主要国家也是如是说。导致80%左右的无症和轻症患者不加限制地到处传播病毒，成为西方防疫体系的最大的漏洞。现在剧情大反转，要求戴口罩了，但为时已晚，不能阻止疫情横扫千军了。
2月26日，意大利力量党议员马特奥·奥索（Matteo Dall'Osso）戴着口罩进入议会，却被质疑无用且会加剧恐慌。意大利juorno网站报道称，马特奥说是时候戴上口罩来保护大家了，但很显然，“没有人告诉他口罩是给病人戴的，是给那些可能会传染给别人的人戴的，而不是给健康人戴的”。
欧洲各国很多民众自由主义严重，经常不遵守政府颁发的防疫措施，美国佛罗里达海滩在3月下旬仍然人群爆满，许多教会仍然群聚集会，记者采访时，一些年轻人说我们不在乎新冠病毒，俄亥俄州一些民众日前示威抗议居家令，拉标语说身体是我自己的，不用你们管。这些人太自私，只想到自己，不考虑别人，他们没有想到如果自己得病，就会传染给更多人，自己生病，会占用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资源。这些损人不利己行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比比皆是。
本文无意为中国政府推卸责任，中国政府犯下的错误应该被追责。
但西方政府和民众犯下的错误，不应由中国买单，因为要求中国的赔偿最终将由中国全民分担。
该负的必须负，不该负的一分都不会负。中国已经不是八国联军时的中国了，中国人民也不是庚子赔款时的中国人了。
即使中国政府愿意赔偿，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看看同日本签订21条不平等条约的袁世凯的下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