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思考

35年前的今天，北京出现了六四运动。用今天的视角重新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当时的政府与学生之间，似乎都有一些不成熟的动作。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矛盾，最终都是权力治国，还是资本治国的问题。是加权平均分配还是商品市场分配的问题。资本主义治国理念是建立在人类的贪婪之上的。但是，人类还有一个天性，就是懒惰。它使人丧失斗志，却想不劳而获。这就使得权力治国者有机可乘。民主国家如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滑向贫穷并非不可能。独裁国家，如果大搞资本主义，在几年之内可能暴富。但富裕之后，还会遇到权力与资本的冲突。说到底，无论那种国家，最后都是权力与资本的冲突，也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

直到今天，海外民运人士，依然反对资本主义。这说明那一代人依然没能认清，世界上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财富，一切自由、平等、博爱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克林顿的助选者帮他提出的口号是：“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 

民主与创造力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创造力。失去了创造力，贫穷就逼迫民主变形。当今的美国，其实是因为本土的创造力下降，出现了民主在变形。弗里德曼曾经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有一招，你们没学会，我们就不怕，那就是美国民间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这话是指当年的中国。而如今的台湾已经有了民主，随之而来的就是创造力。并且，日本、新加坡和南韩都是如此，他们依靠的是本土的创造力，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则是依靠进口的创造力，逐渐被动。

中国大陆，就是由于集权，而失去了创造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就有了光刻机，1980年，中国第一架大飞机也已经飞上了天。但都因竞争不过西方，至今仰人鼻息。原因就是没有资本主义和民主，没有私有财产，就没人尽心工作。哈耶克说：“经验和利益的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就是经验不能与利益相结合；每一位参加者；从主管到提议者，从设计师到工人，他们的利益，不被承认。而西方国家则使用资本的力量，让每一个人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里度·安东尼·艾科卡Lido Anthony Iacocca，对待下级的态度是：沟通，理解，检查，鼓励，放权。在民主国家，民众对于选举人的态度也是相应的：沟通，理解，检查，鼓励，信任。上下级间的这种互相激励，使得国力不断增加。

相反，社会主义的工作态度是：参加无聊的会议，揣摩上级的意图，说领导爱听的话，蒙蔽检查团，尽量把权力和拨款拿到手中，责任推给太空。

左派获得绝对权力以后，就变得像林语堂说的那样：“在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危险的时候贪生怕死，在弱者面前是强者，在强者面前是奴仆，在善良面前非常凶狠，在罪恶面前是惊人的沉默。”原因是左派不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教育。而儒家文化却极力为这种人辩护，因为儒家只为权力工作。正是这个原因，儒家文化被历代王朝尊崇。也正是这种文化逼反了勇敢，不怕死的人揭竿而起，造成历代王朝的崩溃。因此说，只懂得左派文化的人像是猪，它不明白喂养自己的人与杀掉自已的人是什么关系。载舟覆舟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

我认为，用资本主义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六四现象。六四运动的失败是，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争取民主；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试想，如果当时中共交出了政权，新的领导班子是依靠什么原则治理？会不会像苏联解体一样，全面腐化？台湾转型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因为，台湾当时有大量的具有美国管理经验的留学生，可以回台湾帮助建设。此外，台湾已经有二十年的县市长选举经验，就差最后的总统选举了。总的来讲，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经验的人，不会搞短平快。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英国是最早的开拓者，数百年来，人类遇到的每一次危机，基本上都是英国人解决的。所以，撒切尔夫人才说：“在我生活的年代，一切的问题，都是欧洲大陆挑起的，而一切的解决，都来自英语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成功的改革家基本上不去发明什么新制度，而是照搬英美的经验。我们不妨看一看资本主义是如何登上世界政治中心的？从英国的君主制放权开始。权力逐渐被贵族取代，然后，贵族的与资产阶级结合，逐渐将权力移交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假如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对这种权、钱的交易生不生气？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很生气。但理智告诉我，生气也没用。只有当资本主宰了社会的时候，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金钱才能流向穷人。也就是说，如果还是权力主导的社会，那么，永远是零和博弈。只有将权力融化成资本以后，权力才会逐渐跟随金钱走。当权力和金钱流到平民的手中，真正的民主就开始了。在此期间，防止腐败最为关键。对于平民来说，要克服的困难，首先是推动权贵们启动改革，其次是，接管权力的同時，也能律己。在这个问题上，波兰就做得比较好，而相邻的乌克兰就较差。对于权贵来说，不理解民为邦本的道理，就是慢性自杀，你不知道哪天会被取代。只靠权力吃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大陆的民主化转型之所以无法进行，是因为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根本上抗拒资本主义。不理解资本主义，结果是庸人自扰，耗尽民财，掐断了自己的生命线，也动摇了自己的统治。托洛斯基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正是在这个新的原则之下，这种国家的财富与权力逐渐逝去。因为，创新才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而没有创造力的国家，只会衰弱。创新的思想在每一个平头百姓的脑子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只有民主才能把它们开发出来，而任何想要抓住权力的人，都试图扩大“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群体。这与创新的条件相矛盾。这个悖论也出现在大学教育中。索维尔说，“在民主国家，我们过去总是担心未受教育者的无知。今天，我们却不得不担心拥有大学文凭之人的无知。”

罗素：“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即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智力和自由思想的障碍。”，“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两个人的说法，都表明，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悖论；无论是极权国家的仇富教育，还是民主国家的道德教育。其结果都一样，教育使人愚蠢。这里至少是指文科教育。因为，没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世界上最正确的东西。就像计划经济中，没人能够做出绝对正确的计划一样。所有的大学教育都只能讲一个侧面，谁也无法讲出最关键，最正确的道理。教育别人的人本身就不理解整个社会。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比大学更好呢？休谟说，“在商业社会中，暴戾的脾气被文明和礼貌磨掉了，但荣誉感却因为勤勉、教育和创造，汲取到了新鲜的活力；持久的勇气，则可以通过职业道德和私人武装来达成。这些都是野蛮民族无法实现的。”

今天，我们认为，能够成功进行民主改革的办法就是照搬台湾经验。但是，在1989年，苏联尚未解体，台湾还没有民主改革以前。民运人士的诉求是希望共产党自己来主持民主制，这可能吗？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做基础，搞民主很容易被另一种邪恶势力掌控，就如法国大革命一样。1976年，在天安门发生过四五事件。当时，行将就木的老毛，铁腕镇压了。1978年，邓小平尚未接管华国锋的权力，西单出现了民主墙，魏京生被抓。到1989年六四的时候，民运人士认为邓小平比毛更加开明。对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什么说不切实际？因为，民运人士本身就没有从中共的洗脑中解脱出来，依然认为资本主义是国家的祸害。直到移居海外多年以后，他们依然把中共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指靠压榨和贪腐获得的财富，这不是资本主义。但中共历年来就是这样宣传的。其实，很多独裁政权奉行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后，只要遇到一位明君，就会转向民主。比如，李光耀，朴正熙，蒋经国，南非当年的白人政权以及各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们。这种愿意接受人民意见的独裁者，在古希腊被称为僭主tyrant（根据立场的不同，有人称之为暴君。类似尧舜禹这类人，虽然做过好事，但毕竟是独裁者）。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比较好的做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发达社会，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穷人，找回信心。因为，如果一些人天天琢磨仇恨，另一些人时时注意发财，时间一长，两者一定出现不平等。但是，上个世纪，有些没有创新能力，却又不满现状的富家子弟和一些穷人，总想用原始的方法摆脱困境。两者的结合就出现了马列主义革命。总想大翻盘，破坏原有的道德、秩序。当年，英国光荣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双方配合，法国革命的失败是一方不配合。由此看出，成功转型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所谓配合，是指双方给对手留了活路；说了半天，生活问题最重要，什么意识形态都是借口。但不懂经济的中共，从来不知道除了暴力，还有什么能够解决问题。被洗脑的民运人士，也没跳出这个陷阱。六四事件的起因是百姓收入缩水，而提出的诉求却是民主与清廉。仅靠民主和清廉发不了财；没钱，民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只有资本主义的创新与经营，才能使整体经济提升，有了钱，百姓的日子才有希望。钱是最重要的，有些独裁的社会，只要财源不竭，日子过得也不错。此外，绝大多数人对于街头运动的理解，是从中共的各种宣传材料中得到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作品使得学生不敢离场，害怕“秋后算账”而像李鹏、陈希同这种没有经过五四运动的人，也以为天要塌了。矛盾越来越尖锐。

胡适说：聪明的人，看到历史就会觉醒。善良的人，看到真相就会觉醒。无知的人，需要经历苦难才能觉醒。而愚昧的人，死到临头都不会觉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以上的各种教训中找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