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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异就是科技的创新能力。失去这个能力,一个社会就失去了现代的道德观。社会主义是古代的道德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比较起来,资本主义道德是:以创新获得财富,财富越充足,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同时,创新过程本身也在提高欲望等级,使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博爱。现代道德虽然比较容易达到,但其困难在于创新。其实,古人也知道,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只因当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衣食足,因此,那时尊敬衣食足的人,就等于尊敬有教养的人。在东方,一般国君的后代衣食足,所以是君子。在古希腊,只有衣食足的人才有投票权。古代穷人修成正果难上加难。必须有以苦为乐的精神战胜法。
古代道德是在物质匮乏年代,推行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奢侈。但这种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周公旦在《周礼》中,以等级作为执行手段,对于鳏寡孤独进行了援助。还制定了非常人道的战争法。数百年后,这个制度出现了反弹;由于享受这个制度的人越来越多,而生产财富的人越来少,狼多肉少,导致了犯罪率上升。开始,人们还对周礼抱有幻想,后来,现实迫使他们为罪犯辩护,最后,大力宣扬’兵不厌诈‘,’商君书‘等等损人利己的理论。当最先抛弃周礼,采纳弱肉强食理论的人,沾了便宜后,大量的刺客就被吹捧成了偶像。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要离,他为了骗取庆忌的信任,要求阖闾当众杀了自己的妻、子,并且砍掉自己的右手。后来,刺杀成功,但他没有接受任何赏赐,而是说,我对不起家人;因此自杀。这就是当时人的精神战胜法。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饥寒交迫的人,被误导后,是可以扭曲成这样子的。文革时,人们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例子。后人一直把这种行为解释成是古人的侠肝义胆。而不少美国学校宣扬文革,也是这种心理。真是胡说八道,日本人在战后已经反思了这种现象,而两岸三地,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隐者、武士等等,都是生活所迫。每天饥一顿,饱一顿,被逼急了,铤而走险。‘商君书’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控制住所有人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去打仗。由此建立了危如累卵的秦朝。
中国人第二次尝试社会主义是在汉末出现的黄巾起义,他们提出了太平教,五斗米教;五斗米教的意思是,每个人向该教交五斗米后,大家在公共土地上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此有了生活保障。虽然如此,教内等级森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换句话说,当生活问题变成头等大事的时候,放弃人权就不是问题。就好像南北战争后,奴隶制被取消了。奴隶们高兴了一下,又回到奴隶主的田间工作了。晋朝,也有类似情节,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但司马炎死后,国家动乱,甚至出现用活人当军粮的事情。看看《礼运》就知道,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子,这里不再赘述。重点是:凡以意识形态建立的社会主义,最后都被逼成了恐怖主义;原因是不懂创新,入不敷出。而且社会主义,必须极权,否则无法控制分配。
上面说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就是,以创新来繁荣经济。成败的关键在学校。但如今,学校已经腐败。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它的政治化。中共体制就不必多说了。美国的学术体制,也因失去自由而腐化。类似情况在中国古代曾经不断的发生,凡是学术失去自由的时代,必定国家变弱,然后是被推翻。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必须有一种学术自由的机制,没有什么学术殿堂,没有最高学府。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因此,信息时代的学术体制应该是:学校只负责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仿古希腊的做法,依靠自己的辩论取得学术地位。而政府为学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必要的。最近网传的余建春被蔡天新挖掘的事迹就很有价值。他比一般的博士生都强,因为那些人都是冲着学位去的,而他却是一门心思的喜欢。互联网巨头的特权在本次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却也成为了众矢之的。据说,目前已经有人建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平台。希望它将为世界带来真正的言论自由。
古代王权下的社会主义,由于帝王的思想单一,因此总是高丘之下必有深谷。古代王权总是不稳,故而害怕资本主义分权,因此必须打压。现代社会是民权,非常稳定,因此,不怕资本主义分权,同时,现代资本主义含有社会主义成份,因为科技创造的价值实在太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富人就该出钱帮助穷人,这样也能购买自身的安全。现代社会主义没有太多改进,还是王权思想,大起大落,变化的仅仅是传统道德换为嬉皮士。当下,民主党代表了美国的衰败;表面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富人的帮凶,剥削工薪阶级。这种政治团体,很像中共,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抛弃了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却又与陈旧的学校体制结合,压制学术自由,无法在科技上突破,找不到理论出口,就乞灵于嬉皮士,得不到权力就鸡鸣狗盗。昨天《悉尼奶爸》提出,右派失败,完全是不注意宣传的结果,这话很到位。文昭也有类似看法。互联网时代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右派增加宣传投资还是必要的。相信川普离开白宫后,共和党人将有更多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