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

人常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但当善恶标准没有确定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淮南子.道应训》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翻译成白话文是：“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爵禄与赏赐，是人民所喜爱的，就请大王您亲自执掌；那诛杀刑罚，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来干这个赃活。”宋君听后说：“好。我受百姓赞美，你受百姓怨恨，这样一来诸侯面前就特别有面子。”但当宋国人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就亲附子罕，百姓们都畏惧子罕，不到一年时间，子罕就将大权旁落的宋君杀掉而篡夺了宋国的政权。”

从这件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很多时候，恶人也有好报。但进一步的思考，还会发现，在儒家的作品中，所谓的好人和坏人，都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进行评论。而现代社会的善恶标准是对人民而言。标准不一样，记录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对于要求平等的人民来说，司城子罕的夺权表明，那个时代，儒家的洗脑还没有完全，君主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让百姓依附自己，就能够得到这个权力；田氏代齐也是类似道理。事实上，没有儒家洗脑的春秋时代，君权也并非后世那种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权力。传说，商汤曾经希望以自焚来换取久旱的甘露。从此看出，那时的人还懂得权与责是绑在一起的道理。古希腊也有类似情况，遇到重大灾难，国王的子女，甚至国王本人要成为祭品。随着时代的进步，西方国家通过科学分析，弄清楚责、权、利、法，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关系，于是民主与科学在西方蓬勃发展。而中国，由于儒家的关系，混淆责任、权利、法律的关系，遇到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就来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和你打哑谜，最终走向反民主，反科学。

很多古书上记载：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弑君事件出现了三十六次。儒家的作品把弑君说成是天大的坏事，但当百姓被儒家洗脑后，君主的权力得到巩固，而百姓死了多少人，却只字不提。不仅如此，孔子还埋怨百姓不听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说与女人、小人最难相处，你对他亲近，他就跟你蹬鼻子上脸，你和他疏远，他就抱怨你。儒家这种，只为君主利益着想的做法，使得春秋结束以后，出现了战国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弑君的事情少了，因为，各国君主逐渐懂得了利用宣传手段，掌握绝对的权利。接着叼盘的法家跑出来为君主们制定法律。法律本该是为弱者服务的，一旦它为强者服务，那么法律就被篡改成了盘剥弱势群体的记事本，每当君主们忘记了如何欺压百姓的时候，看到它就想起来了。但与此同时，由于权贵们的盘剥，低端人口越来越多。他们不知道下半生怎样生活，无依无靠，无所依赖，这就是无赖这个词的来源。《唐睢不辱使命》就说的就是弱势群体，如何面对这样的王法：安陵是个只有五十里土地的小国，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以五百里的土地与他交换；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摆明会有阴谋。安陵君派唐睢去见秦王说，这是祖传的地，不能随便交换。

秦王大怒说，“你知道天子发怒会怎么样吗？”（当时他还不是天子）

唐睢说，“不知道。”

秦王:“天子发怒，就有上百万的人会死，流血千里。”

唐雎:“大王知道平民发怒会怎么样吗？”

秦王:“平民发怒，不过摘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而已。”

唐雎:“那是无能的人发怒，...有志之士发怒，就有两个人会死，流血五步。”说完，站起身，拔出了剑。

秦王收起得意的表情，向唐睢跪下道歉：“先生请坐！不必如此！我明白了，虽然我灭了好几个国家，但灭不了区区五十里的安陵，就因为有先生这样的人在。”

从这里，我们看出，古代的刺客是受到人们尊敬的英雄。他们代表弱势群体，向专横的独裁者挑战。这与现代的恐怖主义不是一回事。古代的独裁者是不与民众商量，遇事我行我素。所以只能用刺杀来解决问题。现代的恐怖主义是，别人已经与你商量，可是你还是我行我素非要使用杀人的手段。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战胜野蛮，就是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民主国家，由于人人都能安心工作，遇事好商量。所以，他们的科技水平与日俱增。这些技术，就是民主国家的法宝。而在独裁国家，由于人人不能安心工作，那么，他们的科技水平就无法提高。另一方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出：无论是君王、大臣还是贱民，每个人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生死。独裁统治下，只能有一个人来掌握所有人的生命。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焦点。当民众都惶惶不可终日，无法安心工作的时候，国力怎么会增强？

儒家虽然把天子神化，但同时，依然指明两点，第一，天子要有自知之明，干不了就隐退，具体事例是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第二，责任与权利同在，具体的事例就是上面说的，商汤为了祈雨自焚。而中共的特色是把上述儒家的两种观点，反过来总结成理论，作为执政的原则。也就是，一、没有自知之明，绝不下台，二、只抓权利，不负责任。此外，没有严格法律，而‘共产’又使得人人没有‘恒产’谁也没有‘恒心’。有希望拿到的就只有权利，有了权利，就可支配一切，（全有），没有权利就一切不能支配；包括自己的身体，（全无）。所以，争权必须全力以赴，你死我活。每个人为了权利，用尽了各种手段。每个人都在不断斗争中生存，没有一天安宁，没有安宁就没有心情做任何工作。西方世界在古希腊时代，以及法国革命时期，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人心浮动局面。西方思想家经过反复的思考后，发现，唯有将各种利益分开，才能使得大家都安心。世界上，最重要的利益只有两种，一是权利，二是财富，权利是不能分割的，否则会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而财产却可以分割，因此，必须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作为一切工作的底线，才能使所有的人安心工作。宪法是一种公正的约束，财产则是更加根本的约束。他们把这个研究结果归纳为：“权利不能私有，财富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将堕入地狱之门。”这种思想，最终成为民主国家，治理无赖的手法。就是让你‘有赖’；保障你的衣食住行。在这种国家里，没有死刑。因为，既然人人都条件不必犯罪，也能生活，那么，在监狱中度过一辈子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习总说2020年要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光说没用，要看看此后是否会取消死刑？这才是检验贫困现象的决定性指标。

马克思是一个不懂实业的书生，如果没有别人资助，他连生存都成问题。而且，他也不知道，在他死后，资本主义世界会变成福利政权；说他是个无赖，并不过分。这种人却非要反对西方文明的成果，非要把财产‘公有’。他那本不考虑如何执行，不计后果的神话经济学，最终造成所有的财产都被某个个人所掌控。如果说，儒家把权利集中到君王手中的做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幼稚的共运则演变成一种，为了破坏稳定的民主秩序，达到篡权目的的有意图谋。更糟糕的是，在封建制度内的所有无赖中，至少君主本人‘有赖’。可没有法治约束的共运，在权斗的时候，没有任何保障，人人都是无赖。

中共在刚刚建党时，之所以能够纠集一群人，是因为这些人头脑简单，他们只是愚笨的利己主义者。只知道零和博弈，不懂得非零和博弈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只相信表面口号，却不懂得其背后的阴谋。中共内的明白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用了这种幼稚心理，以极小的成本，拉起自己的山头。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只适用于黑社会，不适用于政府。黑社会捣乱就是为了捞点生活费。可独裁政党则随着矛盾的激化，消耗的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动摇国本。所以说，独裁国家中，最大的卖国贼就是决策者本人。也可以说，比起民主政体来说，这些‘明白人’还是不够‘精致’。

毛天天叫嚷自己要‘无法无天’，把玩命当游戏，不管后人评说。了解一下他的历史就知道，他一辈子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法治社会。毛本人就像“水浒”中描写的史进，卢俊义，把自己的产业散尽，先成为无赖，再去打天下。因此，他非常欣赏无赖的命运。见到进口的无赖理论，一拍即合。无赖为他带来了绝对的权利，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论调，在于冷兵器时代，也许有些道理。而在现代战争中，却落伍了。况且，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人不能永远的置于死地，拼命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毛主观上的想法是，用一群无赖，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无赖，让所有的人都赖在自己身上，对自己俯首帖耳，甚至对非洲的政策也是如此。但是，客观上讲，当所有的人都赖在他身上以后，所有的人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失去创造力，国民经济就无法发展。没钱，拿什么养活这群无赖？他倒是绝对的‘有赖’了，可那些被置于死地的无赖，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