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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网上作者郑若舜提到：“苏联时期，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指苏共）的话，你反着听刚好。他们说的英雄，其实都是流氓无赖，他们说的坏蛋，其实都是君子。因为他们的观念体系和评价标准，都是反人类的。”
网名赵鹏的作者在留言中，这样写道：“看透一个骗子需要一个人付出时间、感情和金钱的代价。看透一群骗子需要一个民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今天大谈爱国的，也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非常聪明的骗子，他们一般是政客；一类是非常激动的傻子，他们是绝配。前者负责收割，后者负责奉献。”
尽管知道他们说瞎话，但毕竟还得与狼共舞。在国内，遇到这种事情时，我脑子里总闪出了五十年代，小人书《西游记》中的一个画面。不过，我们还是看看别人的想法吧。 一位名叫李幺傻的作者写了这样三个小故事（本文有删节）：【1、老太太出生在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贵州，后来在贵州一家国营工厂工作。老太太说：“那时候，厂门口的墙上写着巨幅标语——我为祖国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这让她很委屈。自己受气一辈子，凭什么要让孩子也受？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厂职工子弟学校，她坚决鼓励孩子上高中，考大学，走出去，离开这里。
我问：“孩子现在呢？”
老太太说：“一个留学英国，一个在瑞士银行上班。”
我问：“您有两个孩子？”
老太太说：“那时候，他们不让生，我偏偏要偷着生。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出息了；而工厂后来倒闭了，很多孩子没有工作。还有好几家的孩子早早没了，现在老两口生活无着，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老太太接着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们的话，你反着听刚好。”
2、1959年，苏联水利专家要在河南三门峡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水电站。于是官媒对这一利国利民的壮举，大吹大擂。所有的专家，一致叫好。接下来是几十万人的集体搬迁。我妹夫的爷爷可能是当时留下来的唯一一个人。老爷子来到了大荔县城。那时候，户籍制非常严格。出个门、到食堂吃顿饭，都要查你的户口。老爷子在县城里没有户口，就没有土地；没有土地，就无法生存。那个年代，这种人被称为黑人黑户。农民是那个年代最底层的人，而黑人黑户更是连农民都不如。谁都可以欺负，可以呵斥。你再欺负，再呵斥，我就是不离开关中平原。县城旁边有一座破庙，连门都没有，菩萨像也被推倒了。老爷子收拾收拾，就住在这里。住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吃饭问题。老爷子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辆破烂架子车，他拉着架子车在县城里穿梭，看谁家有活干，赶紧前去帮忙，拉煤炭拉柴禾拉砖瓦，干完活，给两个馒头就行。就这样，老爷子在大荔县城旁边留下了。这一留，就是十年。十年的艰辛，终于感动了附近生产队的干部。干部们研究说：咱村的地那么多，种不完，就给他一块自留地吧；看他也是个老实人，就给上了户口。就这样，老爷子分到了八分地，也有了县城户口。靠这八分地，老爷子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当搬迁到外地的移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老爷子顿顿吃的是白蒸馍夹油辣子。
然后，娶上了媳妇；再然后，儿孙满堂。他的儿孙们都在县城读书，接受良好教育，现在个个都有出息。几十万听话的人，搬迁到了贫瘠落后地区，忍受了几十年的饥饿。老爷子偏偏不听话，早早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那个三门峡水电站最后没有建成，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这世界，就是这么荒诞。
3、我在我的小说中曾经写到过一件真实的故事。
文革时期，有一部电影《战洪图》。那时的电影少，就那么几部，反复看，自然家喻户晓。《战洪图》中有一个经典镜头：滔天洪水来袭，社员同志们手挽手，唱着歌，挡住了洪水。这部电影热映的时候，秦岭山中爆发了一次洪水。山中伐木的几十名青年也学着电影中的镜头，手挽手，唱着歌，歌曲当然是气势磅礴的革命歌曲，想要挡住山洪爆发。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全被淹死。
淹死几十个人不算什么，那时候没有人把死亡当回事，死再多的人也没人记得。可你知道那时候的板桥垮坝吗？知道通海地震吗？知道伊犁大火吗？】
所有的人都是这么飞蛾投火般的无私奉献，别人难道还不接受点教训，把眼界放远一点吗？在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社会里，最重要的不是技能和工作。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位置，以及怎样鼓足勇气摆脱困局。在国内时，每当我遇到类似问题就想起小人书《西游记》中《小西天》那册的一个画面：第二次被擒的时候，黄眉老妖祭起了法宝，孙悟空见状，一个筋斗翻出九霄云外。结果，别人都被捂进去了，只跑了他。筋斗云十万八千里，本来就象征人心所想，‘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翻筋斗就好比脑筋急转弯。
网上的另外一个段子，总结了什么是勇气：
一条船上，几个国家的将军们，吹嘘自己士兵的勇气。为了证明，德国将军叫来自己的士兵：“爬到桅杆50米处，跳到海里。”士兵面不改色做了，摔得通红。德国将军很得意。
日本将军叫过来自己的士兵：“爬到桅杆100米处，跳到海里。”士兵面不改色做了，摔晕在海面。日本将军更得意。
美国将军叫过来自己的士兵：“爬到桅杆120米处，跳到海里。”
士兵挺直脊梁说：“将军，请确定你的命令!”。
美国将军说，“去跳!”。
美国士兵：“将军，你疯了！我拒绝这种毫无意义的命令！”
美国将军转头对日、德将军说：“这才是勇气。”
在中共体制下，如何对付不讲理的事情，是一门艺术，思维的艺术。遇到困难，多数情况下，并非只有‘是与否’这两个答案，寻找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答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它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因为还有道德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