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与中国科技

最近一部热播剧《都挺好》展现了小康社会的特点，家庭成员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你牵着我，我拉着你。谁也别想在事业上奋力前进。只有苏明玉，在故事发生以前就发了大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好象文革中，各种文艺作品内，总有一个全能的书记一样。要是明玉没有特殊的生活经历，没有发大财，这剧就没法演了。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即使是描写市民生活的作品，依然无法摆脱‘高、大、全’的形象。这是因为，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在不堪入目。

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差距其实是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差距。在此，我们先要回顾一下两种社会的定义，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由此看出，大同社会的特点是，第一，在公权力下，选贤与能；也就是选举制。第二，从生到死，都是政府供养。第三，人人出以公心，没有浪费现象。第四，人们为了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感到羞耻。

那么，什么是小康社会呢？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 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也就是说，在小康社会中，各个家庭只顾自己。贵族世袭，你爸是高干，你也是高干。家庭，城市的界限分得很清，主权高于人权。由于失去了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人出现了。他们主持公道，除暴安良。但失去权力公有以后，只有遇到了圣人，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可是，圣人要等数百年才遇到一次。

对比《都很好》就发现了两种社会的区别。首先，如果像民主（大同）国家那样，从小就免学费杂费，那么，就不会有明玉与她母亲的矛盾。第二，民主国家没有等级差别，更没有户口问题，因此，苏大强当年结婚的时候，就不可能用户口换取对方的美色。第三，民主国家的富人必须纳税，却享受不到福利。这样一来，人们并不像小康社会那样贪心。如果没有发财心切，苏母恐怕不会因和了麻将而猝死。

正是与大同社会的这些差别，使得中国科技无论怎样努力也追不上西方国家。因为大同社会，不存在生存问题，学术研究，乃至发财，更多的是为了兴趣，为了活得精彩，不负此生。大同社会认为所有公民像是一家人；也即全社会凡是经济能力好的要照顾经济能力差的。因此，大同社会的人，更愿意为别人着想。比如，当年，为了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工人罢工，政府判了七人绞刑，一人十五年徒刑。这说明，美国工人为了别人家庭；为了更大的家庭竟然肯丢掉性命。各家顾各家的小康社会有什么特点？虽然表面客客气气，但是，我们家的核心利益，不容你碰，你们家的核心利益，我可以想办法骗取。这也是中共与发达国家之间无法共存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之间虽有利益冲突，但都不会损害别国的核心利益，因为，他们已经懂得了，谁也不傻，损害别国核心利益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但是，中共至今依然没搞明白这个道理。原因是，他们自己没有创新能力，不损害别国利益，就无法跻身大国行列。

从《都挺好》中，我们能够看到。小康社会，因不肯提高养老水平，导致各种不必要的矛盾。比如，老人为了炫耀儿女的‘本事’，要求过分的物质生活。在大同社会，这种现象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人人都是从平等的竞争中走过来的。而且，物质生活并不能带来一丝荣誉感。使很多人，因为儿女出钱买房而感觉羞耻。因为，养育儿女时是得到政府帮助的，不是完全由你自己负责。那么，儿女们发达后，你有什么资格享受儿女的钱呢？只有富人才完全负责儿女的生活，那是一种荣誉。只有这种人，将来才有资格自豪地说，我养了你。但儿女依然可以说，如果没有你，政府不会不管我。因此，富人也不敢说那句话。

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使得大同社会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为什么？如果 你不熟悉科技创新时的心理过程，可以思考一下文艺创新时的心态：“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爱伊斯坦说，“一本书，如果你不能看出其文字以外的东西来，那么，这本书你就白看了。”就是说，陶渊明与是爱因斯坦的体会是一样的。这就是创新社会的根本策略。只有在大同社会中，才能诱发这种创新，才能做到“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尤其是，当社会发展以后，财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因此，只有在大同社会中的科研经费才能实实在在的为科研服务。知识分子的特点是重名不重利，但只有他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以后，这个特点才能发挥出来。并非孟子所说，“唯士为能”。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说，“我愿意当你们的后勤部长”。不过，他还是站在小康的角度说话的。而小康社会，既然一切以家庭为主，那么，大部分科研经费很容易被挪为私用。因为，主管人员也可能有几个穷亲戚吃不上饭。或者说，民生问题就拖了所有人的后腿。苏明哲就是例证，本来可以安心搞科研的工作，就是因为远在小康社会的家人，把他从大同社会的科研工作中拖了回来。不但是他的损失，也是大同社会的损失。除此以外，大同社会的相互信任程度比较高，这使得他们的养老院比小康社会更加令人放心。换句话说，如果是在大同社会，明玉很可能不必辞职。

再看看小康社会的做法。任正非说，“钱给够了，不是人才也是人才。”这话在落后的小康社会也许有几分道理，因为，科技落后的时代，财务也不复杂，只要你权力够大，容易一目了然。自古就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 说法。但是当科研水平提高后，此话就未必成立。牛顿一生中，最大的几个贡献，都是他十几岁时，为了躲避伦敦发生的瘟疫，他休学回乡时完成的。迪卡尔年轻时，经常是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种人的发明创造与赏罚没什么关系。可是，任老板要求员工996的工作方式，就等于杜绝了牛顿与笛卡尔式级别的发明出现在华为。另一方面，任老板却说，“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这好似当年刘邦刚刚杀掉韩信后便感叹道，“安得猛士守四方。”一样，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