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情报工作和保密措施

中共一向把情报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国共分家以后，便处心积虑地保留了很多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军队中工作。同时还密令地方青年学生党员，投考国民党所办的军校，毕业后渗入国民党军中去。这些中共党员常常假扮成反共的样子，以取得国民党上司的信任。他们由初级军官逐渐升迁，日后成了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高级将领。这是中共布置于国军中情报工作的主要步骤之一。

中共情报工作收效最大最迅速的是电讯的侦查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破译，从而对国民党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国军尚未行动，其部署的作战计划，已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部。

这支赤色第五纵队的组织，分为四个部门。

一，侦查组：有电报机三座，负责侦查国军电台方向位置，据以判定国军的位置与动向。

二，收报组：有收报机四部，日夜不停的窃收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构所发出以及各军师部来往的电报。如系新密码，寄送猜报组研究，如系旧密码即交译报组翻译。

三，猜报组：以王铮（诤）为领导，有若干专门研究密码学的高级技术人才（其中有由苏联受训回来的），长年累月地研究国军所使用的最新密码。尽管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经常更换新的密码，但红军的密码专家，运用他们卓越的密码技术，在无线电报侦查中窃取了三至八个电报后，便能将国军所使用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仿造国军的密码方式，制成密码本交译报组翻译。

四，译报组：使用猜报组交来的仿制国军密码本，将收报组送来之电报，翻译成文，送情报机关研究。

中共对这些高级情报技术人员特别优待，十分注意他们的营养与保护他们的康乐。即便在瑞金最艰苦的时候，他们的待遇也要比红军总指挥更好，使他们能够安心的从事最有价值的情报工作。同时对于他们的安全与居处，也特别保守秘密，给他们以最周密的戒备。红军中不仅中下级干部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连红军总指挥，军长之辈，也不清楚其内部情况。

以上是收集国军情报方面的，对于防止红军情报外泄的措施，同样周密严谨，滴水不漏。红军部队中，布满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人员，及中共党的组织人员，重重地严密监视着每一个官兵。为了防止泄露军事秘密，在作战撤退时及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排出收容队随后卫警戒部队同行，对于落伍的官兵如无法抬运时，便毫不留情地将落伍者枪毙。在战场撤退时，对于负伤不能行动，又无法搬运的负伤者，只要被红军打扫战场的队伍看到，必将之杀死。邱会作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两件事情，似可以作为上述保密措施的注脚。一是当年他还是个娃娃兵的时候，长征前奉命参加埋藏军工用品，完成任务后就发现被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盯上了，连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地紧盯着。因为知道他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担心万一他“开小差”会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开会决定把他彻底“保密”（秘密处决）掉。某日，突然几个人将邱会作绑了起来，向他展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邓发签署的处决邱会作的手令，然后押解执行死刑。后来碰巧在押赴执行死刑的路上，遇到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周恩来是派邱会作埋藏军工用品的长官，他用眼神询问邓发是怎么回事，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照老规矩办），周恩来略加思考后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绑，救了他一命。

另一件事发生在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失势，军中召开批判彭德怀会议时候。有一次罗瑞卿主持会议，会中吴法宪起来发言说，“我要控诉，过草地时，三军团杀了一军团的人！”罗瑞卿说：那就是彭德怀，黄克成搞的。这时彭德怀的老部下钟伟起来抱打不平，说：情况不是这样，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打仗，黄克成被撤了职，不是他们搞的。我当时就是负责收容的，情况我知道，过草地时有个重伤员实在走不动了，他为了防止敌人追上来暴露自己是红军，就换了衣服，罗瑞卿同志却说他要叛变革命，要杀他。我说我负责收容，情况我清楚，我们的战友从江西走出来，现在负伤这么惨，我们要帮他一把。罗瑞卿同志却坚持说他要叛变革命，并亲自杀了他。是你们杀的，怎么是三军团的人杀的呢？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初为了保密，杀人灭口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