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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九篇文章”是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到1932年5月所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该组文章以辛辣嘲讽和怒骂尖锐指责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文章最初起名叫“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一度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之后又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据看过这些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说，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在“九篇文章”中提出观点，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并且多处引用了刘少奇的观点。该组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这两人是毛当时关系最为密切的“同志”，也是当时最早最坚定支持毛泽东斗倒王明的盟友。毛泽东把文章送给他们两人看，明显有“路线交底”的用意。胡乔木因为是毛泽东的秘书也看过此文，他自己说是“属于例外”。
时间到了1964年春天，“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和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毛泽东又将文章批送谢福治，李井泉，陶铸传阅，叫他们提出意见，以便修改。毛泽东当时新加批语说，会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泽东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做决定”。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对“九篇文章”做了修改，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增加了若干文字，胡乔木说，修改后的文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忽然改变了原本不打算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公开发表，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然而不久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发表的念头。原因是当时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他不愿意公开这组文章而给刘少奇脸上贴金。
1974年6月，毛泽东又翻出这“九篇文章”，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除，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是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阅读。当时毛又对周恩来十分不满，正要策动旨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泽东有意将这些文章作为反周的石头使用。
毛泽东最后对此文发生兴趣是他去世前仅仅一个月的1976年8月，当时他找出此文，叫人读给他听，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都已经不在人间，邓小平也被再次打倒，毛的“敌手”已经尽数铲除，夕阳西下，毛泽东抚今追昔重温旧稿，或许只是出于对这组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