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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时学会的最有价值的本领是认字写字。写字是从田字格本开始的,绿色方格里有虚线拉出的一个“十”字,横竖撇捺折钩点各就各位用铅笔写在田字格里。到三四年级时,田字格本换成练习簿,里面的方格变成一行行的横线,铅笔也换成了钢笔。钢笔上端有吸取并储存墨水的小橡皮管,藏在笔杆里。墨水吸的太饱,会从笔尖溢出,写字时笔迹粗重,化开来弄脏纸张。但我那时的问题是常常忘记灌墨水,上课时写着写着字迹颜色变淡,终于写不出字了。那时会向同桌或前后座的同学“借”墨水,对方拧开笔杆,如香烟对火一般,笔头对笔头,从自己钢笔的小橡皮管里挤出几滴墨水救济我一时,使我能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四五年级时还有毛笔课,大楷中楷小楷交替练习,墨汁瓶里的墨水奇臭无比,打开瓶盖瓶口周围结一层硬壳,毛笔课时整个教室的空气里充盈着墨汁臭味,挥发不去。毛笔课结束,大家一窝蜂涌去水池洗毛笔,水池瞬间变成“墨池”。写过的毛笔任你怎么洗也回不到未使用前干净挺括的状态,可见出污泥而不染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大约三四年级起,就有了作文课。优秀作文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里朗读。听老师读范文,开篇便不同反响,写道:“东风吹红旗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继之是卫星发射原子弹爆炸,还有王铁人带领石油工人挖出新油井,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再夺大丰收之类的鼓舞人心的消息罗列。我那时作文随便如何胡编乱造也只能得个“中上”,听了范文真感觉自惭形秽,对同学的开阔思路和视野佩服得一塌糊涂。可是后来每次听范文,无论是谁写的,也无论是“难忘的一件小事”还是“我所尊敬的某某某”之类的记事文或叙述文,开篇总是“东风吹红旗扬”,要不就是“红旗飘”,我的佩服之情也就渐渐消退了大半。
除了语文算术之类的文化课,还有劳动课,每周一次,因为“德智体”须要同步发展,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劳动课时大家去校工李阿姨管理的工具间,领取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然后去校革会平房后面的田地里翻土播种蚕豆之类。偏安一隅的厕所足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天然肥料。此外,每日各班级学生按小组轮流值日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扫地擦窗抹桌子。如果有谁轮到值日却忘记或者故意开溜跑回家去,第二天上课到教室会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黑板上,下面大字写着:补劳动三天。五六年级时还曾每周半天去上海灯泡三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灯泡三厂在国定路那里,离开小学一站路。当时厂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郑师傅的红鼻子。郑师傅和蔼可亲满脸堆笑,红彤彤的大鼻子油光铮亮,鼻子上粗大的毛孔里总有金霉素眼药膏似的乳黄色白点溢出,十分醒目。我很长一段时间听到或想到灯泡三厂,眼前就会浮现出那只布满白点的红鼻子。
小学期间最令人兴奋的活动莫过于去复旦大学大礼堂包场看电影。《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八个样板戏,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都看过许多遍。稍后又看过不少阿尔巴尼亚电影,那些电影里的许多台词都经常被人模仿,比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之类的。再后来又有几部罗马尼亚电影放映,罗马尼亚电影里有些之前其它电影里未见过的“浪漫元素”,使早发育的懵懂小子兴奋莫名。记得有一回复旦放映《多瑙河之波》,里面有个镜头是男主角之一的船长米哈伊与他老婆调情,在船上将他老婆一把抱起,转一圈,说:我要把你丢到海里去。我们班里我后座的同学随学校包场看完那电影后,又旷课自己去一连将那电影看了许多遍,回到教室后情不自禁模仿米哈伊船长转着圈子说:我要把你丢到海里去。结果上课时被女老师当面痛斥:下流无耻!
复旦小学的老师当初多是三十岁前后的年轻人,女老师居多,也有几位男老师。我对男老师印象较深,他们分别是T长根,张贵彬,Z连保,李谋宏老师。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江众的体育老师,恰好凑成一个五虎将。
先说说T长根老师吧,当时三十岁不到,脸上还时不时蹦出几颗青春痘。T老师原名好像叫做T阿男,跟《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解放军新兵蛋子重名,后来改名为长根,是领导阶级里经常见到的名字。T老师是任课老师,哪里需要哪里去,不做班主任的。他那时教我们英语课和体育课,所以说起来他可算是本人的英语启蒙老师。T老师的英语课有意思,他上课总是先给我们讲许多小故事,内容主要是说非洲人民如何热爱毛主席。比如他说有一个黑人兄弟千方百计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扯开上衣就把像章别到胸肌上去了。我听了头皮一麻,心想这位勇敢无畏的黑兄弟太适合做地下党了,被特务捉去随便老虎凳还是辣椒水,肯定都不能使他做叛徒的。T老师讲完七八个小故事后,不忘激励大家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定要学好外语。然后领着我们读几遍单词,接着中气十足要我们跟着他大声朗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读个十来遍,就到了下课时间。那两句英语是我从T老师那里学到的英语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