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几个日本人 （东京往事）

说说刚去日本时认识的几个日本人吧。这几位都是打工时认识的，大概可以算是日本的劳动人民。到东京后，我的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清扫公司找工作。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公司叫做第一装备株式会社。事务所当时位于东池袋“步道者天国”（步行街意）边上的一个小巷里，数年后搬去了日本最高的建筑阳光大厦办公，鸟枪换炮看上去比原先宽敞明亮而且气派了许多。

到事务所见到了森田科长，笑嘻嘻白而微胖的圆脸，说话时两只手指不住地跑去头上夹弄烫过的小卷发。我那时还听不太懂他的话，但他慢声细语的说话方式与我儿时从电影里得来的对日本人的印象大相径庭。他一边微微歪斜着脑袋说“靠马路哪”（困惑不好办的意思），一边却给我安排了早晚各一份工作，顿时解决了我到日本后的吃饭问题。

早上的清扫活在神田车站马路对面的一个第一劝业银行，晚上在市谷车站附近的一个株式会社里。那段时间，我每天一早去神田的那个银行扫楼梯，下午去明治学校学日语，学校结束后与画家Z君在池袋车站插科打诨消磨若干时间后，再去市谷干另一份清扫活。在神田认识了今泉君，在市谷认识了小林君。

今泉君是常驻神田那个银行里的清扫员的小头目，那时四十多岁，仍是单身，他手下有两个老太太，她们管他叫主任。今泉君额头上总扎一快花布条很是醒目，那布条与我原来对日本人的印象倒是很吻合，只是我在图画上看到的日本人脑袋上扎的是白布条，而他头上的布条是带花的，他隔几天换一块布条，就如别人换衣服或领带一样，布条颜色不同，但都带着花。我问他为什么要扎那玩意儿，他说那玩意儿叫做“钵卷”（发音哈气妈KI），扎了干活有元气，还可阻挡头上的汗水流入眼睛。但我在那里干活期间并没有见到他头上流汗。他留着卷曲的长发，手背上的汗毛黑而密，写字时却像女的一样小手指向上高高翘起。他平素话不多，大概与他手下那两个叽叽喳喳的老太太无话可说。但我为了练日文，干活中间休息时东扯西拉地问他一些事情时，他却兴致很高。他取出纸笔连写带比划地回答我的问题，后来还特意带一本和英字典来，将一些与日文外来语对应的英文词汇也写在纸上。他手下的两个老太太见状大发赞叹：主任真厉害啊，英语也懂，真了不起啊。今泉君认真地回答说：没办法，日语说不通，俺只好用英文。我夸赞他的卷发很酷，声音也雄浑好听。那使得他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是天然卷发，年轻时长发及腰。而至于声音好听，乃是因为他年轻时是摇滚歌手，他做出怀抱吉他，摇头晃脑唱歌的样子。说他最佩服最喜欢甲壳虫乐队。他说他年轻时巡回演出跑遍了日本列岛。当他说他这些往事时，表情神采飞扬，与他平时苦涩的脸形成颇大的反差。他还教我有关日本相扑力士的级别的名称，在纸上写下横纲大关等称谓和一些有名力士的名字。他对政治或历史的话题也不无兴趣。告诉我许多日本人尊敬和感谢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对日本以德报怨。又说他最讨厌苏联人，因为苏联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与日本签过和平条约还出兵打日本云云。我在他那里打工的三四个月里，通过与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瞎扯，学到了不少日语。

每到周末银行休息时，需做定期清扫，就是去办公室拖地板打蜡。那时森田科长会临时调度一些人手来帮忙，有日本人也有几个中国人。开工前或休息时大家席地而坐在并不宽敞的休息室的榻榻米上，日本人一堆，中国人一堆，各自闲聊天，今泉君哪堆都不参与，找个角落背靠墙盘腿正坐，双手抱在胸前，低头闭眼打瞌睡。但自然是睡不着的。

干活时，派来的日本人在其他楼面，那几个中国人则与我和今泉君还有那两个老太太在一组。中国人里有两个是姐妹，北京人。姐姐那时38岁，妹妹35岁，两个都没结婚，在一个语言学校学习日语。那两姐妹在一起时总是争锋相对争论不休，一个说左，另一个必说右。虽然左右其实都无关紧要，但她们两个十分较真，互不妥协认输。比如妹妹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姐姐便说：得了吧，什么民主，假民主，虚伪。之后两人便为日本到底民主不民主争得面红耳赤乃至于互指对方“懂个屁”。每当争论时她们总会声音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直到今泉君忍无可忍大喝一声“无路晒衣”（烦死了），才偃旗息鼓各自收兵。

然而有一点那两姐妹观点感受都高度一致：她们都觉得日本人是色鬼，喜欢骚扰她们。妹妹说她干活时日本人老是盯着她的屁股看，说有一个叫佐藤的日本人还当面说她的屁股好看。姐姐说：可不是嘛，那个佐藤就是个色鬼。有一回还摸了她的屁股。那姐妹两去换洗拖把时，一起干活的两个上海女人就在背后嘲笑他们说：那只屁股还说好看，瞎了眼珠子了。另一个说：就是呀，我都比她好看点呢，至少脚（腿）比她长。

在今泉君那里干了三四个月后，我换了一份上午的工作，便不再去他那里。大约个把月后，有一天与Z君在池袋车站里站着闲聊时，从来往人群里看到今泉君走过，他走路低着头，不东张西望。我大声叫他，他有些吃惊意外地抬头看到我，露出点笑容，扬起手来向我摆了摆，并没有过来与我说话的意思。那是我最后一次碰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