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枪毙，党的政策已经够宽大的了

没有枪毙，党的政策已经够宽大的了

一剑飘尘

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末期了，屁孩一枚。当然对文革的前因后果，都不了解，何况是在远离北京的小城市。但是，文革中许多事情，让我至今也忘不了。其中之一是游街。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游街是什么回事。首先讲一下形式：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就是撞死雷锋叔叔的那种车子），车厢两边的护栏后各站一排罪犯。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名。一般来说，每个游街罪犯的身后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每个战士用两者手，抓住一个罪犯的一只手臂往前按，这种姿势可以把罪犯的头压得低低的。这种姿势对于罪犯来说，当然很痛苦。不过，可以营造出罪犯就特别猥琐，战士特别高大的视觉效果，彰显宣判的正义、光辉形象。

在那样一个没有娱乐、甚至批判娱乐是醉生梦死的年代，游街是很少几种的合法的、全城狂欢的节目，也给我们这些孩子的童年带来了无尽乐趣。我们会追着卡车跑，胆子大的，就扒上卡车的车邦子，等于是免费坐了卡车。对于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就是沾了高科技的边了：一年中，整个街道上，也见不到几次卡车啊。

现在提及高科技，大家就是想到给我们生活中带来便利的GPS、网络、VR 等等等。但是在文革那样自行车都稀缺的年代，高科技对于我来说，首先就是游街工具的卡车。和任何时代一样，接触高科技总是让人显得更牛逼。因此，做卡车司机，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份非常让人羡慕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中，每次看完游街，过了老瘾以后，意犹未尽的情况下，就会谈理想。许多人都会说自己长大也要做司机。虽然解放军战士，很崇高。但是司机才接触到高科技的卡车啊。其中一个男孩子家庭出身不好，有一次，他鼓足勇气说也要做司机。我们这这些小朋友们当然就毫不客气地嘲笑他：那么牛逼的卡车，怎么会放心交给他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开呢。

于是，那个孩子就说：我长大要做罪犯，被游街。

这句话，真的把我们都震撼到了。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做罪犯也有牛逼的地方。不仅可以免费坐那么长时间的卡车，还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出风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做罪犯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我的一个玩伴儿，就在一次围观游街后，说当他扒上卡车跟风的时候，正好在一个罪犯的下面。那个罪犯竟然对着他笑了。我不知道那个罪犯是不是因为总算坐上卡车了，而高兴地笑。反正，我的玩伴说自己被吓坏了，跳下了卡车。

哪个罪犯呢？

就那个，牌子上有个红叉叉的。

有个孩子就说：有红叉叉的罪犯都是死刑犯呢，游街之后，直接拉去刑场枪毙。听了这话，我们都沉默了，心里痒痒的：看来刑场才是最牛逼的地方啊。但是，据说刑场很远很远，远到卡车都跑不动了，才开始行刑。

后来在学校里，就有其他街道的同学跟我讲，他曾经跟着卡车去了刑场。而且，看到那些犯人被枪毙了，子弹从脑袋的这边打过去，带着血迹从另一边飞走了。

像我们弹弓弹射的石子吗？

比那个可快多了。

去过刑场的同学就很得意，显然，他是看过更高的高科技：枪、子弹。

他就继续说：囚犯的血流了一地，还溅到他衣服上。看，他衣服上的补丁，都是因为血迹洗不掉。母亲用缝了块布遮掩血迹的。

现在想想，他当然是吹牛。一方面，那个时候无论谁的衣服上都有几块补丁，大人们的衣服上都有。所以，后来到美国以后，见到许多新潮的衣服上会有五颜六色的补丁，我都会猜那个人是不是很穷，和我小时候的生活一样穷到衣服一定有补丁的地步。当时还不了解美国，不知道美国政府对于穷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补助。就是当时有人跟我讲了，估计我也不会相信：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在我儿时的经历中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天上下雨都要用各种器皿接住，因为自来水还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顺带说一下：就在我儿时围观游街的同一时期，美国家庭已经开始使用彩色照相机、录像机。

还是说后来，关于那个去刑场孩子吹牛这件事，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每次去刑场看热闹的人都特别多。他一个屁孩子，怎么可能挤到前面，看到枪毙人的场景呢。

不过，当时我是信的。甚至怀疑，他身上的血迹，会不会就是那个对着我的玩伴儿笑的囚犯的血迹。

最后一次看游街，是中学的时候，83年严打，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在我们中学操场上召开的宣判大会，因为其中绝大多数的罪犯都是学生。审判大会是由我们的姓沈的教导主任主持的。这个教导主任在我们学校也很有名气，大家都公认他能力很强，曾经还是校长的人选。但是，文革后被列为“三种人”之一，而失去进一步提拔的机会。

这些罪犯中最严重的，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其他学校的高中学生，罪名是调戏妇女，以及拥有一把匕首。其他几个学生好像罪名就是流氓阿飞啥。其中，有我认识的我们学校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在学校就是挂了号的调皮捣蛋，但是我却忘记了他的罪名。看得出来，这个同学对于这种被带回本校公审的经历非常羞愧，不需要公安（总算用公安代替士兵押解犯人了，也算得上进步）的下压肩膀，就一直低着头，深深地低着，低到我们根本看不见他的脸。

宣判大会结束，这些学生就被带到卡车上游街去了。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班长，在学校里也算得上是出名的好学生。但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认识的人被游街，还是很震撼，以前那种看游街的好心情，就全没有了。

后来我送全班的作业本去老师办公室，听到老师们谈论这个学生，都是他过去一些调皮捣蛋的经历。其中一个老师就感慨说：这么点小事，也要被游街，真不值得。

这个老师的语气其实并不是为这个学生打抱不平，更不是挑战这个游街的制度，而只是惋惜这个学生的人生因为这些小事而毁于一旦。

但是，我们那个姓沈的教导主任正好在，立刻就说了一句：“游街算什么，没有枪毙，党的政策已经够宽大的了。”

立刻，办公室里老师们全部闭嘴不说话了。

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沈教导主任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当校长的希望，或者，就是因为他政治觉悟比较高。

转眼间，游街的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把取消游街，当做中国这么多年来，有限的政治进步之一。但是，最近几年的局势，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游街被取缔也许只是因为卡车落伍了。在私家车都到处都有的年代，卡车游街估计是连小朋友们吹牛皮的兴趣都激发不起来了。这也算得上我鼓吹的无限主义的一个证据：科技进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我的无限主义里还有一句话：科技进步改变人类思维模式。却没有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找到证据。因为，我突然发现：科技进步只是把游街用的卡车，变成电视台、变成视频了。

所以，一剑飘尘不佞之才，在此妄想一下：如果哪一天我也被上电视了，我一定要像那个牌子上有红叉叉的囚徒一样，对着所有的电视观众微笑。仅仅如此想象一下，我都热血沸腾了：当时那个囚犯只能对着一个孩子微笑。而我，可以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微笑。我相信这份微笑，也一定会像王宇律师的视频一样，一夜之间，传遍所有华人的微信朋友圈。这，也算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无限主义了吧？算得上我自导自演的无限主义的证据么？

20160801

2016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