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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为了纪念毛发动文革50周年，支持者和反对者又发生了大辩论，把个习总也搞得左右为难。在香港，也有60余名“毛泽东思想学会”的成员，冒着35℃的酷暑高热上香港中心街区举着标语，振臂游行，大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批臭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矮子”。
文革似乎并不像邓矮子向年轻人宣传灌输的那样不得人心。那么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初衷是什么？我们要学会不听一面之词，尤其是不听那些所谓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那些人口中的说法，因为那肯定是不公正的。不同阶级的人，在其中恩怨不同，立场自然不同。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是普通人，但也要避免皇帝最容易犯的错误，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都要学会做个好皇上好法官，要学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不以当事人身份，不陷入其中，不带成见地分析问题，不单听任何一方的抹黑。
连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极为相信别人的抹黑的，有的时候，我到一个新的环境，哪怕我与那里的人从无交往，但只要有人在那些人面前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故事抹黑我，十之八九这些人会不假思索，信以为真。我就在想，世人还在嘲笑古代的皇帝如何昏庸，如何偏听偏信，被奸臣误导，好似自己很清醒的样子，可要是这些人当政，恐怕还远不如那些皇帝呢，国家只要三天就亡了。
为此，我制作了三段文革视频，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收音机里原汁原味的录音。请大家从邓矮子歪曲的另一面来了解文革。
请大家看完后想一想，文革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后来会偏离了初衷？文革开始之初，毛是不是已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足够的预见，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案预防？为什么后来又全面失控，使得运动走向了反面，连他自己也无法驾驭，最后失去了信心，乱了方寸？
但要是没有文革，任由刘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胡搞，是不是早就实现了今天这种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早就象今天这样黑恶势力满街、鬼兽遍地、邪说横行？残酷的现实已经教育了广大民众，邓矮多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已经难以欺骗群众了，群众已经自发起来反思：文革打击的势力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势力？破坏的是谁的伊甸园安乐窝？哪些人的利益受了冲击？使什么样的人有志难伸？保护的又是哪个阶级的利益？
文革打击的是那股隐藏在党内行资本主义的“封资修”，并不是针对人民的。正如《决定》中说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迫害”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搞特权、腐化堕落、专门整人害人的“老干部”“老革命”；还要“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埋没那些自恃有知识有文化有手腕有口才，好乱说乱动，躁动不安，自以为是，却又满身邪见的“精英”、“能人”、“二道贩子”、“劳改分子”的“才华”，如毕福剑之流。这些人大多在当时被称为“地富反坏右”，被毛压迫，让他们“有志难伸”、“白来一世”，只有老老实实做人，他们哪怕现在混得不错，也对毛极端仇视，恨之入骨，认为毛耽误了自己展示“艺术细胞”的花样年华。而文革保护的却是那些不善投机倒把、崇尚劳动、口拙言少、安贫乐道的安善良民，当时叫做“劳动人民”、“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大概算现在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那时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文革一结束，最先致富的恰恰是那些劳改释放犯，这些人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二道贩子和倒爷，从行贿干部批条子，套取紧俏物质捞取第一桶金开始，整个社会风气加速下滑，秩序逐步混乱，邪恶当道，富的都是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劳动人民的地位一落千丈。
然后各路“能人精英”纷纷粉墨登场，行坑蒙拐骗的邪术，以求快速致富，沉渣泛起，有胆有力者当车匪路霸、黑恶势力，手无缚鸡之力者，也能凭如簧巧舌，自立邪说，沐猴而冠，包装成专家登上大雅之堂，都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骗子满街，出现无数三角债务，无数假冒伪劣，无数携款潜逃，这都是那些“能人精英”的杰作。
再后来就是当年老干部老革命亲自出马搞改革开放，为自己的子女掌权经商，量身定做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先以国企改制为名，大肆鲸吞国有资产，让子女瞬间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大开国门，“引进外资”，邀“帝国主义”不必再象当年军舰开道，夹着皮包就神气活现地回来了，官僚买办集团打着党的招牌，与帝国主义联手大合唱，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劳动人民。这些常委的儿女，乃至儿媳女婿、侄子外甥，不需努力，都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大托拉斯。他们亦商亦官，把持国柄，掌握着专政工具，对任何挑战，近用刺刀机关枪解决，远用氢弹中子弹威胁，江山稳固，再无后顾之忧，似能永享富贵。
而劳动人民却跌到了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孩子，哪怕读了博士硕士，也只配在劳动力就业市场排着长长的队，被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管家、师爷、打手、狗腿们象萝卜白菜一样挑选，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文革相比天差地别，沦落为最低层，再无说话的地方，再无讲理的衙门。
毛的文革从一开始起就注定要失败。毛想完成的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欲与天公试比高”，毛再有雄心也不是天公的对手，只能凭着一己之血性，不计后果，去和千万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思想战斗，招惹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搞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去作一个失败的孤独的英雄，去做那些招千人骂万人恨的事情，却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
毛所倚靠的阶级，即所谓的“劳动人民”（安善良民），显然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流氓无产者”的对手，照行话讲，是“革命的力量仍然远远小于反革命的力量”。即便毛能洞若观火，但文革的任务不可能由毛一个人完成，他需要有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可他没有，他儿子死了，后来连找个靠得住的人继承他遗志都很难，人亡政息，文革大业不了了之。而他的干部队伍，有的要借文革公报私仇，有的两面做人阳奉阴违，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的安心要乘乱搅局的，有的不加强学习不能领会精神，有的假装积极，以极端方式过度“革命，滥用“革命”，以掩人耳目，掩盖自己的历史问题。况且无产阶级也并非都是劳动人民，不少流氓无产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摇身一变，混杂在劳动人民中掌了大权，让人难以将其和真正的革命群众加以区分，而当上红卫兵造反派，进入革委会工宣队，欺上瞒下，大肆作恶，利用文革，公报私仇，整人害人，终将文革带进死胡同。最可气的，这些人昨日还是造反派，今朝又称受害人，反诬自己是上了毛的当，将其罪过全交由毛一人去买单。
《决定》早就预料到隐藏在党内老奸巨猾的走资派肯定会借运动波及无辜，将运动性质引向邪路，因此特别提到不要将运动扩大化，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要求：“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都应该团结”。“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谆谆告诫“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然而事实上，政策到了那些干部手里完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曲解。
《决定》为防止批判侵犯公民的名誉而持慎重态度，说：“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而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干部那里，又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决定》还十分发扬民主，希望能“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以纯洁干部队伍，事实上在那些干部的抵制下也没做到。
《决定》甚至如诸葛神算般早就预料到，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害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在“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会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以各种方式破坏文革，他们会“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事实上，奸人们就是这么搞的，最后把文革给彻底搅黄，使文革与人民对立，使人民产生厌恶和抵触情绪，人人自危。
在革命方式上，《决定》也预料到了会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而特别加以限制，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然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干部”非要偏激地去做，最后真的演变成野蛮的批斗和惨烈的武斗，有的干脆将人打死。
《决定》还预先考虑到，运动可能会影响生产生活与教学，因此特别强调要“妥善安排，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然而到后来，偏偏就搞成了全民大串联，生产无人管。直到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又再提出“抓革命促生产”。
《决定》深知刘邓一伙惯用的伎俩，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为了防止运动被这些老奸巨猾的走资派利用，特别规定：“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然而到了执行时，由于隐藏在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已经成了气候，刘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文革初就让工作组把斗争对象揪成“喷气式”批斗，大搞红色恐怖，而邓矮则发明了“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专门糊弄毛，毛一时不察，信以为真，确实说了过于自信的话，做了错误的决策，事后邓矮就将这些罪过全算在毛的身上，把毛说成疯子，借以丑化文革。
结果每次运动都遭这些人暗算，偏离了斗争方向，朝着庸俗化、娱乐化、野蛮化的方向发展，每场运动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又引发新的不必要的矛盾，愈来愈偏，终于走向了反面，毛不得已与刘邓划清界限，分道扬镳，向全世界公开自己与它们是“两个司令部”，使运动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以控制，到后期，几成乱麻，民心尽失。在林彪叛逃后，毛见败局已定，对文革彻底失去了信心，悔之不已，却无可奈何。加上晚年老迈昏聩，再无当年之英明神武，彻底乱了章法，昏招迭出，尤其在继承人问题上犹豫失策，终使邓矮逃过一劫，咸鱼翻身。
不过，发动文革是有必要的，毕竟使邓矮的权贵资本主义晚实现了几十年，而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正气不敌邪气，反动势力依然大于革命势力所致。无产阶级中流氓无产者太多，与劳动人民难以区分，剥削阶级思想即使在贫下中农中也根深蒂固，而真正的劳动人民和愿意当劳动人民的人实在太少。
复新无意为文革鸣冤叫屈，因为在中国搞文革注定要以悲剧收场，但如果说毛发动的文革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没有经验可循而终至失败，使国家遭受了“浩劫”，毛就算是独夫民贼的话，那么那些放着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中华帝制不搞，执意要拿十几亿人当小白鼠，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试验田，美其名曰“搞特色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瞎走一气，行“改革开放”，学“美式民主”的人，更是注定要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而成为千古罪人。
毛要是泉下有知，知道现在的中国人这样糊涂，会听由邓矮胡说，把罪过都归在他一人身上，一定会愤愤不平，胸中肯定也有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我毛某确实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疯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毛某没有私心，没有一个官是像刘志军向温塞20亿元钱那样，靠拍我马屁，陪我打桥牌上来的，国外没我毛家一分钱存款。
我若有私心，我夺取政权之后，就该和刘邓合作，也学他们一样，复辟资本主义，我何苦叫岸英上朝鲜到最最危险的美国人第一优先轰炸的志司去镀金？我该叫他去美国读博士镀金才是。我可以让他和岸青、李讷、李敏、远新一起承包国家最肥的工程，控股最大最来钱的国企，学温冢宝卖国肥己，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这种生意就算白痴岸青也能做，凭我手中的权力，保证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富翁，与刘邓和气生财，何苦反目？我何苦非要发动文革，做那个恶人，和我老婆江青吃饱饭没事做，非要去割你们的资本主义尾巴玩，去得罪你们？这对我毛家有什么好处？
而我却没有这么做。我有权不用，任其作废，从不考虑为我毛家谋福利，换了你们任何一个，哪个做得到？你们难道非要我这么做才觉得爽吗？
我把你们当人看，为工农翻身做主人，为劳动人民争取应有的地位，不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让你们有尊严地活着，不惜发动文革，不惜被你们说成是权力斗争，而与党内走资派撕破脸皮，彻底决裂，爆发内讧，大打出手，难道错了？我为国家从此不用看苏修脸色，不用怕美帝要挟，能与其平起平坐，而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主，难道错了？你们当真觉得非要沦落到今天这样给权贵资本主义打零工，给官僚资本家交重税、当房奴、吃假药，才算幸福？
早知如此，我不如在我权势最隆，你们成天在我像前神经病似地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乘机提出恢复帝制，要黄袍加身，我谅你们这些马屁精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那样我最头疼的继承人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远新就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而不必一会找林一会儿找华当接班人而搞出那么多麻烦事了，叶、李、邓也没有理由与华勾结叛变了。而我却没有这么做，想到这些，我都悔死了！
难怪那个满清的金复新总说你们中国人不知好歹，不值得同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一贯善恶不分，忘恩负义，是非颠倒，恩将仇报，看来是说对了！你们真没良心，把你们当人看的人，为了你们不惜与走资派拼命的人，你们要骂，把你们当猪看的人，屠杀学生的人，你们却感恩戴德，认贼作父，言听计从，信之不疑。你们不反现在骑在你们头上的走资派贪官，而去反几十年前的文革，你们有病啊？找抽啊？看来你们的确不值得别人善待，确实只有被饿死的命！”
后记：本文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不少人指责我美化文革，说我是在否认文革造成的灾难。对此，我想补充一句，我并不否认文革给某些人带来了伤害，但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毛，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平的，不科学的，很多罪过应该算在刘邓走资派身上，这才是本文的要点，希望这些朋友能看懂。搞文革这样的事情，需有大智慧、大勇气、大手腕、大魄力，还得有足够的支持，因为要破除的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几乎是从人的本性上改造人，本身就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的能力仅限于能认识问题，但缺乏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支持，因此文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反而遭到那些热爱目前性福生活的世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