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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浙江大学张允若教授的纪念文革之举动
明年2026年，是发动文革的60周年。
中国人对什么什么多少周年很重视，文革60周年应该怎样呢。
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 余家庭整个被毁”。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张允若为纪念文革的牺牲者，用心血归纳整理出的一份《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用血淋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文革是一场灭绝人性的猖獗屠戮，它将知识、知识分子置于空前绝后的悲惨境地，让不屈者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消亡。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而且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作任何认真普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
张允若教授说，梳理并编制这一名录的过程，我的心情一直是压抑和沉重的。我仿佛再次看到了当年的恐怖和残暴。众多鲜活的生命，众多年富力强充满创造活力的生命，竟然如此无奈又如此壮烈地毁于一旦，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戕，都是让人悲痛的；何况那么多国家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之材，其中不少还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泰斗、大师级人物啊！他们的离去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那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知识精英走向死亡之路的共同之点，就是悲壮二字。他们的死，和平常年代中的“自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貌似惋惜地说：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呢？再忍耐一下、坚持一下，不就可以迎来拨乱反正的一天了吗？这些人要么对当年的恐怖和残暴毫不了解毫无体会，要么就是被“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思维浸透了骨髓，而这种人生哲学正是国民劣根性的重要表现，它让国人几千年来始终在“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状态中徘徊。
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再回顾一下当年的惨状吧，让没有经过这场浩劫的年轻人也来了解一下当年的情景吧，那些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煽动起来的野蛮和残暴，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x份子xx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纸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x份子xx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铁板，还要你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xx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你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以上叙述实在还不能写尽当年人们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如果说封建专制和法西斯年代的凶残，总还有一定的场所（比如在审讯逼供或牢房之中），而文革中的野蛮凶残则已遍及城乡各地各个角落，简直无处不在。只要拉起一个团伙、紧跟“领袖”的部署、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整人、打人、残害无辜。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口号鼓动下，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下，人的尊严扫地以尽，人的生命视同草芥，置身于此情此景，叫人还怎么“忍耐”、怎么“坚持”？人总还有一口气嘛，而况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此等野蛮、残暴、非人待遇，他们毅然慷慨赴死，誓以生命作最后的抗争，这不正是十分值得人们敬重的决定吗？
当然，各人的情况会有差异和不同。有一种人原来曾经执掌过实权，比如某些（不是全部）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过人、作过恶，文革之初他们又想故伎重演、把祸水引向普通群众、在普通师生中抓“牛鬼蛇神”；后来风向一转，他们竟被更有实力的当权派抛了出来，成为运动的替死鬼，在绝望之中选择了自尽。正像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原任部长徐某后来总结的那样：他们的前半生是整人，后半生是挨整。不亦悲乎！对于这种人，本名录将区别对待。他们的死，也很可悲，但却悲而不壮。他们是特定制度的牺牲品和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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