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应该都是玩政治的老手

中国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应该都是玩政治的老手

 在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与政治体系往来程度最高的群体。

即使是小微企业的企业主，也比白领、普通工人等社会群体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这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也是私营企业主的主动谋求。通过政治身份或政治关系，企业不仅能够谋取到合意的政府政策，而且可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声誉，有助于提升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

总体上，政商互动中以私营企业主采取主动姿态为主，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的政商关系是私营企业主被动服从或“庇护”关系，则有失偏颇，政商“共谋共建”关系的说法更接近于现实。

 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注意新的社会群体，私营企业主是其中被吸纳幅度最高的群体之一。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显示，23.9%的被访企业主曾经担任过或正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政治吸纳私营企业主的原则是以经营业绩为指标的优绩主义。政治体系选取成功的私营企业主，运用政治身份和社会声誉等政治认可和政策帮扶工具，规范其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培养私营企业主群体中的“优等生”。

 获得政治吸纳的私营企业主，需要有较大的经济贡献，除了企业纳税额和资产总额，衡量经济贡献的标准还包括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劳资关系、市场诚信等综合因素在当地的排位。政治身份包含的政治荣誉和社会声望等柔性约束，对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私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与政治身份的“含金量”呈正比。研究表明，具有政治职位身份和党派身份的企业主，相对于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更为积极主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更为积极主动。

 优绩主义原则使担任政治职务的机会大多给了中型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小微企业的负责人极少获得类似机会，这就导致私营企业主群体在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深度上十分不均衡。与之相应，具有政治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活动中表现出更明显的功利性。

 政治身份有助于提高私营企业主自己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但是在驱动企业主促进行业发展等公益性方面，作用却并不突出。“私营企业政治参与功利性突出，且行为结果具有排他性，在给一部分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会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

此外，非制度化的政商交往十分普遍，并不受政治吸纳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政治身份更便于而不是减少了私营企业主的非制度化政商交往。私营企业主普遍谋求个人的非制度化政治联系，通过交往活动实现自利目的，与部分政府官员形成稳定而持续的利益共同体，以形成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环境。这是一种双向度、排他性的利益交换。

 中国的政商关系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建立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度逐步提高，党政干部与私营企业主“合作共赢”的合意关系成为常见模式。

 这一时期，政府和私营企业形成了具有正当性的政商关系。政府对私营企业的“规制-帮扶”措施，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成长的加速器。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在发展早期曾受益于政府的政策扶持。同时，国家采用吸纳“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主进入政治体系的策略，使私营企业主进入政策网络；私营企业主则发挥自主性，调适或反向调适政府政策，政策过程由此成为政府宏观意图和私营企业经济可行性的“利益契合”。

 2010年前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成熟，政府主要职责定位转向于市场监管。同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地方土地财政空间收窄，地方政府要创造政府绩效、维持日常运转，越来越依赖于私营企业提供税收之外的支持。“裁判员”和“化缘人”的双重角色，加剧了地方党政干部职能的张力。

 民营经济的发展走向展现出越来越大的自主性。政府出台的经济干预措施，需要更多照顾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诉求，比较奏效的方法是以“做大蛋糕”作为利益回馈，实现规范和引导民营经济的目的。然而，当私营企业主不认为政策措施能够使其快速获利时，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往往会被扭曲或抵消。

 党政干部追求政绩，私营企业主追求业绩，两者同时影响国家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当政府政策意图与现有市场逻辑相协调，政绩和业绩良性契合时，政策法规得以顺利推行。基于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合意”政商关系，政商双方的利益契合是广泛而正当的，与“庇护制”有重要区别：党政干部不需要回避与私营企业主的交往，出面为其争取便宜之策、政策优惠等行为，是履行发展型政府职能的需要。私营企业主通过配合政策导向，获益良多。

 当政策法规意图与现有市场逻辑存在紧张关系时，追求政绩与追求业绩的合力，往往使政策的真实效果“出乎预料”。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政绩的前提下，政绩追求需要迎合业绩追求，偏离甚至悖离政策意图。党政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双方“共谋”扭曲政策，以“障眼法”满足政策法规要求。党政干部是私营企业的“指路人”，私营企业是党政干部的“业绩贡献者”，双方构建起干部晋升和企业发财相互促进的循环。而基于个人利益的循环，不仅加剧政策扭曲，也可能绑架政策。

 近年来，政策扭曲现象日益显著。例如，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国家出台多种政策措施鼓励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效果远不如人意。有研究发现，官员的短期政治需求与实质性创新的长期性也存在矛盾。因此，为了迎合官员的政治需求，获得更多的财税补助，企业会进行短时期能出成果的创新，而不是进行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的“高质量”创新，以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政府的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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