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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国官场上掀起了一股打网球的风气。上自外经贸委主任吴仪，下到各市区的领导，都纷纷开始打网球。那个时候，高尔夫球还没有形成风气，网球就是最贵族化的运动。陈良宇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到任何地方，别人都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彭浦机器厂虽然许多人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厂长，但是却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即使是在当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陈良宇也经常在老干部活动中心陪老干部打几局乒乓球。
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之后，不仅衣服修饰开始大有讲究，而且从此之后再也不打乒乓球，而改打网球了。当然，中共官员无论大小，玩贵族运动的时候，无论是装备还是场地，都是不用自己掏钱的。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中共干部自上而下，无不热衷。因为在共产党干部心目中，只要不往自己口袋里拿，就不是贪污。化公款和别人的钱再多，也不算腐败。
贵族式运动，实在已经是共产党干部的痼疾。通过这种所谓“高尚”的运动，大小干部连接起了一种感情纽带，从而形成各种利益团体。陈良宇正是通过打网球，加强了上海帮之间的感情联络，也得以认识了郁知非、刘红薇等这些日后和他休戚相关的人物。而这些人，也就构成了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时下属的小兄弟的骨干。最后也是这些人，随着陈良宇的倒台，一起走向人生的深渊。
陈良宇学打网球，而且以打网球为潇洒，导致他以后对体育运动一往情深。殊不知，却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很深的祸根。纵观陈良宇最后倒台，被作为腐败证据而拿下的原因不外是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帮的江湖义气，一是弟弟陈良军和儿子陈维力，其三就是打网球引起的体育热。
陈良宇当上区长，不仅换了行头，也换了爱好，舍乒乓而改打网球。乒乓和网球虽然都是体育运动，却并无相通之理。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朋友，身材不高却魁伟壮实，风度出众，尤其是一手网球打得相当漂亮。因此陈良宇就认识了这个日后上海滩的新一代闻人郁知非。虽然没有拜师，却是郁知非带他入门网球的。
郁知非一九五二年出生于上海黄浦区，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出身于“上只角”的正宗上海人。十七岁时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 。一九七八年回到上海后，边学校边工作。一九八三年创办了黄浦区下属的三灵电器厂 ，开始生产低档洗衣机。郁知非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因此在陈良宇当区长的时候，这家生产洗衣机的工厂已经有相当规模。三灵电器厂一九八六年推出上排水双桶洗衣机，具有上排水兼淋浴功能，满足了无下水道用户的需要，一九八八年又生产微电脑控制全自动洗衣机。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之间，累计生产洗衣机七十四万台，占到上海市生产洗衣机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八。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因此八十年代，正是家家户户购置洗衣机的黄金时代。当时差不多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那么一两家辉煌一时的家电企业，因为生产洗衣机而积累大量资金。因此郁知非虽然当时还不算闻人，但是在黄浦区，也算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尤其是他属下的三灵电器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当时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资金，都可以由郁知非任意动用，不像国有企业一样有许多婆婆部门管着。
郁知非虽然身高不到一米七十，但是魁伟壮实，非常有绅士风度。尤其是他巧舌如簧，口才极好，善于走上层路线。二零零六年，黄浦区一个知道内情的干部曾经对采访记者这样描述郁知非：“郁知非善于社交，口齿伶俐，在领导那里非常兜得转。 ”一位和郁知非有过不少接触的上海市官员这样评价：“郁知非做事情非常干练，敢想敢做，一方面因为他个人性格比较豁达，另一方面后台也很硬。 ”
当然，郁知非的后台，也不是先天硬起来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三灵电器厂还是初创阶段，郁知非得知中日围棋擂台赛要到上海来举行，就经过《围棋月刊》一位编辑介绍，主动与上海体委联系，愿意赞助这次比赛。郁知非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年轻有为、一身干练(与日后体态发福的形象完全不同)。为了让上海所有的媒体都要报道擂台赛，郁知非坚持赛前要开记者会，而且对记者实行“物质刺激”，即赛后凭有报道的报纸可领取一条电热毯。仅此一例，便可看出郁知非作为企业家善于经营的一面 。
郁知非认识陈良宇的时候，正好是他创办的三灵电器厂申花牌喷淋双桶洗衣机获国家优质产品银奖（一九八八年）。陈良宇觉得郁知非这个人给黄浦区挣了面子，因此特地以区政府名义，表扬了郁知非。而郁知非也非常看好这位年轻的区长，因此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和网球场上的师友。这也是陈良宇第一次以政府官员的身份，结交商人。对于郁知非来说，有这样一个身为黄浦区区长的兄弟，对于他的事业，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说，他日后成为上海滩闻人，主要来源于陈良宇对他的帮助。
对于陈良宇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番境地。他第一次尝到了有商人朋友的味道。郁知非虽然魁伟粗壮，心思却十分细腻。陈良宇有什么小麻烦，他悄悄地就给帮助解决。陈良宇身为区长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他作为商人出面正合适。兄弟义气并不是虚无的，恰好是在双方利益的交汇点上，陈良宇和郁知非情同兄弟。日后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大学毕业，就是由郁知非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加以培养。这是后话。
陈良宇也正是通过郁知非，开始享受到了那种顶级的奢华生活。向郁知非学习打网球开始，郁知非就开始带他出入一些顶级的休闲场所。向来骑着自行车，过着简朴的上海草根生活的陈良宇，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桑拿，什么是异性按摩，什么是私人会所，什么是顶级享受。有一次，郁知非带陈良宇悄悄到江苏台商的一个私人会所，享受了一次双人水床按摩。陈良宇回来之后，竟然好几天失魂落魄，神不守舍。这种超级的性享受，使得他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郁知非作为陈良宇网球场上的半师半友，又是第一个贴近陈良宇，为之解决小麻烦的商人，在陈良宇登上市委副书记宝座之后，心花怒放。陈良宇的步步高升，也使得他的三灵电器厂无形之中多了一把发展助力。因此郁知非立即和陈良宇商量，如何把三灵电器厂做大做强。
郁知非是个举重若轻的聪明人，他自己很少直接管理企业，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国外旅行，寻找新产品和发展商机上。但是，三灵电器厂仅仅是一个区属的集体小厂，既没有政策空间，也没有经营范围空间。也就是说，三灵电器厂的性质决定了郁知非只能靠生产电器挣钱。这是当时的政策所明确规定的事情。
一九九二年七月，陈良宇人在英国，却通过遥控，帮助郁知非搞到了上海经委的一个批文。该批文声称会同上海市建委、市浦发办、市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同意上海黄浦区三灵电器厂采用多角化经营的方针，抓住支柱产品，发展主导产品，涉足第三产业，逐步过渡到产、销、科、贸、商等形式组成的集团化企业模式的企业发展总体规划。说得非常复杂，也很好听，其实是给三灵电器厂从现行的工商法中打破一个缺口，让它任意发展。这完全是一种特权行为。但是在中国的官场中，却经常可以把一种违法的特权行为，描绘成创新。但是任何时候又可以因为政治需要，而把一种创新，说成是违法。
陈良宇当上市委副书记后不久，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又亲自督促上海市经委和黄浦区给三灵电器厂联合发出批文，同意该厂改为上海申花（集团）公司。三灵电器厂改名之后，郁知非立即投入了一条与电器无关的生产香烟过滤嘴的聚丙烯丝束项目。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陈良宇以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为郁知非的“上海申花卷烟滤嘴材料公司烟用聚丙烯丝束项目”竣工典礼剪彩。官商结合的特点，殊为明显。
当然，陈良宇和郁知非的交情，还不仅仅在于对企业的关注上。更引人瞩目的，自然是由于两个人共同的体育爱好，使他们联手打造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并把郁知非抬上了上海滩闻人的宝座。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灵电器厂就和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上海足球一队签署了共建“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协议书。这就是所谓郁知非以二十万人民币的代价将上海足球队从广东顺德神州热水器厂购回的说法。其实从一九九一年四月起，郁知非的三灵电器厂不过是以每年二十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取得了上海足球一队的冠名权。离真正的体育品牌运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九九三年底，陈良宇和郁知非达成一致意见，借鉴国外职业足球的办法来运作上海足球队。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成立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由郁知非担任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孙春明任总经理，聘请徐根宝任总教练。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后，上海足球队在行政关系上与上海市体委脱钩，上海足球队完全隶属上海申花（集团）公司。这一运作，当然完全是陈良宇在幕后操刀，大刀阔斧地变更足球队的体制。否则官本位的上海市体委也绝对不会把上海足球队完全让给一个企业。
申花足球队因为体制的变化，也显得非常有活力。恰好陈良宇虽然官居高位，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迷。一位熟悉申花队的人士最近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陈良宇酷爱足球，几乎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会到现场观看，甚至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 ”
陈良宇不仅是一个球迷，而且还直接插手球队的事务。他经常跑到申花足球俱乐部大放厥词，要求申花足球队夺得全国甲级联赛的第一名。据徐根宝回忆说，陈良宇和龚学平多次对申花足球队提出要求：“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 ”这从客观上给总教练徐根宝和队员带来很大的压力。陈良宇在上海申花足球队成立的前几年中，可谓事事关心，处处鼓励，的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徐根宝心里明白，但是又不能明说。偌大个上海市委副书记亲自抓一支足球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申花足球队主场以三比一战胜了山东泰山足球队，获得中国甲 A 联赛冠军。这是上海足球队在经过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陈良宇兴奋异常，不仅亲自跑到黄浦体育馆去观看了比赛，赛后还亲自到五角场的白玉兰宾馆，主持为申花足球队的庆功晚会。
他在会上激动而张扬地说：“申花队夺冠使上海人民非常满意。足球改革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龙头。申花队的成功反映了机制和体制改革上的成功。体委与俱乐部，体委与球队，俱乐部与球队之间关系协调，是俱乐部走向成功的关键。同时，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光有金钱是得不到冠军的。两年来我一直重申，不管输赢，足球场上都应该有压倒对方的气势。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要有优秀球员，不能有特殊球员。比赛要夺冠，首先是训练要夺冠。”
把足球改革当成上海改革开放的龙头，这是陈良宇有意夸大足球的作用，帮助郁知非提升申花俱乐部的份量。当然，这也是他为自己的政绩贴金的好办法。
陈良宇还亲自督促黄浦区和申花足球俱乐部安排了七套住房，分配给夺得冠军的球队，其中一套专门奖励给主教练徐根宝。申花足球队夺取甲 A 联赛冠军之后，在随后的足协杯上输给了山东泰山队。陈良宇又特意和徐根宝进行私下谈话，批评他夺取甲 A 联赛冠军后应酬太多，又过早出版了一本叫《根宝如是说》的书 。
一九九六年，上海申花足球队没有取得甲 A 联赛的冠军。于是申花俱乐部在陈良宇示意下，准备聘请外籍教练。徐根宝不得不离开上海申花足球队。但是此后若干年外籍教练每年都换一个，申花足球队的成绩却越来越差。一九九九年，巴西籍的拉扎罗尼任申花队总教练，申花队仅获当年甲 A 联赛第五名，这是申花足球俱乐部参加甲 A 联赛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这种局面，也和陈良宇、龚学平等插手足球发展过多有关。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申花足球队产生厌倦，因此和毕胜一起退出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独立成立了胜力通广告公司。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申花集团进行改组。在陈良宇的直接干预下，上海申花（集团）公司分成二大板块，即体育板块的上海申花足球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板块的上海申花电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其实已经是为日后郁知非退出申花，打下了伏笔。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申花足球队主场比赛结束，郁知非潇洒地挥别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在随后的几天里，陈良宇的亲信王成明接替郁知非担任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上海文广集团接替申花集团，成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东家。楼世芳成为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新总经理，申花队也从使用了七年之久的江湾基地搬到了崭新的康桥基地，在硬件设施上达到世界一流俱乐部的水平。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上海帮挤走了学者市长徐匡迪，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之际。两者之间相对照，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郁知非的所谓退出申花俱乐部，也是一种作秀而已，因为他仍然实际掌握着申花俱乐部的不少股权。在此后的资产经营中，郁知非将申花俱乐部的全部股份转卖给上海的新世界集团、巴士实业、久事、申能集团、国际信托、新高潮和华生化工六家业绩显赫的公司，总价达四亿元人民币。这样，郁知非除了从一九九三年以来六年的经营成本二至三亿元，净赚了一亿多近二亿人民币。而且股权转让后，还免费留下了“申花”这个金字招牌，继续为申花集团的经营起到免费广告的作用。
从收购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这些企业看，基本上都是上海的官办公司。新世界本身就是陈良宇一手组建起来的，巴士实业是上海交通局的，久事公司是上海财政局直属的投资公司，和陈良宇的关系更是复杂。所以郁知非的所谓资本运作，也根本离不开陈良宇在上面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郁知非在申花足球队的赛场上谢幕之后，受到的评价甚高。中国足协发表官方评价说：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八年中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做出了巨大贡献。 ”多家报刊把郁知非称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制度的“教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良宇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介入有这么深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郁知非不过是在执行陈良宇的意志罢了。郁知非虽然和陈良宇是铁哥们，但是毕竟不过是一个商人。当陈良宇的官越做越大，并逐渐成为上海帮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郁知非自然对陈良宇是言听计从，好比是老鸨手下的一个大茶壶一般。所以与其说郁知非是足球教父，勿宁说陈良宇才是真正的足球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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