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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以贩卖女人为业的流氓
贩卖人口的流氓在旧上海有很久的历史。此类流氓共有两种:一种专贩男孩,暗语叫“搬石头”;一种专贩女孩,暗语叫“摘桑叶”。专贩男孩的后台老板是前海宁路虹口汇司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参加青红两帮,共有徒弟2000多人,与虹口吴淞路潮州三合会流氓勾结,贩卖人口。因为当时广东风俗,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生的儿子外,还往往领养一些男孩,给予同样教育,将来看谁聪明,办事能力强,即将自己事业的大权传给他继承,所以极大多数被拐的男孩都运往福建和广东转卖。
专贩女孩的后台老板是尤阿根,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也参加过青红两帮,有徒弟5000多人。他们拐到的女孩,有的卖给福州路会乐里高等妓院(俗称“长三堂子”),有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宁波饭店后面的十几家宁波妓院,有的卖给福州路浙江路广西路口一带的低级妓院,晚上被驱使在路旁拉客(俗称“野鸡”)。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利润,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擢升为总探长。此人因在1939年参加逮捕十几名苗族抗战分子,被人打死在扬子饭店门口。
法租界方面贩卖人口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有徒弟1000余人,他的后台是法捕房刑事科长范郎打(Valentin)。他们拐到的女孩子大都卖给黄金大戏院后面爱来格路(现柳林路)褚家桥一带,以及东新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俗称“么二堂子)。有的被卖给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到郑家木桥(福建南路)一边靠法租界一带的下等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兵(俗称“咸水妹”,英语Handsome的音译,意为“漂亮”)。这些被贩卖的年轻妇女大都是苏北籍,进行这种罪恶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
此外,还有一种流氓,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叫作“国际护照贩”。当时在反动派统治下,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年轻农民擅长石刻,女的缠足,被他们用“贩黄鱼”的方法诱骗去葡萄牙后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出卖石刻,受他们剥削;女的被他们带到法国马赛、尼斯等地去扭跳小脚舞。
当时有一个陈鹤明,温州人,拜杜月笙为师,在国内勾结青田县反动当局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邮船出司买办,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运人口的流氓及反动派驻葡、法两国公使馆人员,诱骗男女青年出国,从中渔利。此人神通广大,男女青年要出国每人一次付给伪法币450元到500元(那时美金1元只值法币9角),由他包办“旅费”(实际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火舱里,不买船票),并供给旧西装一套,每船每次最多运载20人,即可净赚每人200元。到了法车马赛港,由法国贩运人口的流氓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国首都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时期,再签署赴法游历证,这样可在法车居住3个月。男的到了法国,由当地流氓宣传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图章或刻人像,每块可赚5一25法郎。在3个月中,除了一切开支,每人平均可获5000多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每人平均可获3000到1万法郎。3个月期满,这些人重回里斯本,向中国使馆每人交付1500法郎,名叫“树上开花”。这样循环不已,轮番前往,五六年后回国。当时中国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常欠付使馆的经费,也都赖以维持生活。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行为危害很大:(一)有些男的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把在家乡仅有的房地产抵卖给别人,甚至把妻子“出租”给别人。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官,人格受到严重污辱。(二)他们在船上,被藏在煤炭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舱时间较长,室息闷死,尸体被丢人海中。(三)那时在法国有一些日本新闻记者,专门出资拍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污辱中国。
当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这事进行揭发和批评,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经南市警察总局局长文鸿恩亲自协助(不经过护照股),在南市王家码头寓所将陈鹤明逮捕,移解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判处徒刑五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意法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均受到严厉警告。从1936年起,这种影响国体的坏事才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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