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树红旗不管大寨造假陈永贵有汉奸历史

毛泽东树红旗不管大寨造假陈永贵有汉奸历史

“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因此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

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但结果上达中央之后，毛泽东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于是，如何对待大寨的粮食问题便转化成了对伟大领袖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这样一来，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便度过了政治危机而安然无恙了。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就没有陈永贵和大寨。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6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多么风光的陈永贵

陈永贵其实是这一流人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１９５５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兴亚会”是日本宪兵的情报组织，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在他的《谢振华回忆文集》这样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１９４２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展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

不妨先从1978年专家眼中的大寨说起。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

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

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

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

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

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

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