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上海人都同情卖淫的白俄女人

大多数上海人都同情卖淫的白俄女人

旧报纸的报道：上海的夜总会脱衣舞业务最终被白俄女人垄断了。

在上海的白俄女人大多数最后都走上这样的路了吗。

1949年4月，在霞飞路，一个住在牛奶公司对面的林肯公寓里的白俄女人，在凤雨中冲向迎面而来的有轨电车，自杀了。

这白俄女人，四十多岁，模样儿是顶秀气，标准的俄国人的脸容，金髪高鼻梁大眼睛，与周围的上海人也能够说几句上海话，‘阿拉上海人’。周围人都叫她为娜大沙，当时上海人对俄国人，女的都是娜大沙，男的都是别留斯基。

与中国女人不同，这娜大沙终年穿长裙，当然就有几个纨绔子弟在研究她穿不穿内裤，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娜大沙的生活来源是不大正经的。

一声惨叫，娜大沙倒在有轨电车路轨上，听到惨叫声音围过来的人们为她难过，为她惋惜，一个白俄女子就这样走完了她的一生。

上海人都知道，这些白俄女人，俄国革命前，她们的家庭在俄国可能是贵族，可能是高官，可能是大庄园主，可能是大资本家，现在她们流落他乡，而这他乡也将……...。

这个白俄女人不是卧轨自杀，是冲向迎面而来的有轨电车，这女子为何有这等的剧烈的悲惨的勇气，这是她艰辛的一生的愤怒，这是最后的爆发。

周围的女人哭了，戴帽子的男人都拿下帽子低头默哀了。

旧申报曾经这样描写出了白俄移民的苦难之路：许多白俄都曾有一个美好的过去，所以十分依恋旧日往事，在寂寞的午夜，他们往往怀着一腔幽怨，约上几个同伴，走进日益热闹的俄国菜馆或者酒吧间，去喝劣等的麦酒，直到酩酊大醉，才带迭带跑的走出去，也有些许白俄，喜欢独自坐在阴暗的角落里，一声不吭的喝着咖啡，追想沙俄时代的光荣历史和眼前的沦落，他们高兴时也会和侍女调笑，难过时便会痛哭一场，内心的追怀，悲哀和痛恨，使他们常常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浪漫悲剧......

报纸的描述的非常传神：在霞飞路的一些小酒吧里，他们很乐于告诉一些好奇的询问者，他过去曾是一个食禄万钟的公爵，或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或者是一个曾在银驹宝辇上驰骋过皇家大道的贵族夫人......接着，他会用以往的神往的神情，最细腻的叙述描述当年生活的美满，甚至，有的白俄不待别人的询问，在把盏微醺之余，通红的脸支着后脑，便会喃喃自语，捕捉那逝去的荣誉，有时甚而野火般的愤怒，击着桌子，破口大骂苏维埃政权，他们常常纵情于酒，尤其爱好中国的白干，但他们大多怯于交际，这也许是他们自惭形秽，也许是因为唯有在孤独里，才能尽情的重温美好的旧梦吧......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上海便已开始有从东北移居来的白俄，但大批涌来则是在30年代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已成为世仇。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样，住在东北地区的那些白俄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于是陆续举家向南迁徙到了上海，这便使上海的白俄人数剧增到三万多人。这些无国籍侨民对当时上海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些白俄绝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阳路、岳阳路那一大片狭长的地区之内。另有一小部分则住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内的虹口提篮桥一带。

至今在卢湾区和徐汇区还能找到白俄留下的遗址，那便是普希金纪念碑和两座东正教教堂原址。

坐落在现在岳阳路、汾阳路交会处的普希金纪念碑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无国籍俄侨征得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后集资建造的。“文革”中被砸毁轰平，后又按原样重建，俄罗斯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沪时曾专程去碑前敬献花篮。

坐落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上那座拜占庭建筑风格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是1936年由俄侨集资兴建的，专供居住在周围的同胞来望弥撒，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带并无高楼，因此老远便能望见那五座漆成蓝色的圆形尖顶，尤其当傍晚被衬映在绚丽的晚霞中时更是好看，成为法租界这一地区中的一道景观。

上海的白俄中除了中小贵族、大庄园主和帝俄官兵以外，还有一些是知识分子和原来的商人。

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帝俄时代的艺术家，他（她）们在上海已不可能再有机会登台献艺，但还能靠着自己的技艺在异国他乡谋生。

于是上海开始有了教授芭蕾舞的教师，她们都是帝俄时代的芭蕾女演员，当时上海不少讲求“洋派”的家庭纷纷把女儿送去学习芭蕾。中国第一代专业芭蕾演员大多出自那些白俄教师门下，其中也包括以后成为“大师级”的那几位女舞蹈家。

还有一些音乐教师，专为中国孩子教授小提琴、钢琴和其他乐器。

人像摄影师夏浮斯基在当时上海上层社会中是个有名人物。他在法租界迈而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上开了一家摄影室，专拍艺术人像照片。由于他拍出的照片确实不同凡响，因此虽然收费极其昂贵，那些豪门、高官和财主家的太太、小姐们仍是趋之若鹜。他对自己的作品也从不粗制滥造，规定每天只接待二到四名顾客，因此有不少顾客必须事前预约并且等候上一段时间才能得遂所愿。

除掉那些自由职业者，也有不少白俄是经商开店做老板的。当时霞飞路中段—带(从现在的襄阳南路向东至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业中心地段，而由俄侨开设的各种店铺又占了相当的比重，有珠宝店、服装店、饰品店、鲜花店、钟表店、呢绒店、渔猎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其中更多是和饮食有关的店家：俄菜馆、咖啡馆、糕饼店和酒吧。这些店铺的业主大多是原来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犹太族裔居民，他们在帝俄时代便一直受到歧视和迫害，十月革命之后，依旧受到歧视和排斥，为了寻求生存之路，他们才长途跋涉逃亡到中国来。他们与来自中东地区的赛夫拉迪姆犹太人和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有所不同，在上海仍被看作白俄。

在上海的两万多白俄中，从事自由职业和开店经商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其余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还是不甚高明的。

他们中的男性除掉那些拿枪杆的，其他人大多是当餐馆侍者、看门的、厨工、酒吧琴师……有些年老力衰者便拉着手风琴或小提琴在街头卖艺乞讨，所奏的乐曲大多是俄罗斯音乐家恰可夫斯基和罗姆斯基·柯萨柯夫等人的作品，有时也奏俄罗斯民歌，如《伏尔加船夫曲》等，所奏的这些乐曲都表达了他们对故国家乡的眷恋之情。

当时上海市民给那些白俄中的穷人起了个名称：“罗宋瘪三”，并且逐渐由贫穷阶层引伸到所有白俄侨民。这称呼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后由于这称呼有蔑视“苏联老大哥”之嫌，这才没人敢这样叫。

至于白俄中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与男性同胞相比便愈见低下了。在餐馆、酒吧等场所当女侍和在店铺中当售货员，是她们能找到的较好职位了，但由于僧多粥少，更多的人只能去当表演舞技的舞娘。而当舞娘也分成好几等，较高者在小戏院或游乐场里表演，较次者则在低级夜总会或酒吧中演出，最低档的便是在租界上某些隐蔽场所中跳脱衣舞，那就完全属于色情活动了，按照当时租界的法例，是要受到禁止和取缔的。

除掉上述那些职业，也有相当一部分白俄女郎当了妓女，她们大多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出生的。当时，两个租界都不禁娼，只要向巡捕房申领执照，缴纳捐税便可以开设妓院，因此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亚尔培路（今建国西路）一带开出了好几家白俄妓院，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霞飞路上的霞飞坊（今淮海坊）里，抗战胜利后关闭，改成俄式西餐馆。

上白俄妓院去的嫖客大多是住在上海的欧美侨民和外籍海员，中国人中只有极少数纨绔子弟会到那里去。那些妓院也分成等级，其中高等妓院中的“小姐”大多自称出自贵族门第，是某某公爵、伯爵或男爵家的小姐，妓院中的鸨母也都自称有贵族身份，是某某伯爵夫人或某某女男爵等。且不论这些身份是真是假，想到自己有可能和一位真正的贵族女郎春风一度，有不少男人都会趋之若鹜地登门寻欢的。

和上海以至全国的中国妓院一样，那些白俄妓院也是由黑社会控制着的，不同的是控制着那些白俄妓院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本地的白俄黑社会人物。

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上海曾有过一个白俄的黑社会组织存在并进行活动，组织的名称叫“俄罗斯总会”，会址在现在的汾阳路上。组织的头子是帝俄时代的骑兵上尉蒙索洛夫伯爵。这个组织除了控制白俄妓院，向白俄开设的各种店铺勒索“保护费”之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还依附于日本黑龙会设立在上海的间谍机关“井上公馆”，为他们在租界内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同时又贩卖军火，把日本军队废弃不用的旧枪械和弹药贩卖给上海郊区的各股土匪。这个白俄黑社会组织在抗战胜利后销声匿迹，其中的头儿们不知所终。

其实很多白俄出到上海的时候，当时沙俄旧币没有作废，很多人还能用1个卢布兑换1元3角银元，随着苏俄政府发行新币，这些旧币大都成为了花花绿绿的废纸，很多白俄旧货店店主还把这些小纸片当作小玩意出售。

虽然不少初到上海的白俄贵族还保持着昔日的派头，哪怕是喝凉水，啃白面包都不失贵族的风范，但是当残酷的历史挑破了他们的幻梦之后，旧军人成为了工部局的雇佣军或者黑社会的打手，旧贵族甚至有人沦落到偷窃和收残羹冷炙为生，比如直到40年代初，还有一个前沙俄将军在瑞金二路门口沿门托碟，专门收拾人们的残羹冷炙。

之所以沦落如此，要在上海找到工作，白人要会说英语，但是大部分俄国移民不会说英语，所有难民在抵达上海的时候都已经身无长物，他们大多数是前军人以及前军人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没有其他工作技巧，因此首先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在30年代，在上海定居的白俄移民中，从大学教授到舞场乐师，从娼妓到看门保安到小摊小贩不一而足。

在花光了积蓄之后，以前的军官多半从事保安、民兵、私人保镖的工作，贵族们做的主要是教授，家教，法语老师，女性需要在发廊和舞厅兼职。由于男性的养尊处优和大男子主义，相当多的白俄流亡者的生计，需要由女性来承担。经过大暴乱的俄国留下了大量失去家人，没有依靠，生活没有着落的女人，白俄妇女要承担三项重任：抚育儿女，养育失业或者半失业的丈夫。她们来华之后，或者给欧美家庭担任佣人，或者做工，或者接缝纫的活，还有的直接进入舞场卖笑，堕入风尘。

30年代的哈尔滨、上海和北京等地，俄国姑娘就是白人娼妓的意思。那个时候，上海大大小小的歌舞厅似乎都被白俄艳女垄断了，她们特有的金发高鼻和缤纷的霓虹灯广告，成为那个时代上海夜生活的全部代表。据统计，在16岁到45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22％的在从事性服务。在当时上海非常混乱的许多俱乐部，脱衣舞业务最终被白俄女性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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