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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个导演“艰辛探索”就会重来
转载这文章。这文章的作者说得好，‘只要有个导演“艰辛探索”就会重来。’
上个世纪未，很多引领时代的人预言，只要人人上网，中国就能进入信息化时代，文明社会离我们就越来越近，如今，当我们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时，却发现文明社会离我们依然还很遥远。所谓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虽然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财富，甚至香车美女和奢华的享受，然而当疫情袭来，沉渣泛滥，抓人游街，抽人耳光，逼人下跪的消息层出不穷，让人失去尊严的表演轮番上场，看来这个社会只要时机温度合适，昔日的“艰辛探索”随时卷土重来。
“艰辛探索”会不会再来？倘若土壤还在，种子还在，倘若遇到合宜的温度，很快就能发芽茂盛。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艰辛探索”会不会再来只是需要一个导演，中国从来不缺“艰辛探索”的演员，一旦开始“艰辛探索”所有人都会登上舞台。那场大浩功如果都是受害者，不可能酿成那么大的悲剧！实际上，“艰辛探索”还没有走完，许多人一直心怀念想。
年前，远在异国他乡的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说起54年前的那一天，也是一年里最冷的三九天，是个星期六，天阴沉沉的，晚饭后，家里来了一伙棒老二，用一个通宵来抄家，抓走了妈妈，又抓走了爸爸，罪名都是莫须有，家里留下一个上班的大哥和九个还未成年的兄弟姐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都无人过问......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却一直忘不了那个日子，忘不了给普通人带来空前灾难的“艰辛探索”！
文坛巨匠巴金被称为中国文人的良心，晚年所写的《随想录》、《真话集》等忏悔文章，处处可见这位老人晚年对那个“艰辛探索”的深刻反省以及对自己无情的拷问，其发自肺腑的忏悔之言让从未经历过的后辈都难以忘怀。巴金晚年的忏悔名言是“对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表演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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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有人发现，中国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但巴金却在那个“艰辛探索”结束之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这才是巴金最为可贵的地方。
在《随想录》《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最初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接拷问自己，对自己随大流撰写的批判文章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极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风去世后，巴金写下了《怀念胡风》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批判胡风的文章，表达出无以复加的痛悔之意。巴金坦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艰辛探索”作为一场人神共愤的大浩劫，虽然过去50多年了，时至今日，许多人并没有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在小心翼翼的守护着“艰辛探索”的禁区。更为重要的是，那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艰辛探索”的基因土壤依然存在，“艰辛探索”的遗毒常常以不同方式在神州大地泛滥肆虐。
过去50多年，对那个“艰辛探索”的反思还远远不够，绝大多数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里，要么腐烂在人们的记忆中，老一辈三缄其口，新一代不求甚解。那些在“艰辛探索”中出尽风头的主角配角，许许多多后来又变成了受益者。
作家秦牧曾感慨：“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毁掉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发疯的年代，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无人不卷入其中，每个人都躲不开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甚至被打死的噩运。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空前绝后的誓死效忠，五花八门的各种罪名，几乎没有一个人逃得过去躲得过去。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或被定罪。
在那个“艰辛探索”的岁月，鼎鼎有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流，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了走上绝路。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这位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玲，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作家，这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作家，1966年8月24日深夜也在西城太平湖找到归宿。
“艰辛探索”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浩劫，虽然过去50多年了，但“艰辛探索”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那种誓死捍卫上下联动的舆论氛围依然存在，那种封建王朝延续下来的循环互害模式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艰辛探索”虽然过去5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真正远离那场大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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